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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的救命恩人

金庸的救命恩人

作者: 东海一族 | 来源:发表于2017-06-08 15:44 被阅读0次
    金庸的救命恩人

    金庸一生中,遇到过不少贵人:

    如果不是表兄蒋复璁帮忙,介绍其进入中央图书馆做图书管理员,1944年底被中央政治学校勒令退学的金庸,只怕要流落街头;

    如果不是同机的《国民日报》社长潘公弼的慷慨解囊,1948年3月初抵香港时身无分文的金庸连乘船坐车去《大公报》的车船费都拿不出来;

    如果不是《新晚报》编辑罗孚的软磨硬泡和霸蛮拉稿,也就不会有金庸武侠处女作《书剑恩仇录》的诞生……

    但是,在一众贵人中,有一人,算得上是金庸的救命恩人,他就是金庸中学时的校长张印通先生。

    金庸的救命恩人

    1936年,金庸在龙山小学堂毕业,考入嘉兴中学,第一次离开故乡小镇,踏上求学之路。

    嘉兴中学原来是嘉兴府学,清末废科举建学校,改为府中学堂,民国后改称浙江省立第二中学、嘉兴中学(现为嘉兴一中)。自1931年起担任校长的张印通曾留学日本,以为人正直、廉洁奉公、办学有方而誉满乡里,深受师生和社会各界的爱戴。

    嘉兴中学是个读书的好地方,可惜烽火乱世往往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八一三”的炮声又响了,上海已是硝烟弥漫,嘉兴、海宁地近前线,都进入了战区。8月中旬后,嘉兴频频遭到日军空袭轰炸,人心惶惶,纷纷逃难。在敌机的不断轰炸侵扰下,多数学校被迫停办解散了,校长张印通把学校迁到嘉兴北部的新塍镇继续上课。

    11月5日拂晓,20万日军从杭州湾金山卫、全公亭一带登陆,大肆烧杀,嘉兴危在旦夕,金庸的家乡海宁更首当其冲。有家可归的学生自行回家或由家长接走了,而包括金庸在内,还有数百名家乡已处于危险境地的学生留在学校,无处可去,陷入一片混乱。

    一边是来势汹汹的敌人,一边是数百名无家可归的学生,怎么办?就在这强敌压境、千钧一发的时刻,校长张印通表现出了无与伦比的坚定与勇气,毅然做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带领学生南迁!

    这是一个十分艰难的决定,此时的张印通,面对的是前途艰辛莫测和学校经费不足的难题,加上时间迫在眉睫,他甚至都顾不上安置自己的一家老小,就毅然挑起了重担,带领不愿做亡国奴的师生南迁。

    在做了一天一夜极度紧张、繁忙的准备工作后,11月11日,张印通带领全校师生匆忙离开新塍,踏上了千里流亡之路。

    11月19日,嘉兴沦陷。

    对张印通一行数百人来说,这是一段艰苦万分的流亡之路:从新塍出发,经乌镇、练市、余杭、临安到达于潜,最初是坐船,后来水路不通了,只好步行,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到于潜小驻,本来打算上课,却传来11月24日杭州沦陷的消息,只好起程南行。过分水,到桐庐,半夜里,学生们在睡梦中被叫醒,匆忙集合出发,队伍刚刚走过浮桥,身后火光熊熊,浮桥烧断了。走出二三十里,天色微明,歇下来吃早饭。老师这才告诉他们,昨夜宿营处,日寇逼近时不过一二十里,真是惊险万分,可以说是冥冥中躲过了一劫!

