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句话说得好：鸟不需要懂空气动力学才能飞翔。对，从生物学的视角看，每一个物种的特性，不管多么神奇巧妙，都不是它自己设计的结果。它是两种原因的合力：自然选择和基因突变。
苏力老师虽然在《大国宪制》这本书里没有明确引用生物学原理，但是我读下来之后，这本书的妙处恰恰是，看待一个文明发展的视角，契合了生物学看待一个物种发展的视角。中华文明也是环境中的一个物种，它变成今天的样子，也是自然选择、基因突变两种类似力量的结果。
先来看自然选择因素。一个特定的环境会对里面的物种形成相同方向的进化压力。举个例子，鱼、鲸鱼、海豚，都是水里游的，体型和游泳的姿势也差不多。但是，它们在亲缘上其实非常非常远。鲸鱼、海豚的近亲，你猜是谁？是河马或者是猪。
这个例子说明什么？说明不管你这个物种原来是怎样的，只要到了特定的环境中，承受具体的选择压力，时间一长，物种的性状就会向对抗这种压力的“最优解”逼近。鲸鱼是哺乳动物，是在陆地上进化出来的，但是只要你进了水，就得像鱼一样，长出流线型的身材。
文明的进化也承受着类似的压力。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在东亚这片土地上生活，要想对付北方的游牧民族，农耕民族就必须抱团抵抗。在那样的社会条件和技术基础上，想要成功抱团，组建超大国家组织，你就必须演化出一系列制度设计。这就是我们最终看到的中国。
那是不是说，中国这个大国就只是环境压力的产物呢？也不是。至少印度和我们面临的环境压力是类似的，也是农耕社会，也是面对来自北方的入侵压力，但他们就没有成功地演化出一个大国，而是一次次地被外来民族征服。谁先来，谁就倒霉，被压在社会的底层，最终就形成了今天印度那么繁复的种姓制度。
所以说，中国这个大国的形成，环境不是唯一的原因，祖先的创造性、特定人物在关键时刻起到的作用也不能忽视。这种创造性，对应到生物学上，就是物种演化的另一个原因：基因突变。
比如西周的周公、比如秦始皇、比如汉武帝，等等，他们的出现，他们展现的强力意志和个人的创造性，都是这个文明物种的基因突变，他们在关键时刻做出的关键行动，扭转了、或者是强化了某个文明演化的方向。最后的结果就是，中国文明的很多制度特征就成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
我举个例子。同样是君主制度，中国的皇帝制度和欧洲的封建君主制和罗马帝国的皇帝制度，就完全不一样。
罗马帝国的皇帝，是元老院制度的一环。欧洲中世纪的君主，它是贵族制度的一环。而中国的君主，秦始皇发明“皇帝”这个词，是什么时候？是在他统一天下之后，就是封建贵族制被彻底连根拔掉的时候，所以，他没有这些配套的要件。所以，中国的皇帝有一种超然性。它不是任何一种力量和利益的代表，它超越于一切族群、阶层和具体的利益之上。
从一个细节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很多西方的君主的标准像是军装照，可是在中国呢？皇帝的正式礼服不可能是军装。如果不是开国时代的皇帝，像明朝的正德皇帝那样，任命自己当大将军，要带兵打仗，就是打了胜仗，也会被认为是胡闹。
那为什么要这么超然呢？是为了完成两个使命，两个西方君主没有的使命。
第一个使命是作为精英政治的枢纽。
我们前些天讲过，精英政治，是中国古代非常独特的政治模式。官员的选拔和任用，不是靠血缘，而是靠科举，来挑选全国的精英。但是你想，既然都是精英，又不讲血缘，那谁能服谁啊？一旦有不可化解的矛盾怎么办？所以就必须有一种绝对的权威，来协调他们的矛盾。
中国古代对皇帝的要求是“兼听而后独断”，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的意见你都得听听，但是最后，你得拍个板。因为你是皇帝，你拍了板，任何人都无法再提出质疑。
分析到这儿你就明白了，皇帝制度不是一种简单普通的君主制，就是一个家族靠暴力征服了天下，然后代代相传。皇帝制度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其实还有另外一重独特的意义，就是：如果中国要在农耕时代就搞超大型国家组织，就必须有官僚系统，官僚必须是来自民间的精英，这些精英能够组成一个政治系统，顺利运转，就不能缺了皇帝这个权威的仲裁者。皇帝是官僚制度的枢纽和要件。这是中国皇帝制度独有的特征。
中国的皇帝还有第二个使命，就是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言人。
你可能会说，扯吧？中国的皇帝制度多野蛮，多残暴，多自私啊。他怎么还能当公共利益的代言人呢？没错，按照现代政治的标准，皇帝制度当然野蛮残暴自私。但是在古代农耕社会，没有国旗国徽议会，每个人又都有自己分散的村社共同体的认同。除了皇帝，没有任何人能够代表公共权力啊。
单看中国皇帝可能还没啥感觉。但是横向一对比，你就明白了，一个强大的公共视角有多重要。
人类古代社会，各地都会有一些大工程。但是，世界其他地方的大工程，要么就是宗教性的工程，比如神庙、教堂之类的；要么就是统治者私人消费的工程，比如胡夫金字塔、巴比伦空中花园之类的。
而中国古代的超级工程，不仅工程量特别大，而且很多都是服务于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像都江堰、灵渠、长城、大运河、治理黄河水患等等。这些工程，投资庞大，见效很慢，站在局部和短期的角度看，干这样的大工程毫无意义。
除非有一个超越时间和空间，超越阶层和族群的公共视角，是很难有人出面组织实施的。谁来干？这就是皇帝这个角色，因为他有公共视角。对，再强调一遍，皇帝不是任何集团和利益的领头人，它不仅是绝对的权力，它还是一种超然的存在。没有皇帝制度，也就没有超大型国家组织的凝聚成型。
在介绍《大国宪制》这本书的最后一集，我之所以要举皇帝制度这个例子，是因为它最典型地体现了这本书在方法论上的价值。
这一百多年的现代化过程，我们对自己的母文明，情感非常复杂，时而骄傲，时而又觉得自卑。其中，还有什么东西，能比皇帝制度被批得更臭更狠呢？
但是，皇帝制度已经被推翻一百多年了。我们这代人，有机会理性下来，摆脱那种简单的是非、对错、优劣的视角，而是跟随着祖先的脚步，看看这个制度的演化过程，看看它在具体历史过程中的实际作用。
对于一个历史现象，尤其是发生在自己和自己族群身上的历史现象，我们经常会用情感遮蔽理性。但是，无论这种情感是什么，无论赞颂还是批评，是自豪还是沮丧，我们都只是有了一种情感上的偏狭判断。
但是，作为我们这样的终身学习者，我更喜欢《大国宪制》这样的书，因为，它让我们获得了一种理解上的进步和知识上的愉悦。
作为一只大象，它喜欢或者是憎恶自己的长鼻子，这是它自己的问题。但是作为一个力求要理解这个世界的求知者，我们的乐趣在于，是跳出大象的身体，反过来看大象，搞清楚它为什么长了这只长鼻子，以及，在什么环境下，在什么样的基因突变下，它的长鼻子会变成一副别的什么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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