    这班学生大多数都不过十四五岁,最小的只有十二岁,金庸当年十三岁,还有女同学。每人身上都背着棉被、简单几件换洗衣服等行李。没有交通工具,完全是徒步跋涉,一般每天只能走五六十里,颠沛流离,步履艰难。

    张印通校长和师生们同行、同吃、同住,每到宿营地,都是稻草在地上一铺,就地而卧。吃得非常简单,金庸和同学们常常买三个铜板的山芋充饥,吃上一只粽子就是一顿奢侈的美餐了,所以后来在他笔下,湖州、嘉兴的粽子是天底下难得的美味。

    在艰苦的流亡途中,老师仍然抓紧时间给学生上课,没有教室、没有课本、没有学习用品,他们就在树荫、屋檐下,老师凭着一块很小的黑板来上课。

    就在这样前无定所、后无接济,经常挨饿受冻的艰难困境下,当张印通闻讯嘉兴县立女子中学师生在流亡途中解散了,他立即设法把这批学生找到,作为嘉兴中学的借读生接纳了她们。

    这支流亡队伍走到金华时,当时驻扎嘉兴的国民党淞沪前线总指挥张发奎闻讯,被张印通带领师生艰难南迁的事迹所感动,派高级参谋驱车赶来,送大洋一千元作为学校经费用。张印通让队伍停下,当面接收了这笔赠款。

    他们徒步跋涉近两个月,吃山芋,睡泥地,行程千里,历尽艰辛,经永康、缙云,终于在1937年12月下旬到达丽水碧湖镇。没有一个人掉队,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在艰苦的流亡路上,曾有教师力主解散学校,让学生自谋生路,学生人心浮动,不知所措。关键时刻,张印通召集全体师生讲话,他说:“只要有我张印通在,我就要对学生负责,坚持到底!”话语铿锵,掷地有声!

    若干年后,当金庸写郭靖守襄阳时,那一番“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英雄气概,是否让他想起了当年张印通校长力保全校学生的壮举?!

    为了感激张印通校长带领全校逃出沦陷区的劳苦功绩,师生们将一枚张发奎所赠的银元,加工制成纪念章送给他,上面镌刻了“甘苦同尝”四个字,还举行了一个简单却意义深重的仪式。张印通在答谢时说:“在我的一生中,有两件事情是最值得我纪念的,一件是学生时代曾获得计仰先先生的一枚奖章,另一件就是今天了。”

    金庸的救命恩人

    如果说,举校南迁,救数百学生于水火之中,为国家保全了一批宝贵的青年栋梁,显示了张印通作为一名教育家的慈悲和担当;那么,“壁报事件”,可说张印通对金庸有救命之恩。

    1939年6月,金庸从浙江省立临时联合初中毕业,下半年,他进入浙江省立临时联合高中,校长依然是他所熟悉、敬爱的张印通先生。

    1940年,金庸在学校壁报上发表一篇文章,名为《阿丽丝漫游记》,结果引得围观的同学拍手称快。原来,金庸文中描述阿丽丝小姐在联高校园遨游时,忽见一条色彩斑斓的眼镜蛇东游西窜,吐毒蛇,喷毒汁,还口出狂言威吓教训学生。

    联高学生一眼就看出了“眼镜蛇”影射的是学校的训育主任沈乃昌,他戴一副眼镜,“令人讨厌,不近情理”,到处监视学生的一举一动,让师生视同蛇蝎,难怪金庸以“眼镜蛇”喻之,一时大快人心。

    “壁报事件”一出,沈乃昌勃然大怒,要将金庸开除出校。这对金庸来说,不啻一个晴天霹雳,当时他是个举目无亲的穷学生,在校期间完全依靠“战区学生救济金”中的甲种救济为生,学杂费全免,所有外穿的制服、书籍、伙食全部国家供应,每月发几元零花钱,可以买纸张、文具用品。一旦被学校开除,不但失去了继续求学的机会,连吃饭、住宿的生活也发生问题。

    就在这艰难时刻,又是张印通校长挺身而出,从中周旋,终将“开除”改为“退学”。金庸后来一再提起这件事:“我因壁报事件被学校开除,张校长曾极力为我争取较轻的处分,但那位训育主任是国民党分子,全力凌驾于校长之上。后来张校长努力帮我转学,这份大恩大德对我一生影响极大。”

    可以说,如果能用心拍一部好电影的话,张印通的光辉事迹绝不亚于《辛德勒的名单》和《血战钢锯岭》。虽然,真正的英雄容易被国民所遗忘,但还是有人选择了铭记!今时今日,张印通先生的铜像仍屹立在嘉兴一中的校园内,下面有金庸的手书:

                            敬爱的张印通校长

    学生金庸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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