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恩爱的旧情人，分隔久远之后，终于在异国他乡再度相遇；此时的女主角虽然还对男主有情，但却已经与男二结合。而男二则是一个勇敢的反纳粹爱国领袖，把女主视为自己的精神支柱。为了能让男二的反纳粹事业能够继续下去，男主不得不放弃女主的爱情，并且还帮助男二与女主双宿双飞、逃离险地。
像这样的故事梗概，如果放到一个平庸的或者政治宣传意识特别强的编剧手中，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出来，男主满嘴正确而空洞的口号：为了全世界人民不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了能够拯救苦难中的同胞们！为了反抗纳粹的伟大事业！亲爱的，我们必须放弃我们的爱情！
但电影《卡萨布兰卡》显然不是这样的，虽然它的故事梗概确实如上。
这部1942年的经典老片，在世界电影史上早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辉煌印记：
【第十六届奥斯卡最佳影片
《帝国杂志》影史经典榜单中排名第一的爱情片
IMDB网站上排名第一的爱情片
《时代杂志》“全球史上百部最佳电影”中排名第一的爱情片
美国编剧协会评选出的电影史上最伟大的101个剧本榜单上的头把交椅......】
尽管本片还有个别名叫《北非谍影》，但不论是在专业的电影人，还是普通观众的心目中，它本质上还是一部爱情电影，所以大部分观众记住的台词是瑞克的那一句：“世界上有那么多地方那么多酒吧，可她偏偏走进我这里。”
只不过这段绮丽浪漫的感情，背景却是一个混乱无序的疯狂世界，而男主为了让世界拨乱反正，牺牲了自己的爱情，让整个故事得到了巨大的升华：让全世界的男性观众不但可以代入男主角，假想自己得到了英格丽·褒曼的爱情，而且还为了更伟大的事业而放弃了这段爱情，高贵无私到让人热泪盈眶。
亨佛莱·鲍嘉饰演的男主角瑞克在送别女主时说道：“But it doesn’t take much to see that the problems of three little people don’t amount to a hill of beans in this crazy world.”（不用多大的困难，都可以看得出来，在这个疯狂的世界里，三个小人物的情感纠葛不过是沧海一粟）。
影片从一开始就让我们看到了这个“疯狂的世界”：蛮横的占领军，横行的警察，抓捕与暗杀，以及惶恐不安渴望逃离的人群。这一切构成了背景，也解释了男主最终的选择。确实，为了让这个疯狂的世界能够得到拯救，牺牲爱情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与男二所从事的伟大事业比较起来，那些私人间的情爱纠葛确实是“沧海一粟”。
但《卡萨布兰卡》的伟大，恰恰在于，它拍出了这个“沧海一粟”的重量。它让我们看到了在拯救世界这样伟大的事业面前，个人的爱情并非毫无重量，相反，它恰恰让我们在这个伟大的事业面前去体会爱情的甜蜜，与离别的痛苦。
男主从头到尾的纠结，告诉我们这些属于私人的情感并非是毫无重量的羽毛，更不是可以随意牺牲的。所以在最后，即使他选择了让女主离去，却从未放弃爱情——“我们永远都拥有巴黎”。
比《卡萨布兰卡》走得更远的是李安的《色·戒》。
在救亡图存的抗日背景下，小人物个人的情感似乎微不足道，更何况这个情感的对象是一个汉奸。王佳芝面临的选择，是要在个人的爱欲与爱国的事业之间做一个选择，两者非此即彼，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
按照正统的，或者说政治正确的价值观来说，自然是应该选择后者。但李安却让我们看到阴道是如何战胜了家国大义，一个女人用对自己爱欲的忠诚，狠狠地抽了正统价值观一个大嘴巴。
在《色·戒》里，那些高举抗日救国旗帜的爱国志士们的面目，变得可疑乃至可憎：对邝裕民来说，为了抗日，王佳芝必须被日，她的贞操（暂时用这个有点迂腐过时的词吧）与情感是可以牺牲的，与救国大业相比，一个女人的情感不过是“沧海一粟”；而高层老段则走得更远，他对王佳芝说，情报人员心里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并且坦诚在易默成杀了他的老婆和两个孩子后，他还能够跟易隔着一张桌子吃饭——为了更高的目的（获得情报），他个人的恨意也不过是微不足道的“沧海一粟”。
作为一个出生于传统中国家庭，回家还要给父亲行跪拜礼，却生活在西方，享受美式自由的电影导演，李安对价值观的对抗这一主题，有着天然的热爱。
压抑的传统正道，与个人生命的舒展渴望，总是在他的电影里正面冲突，在《喜宴》里他让传统的老父亲象征性地举手投降，在《卧虎藏龙》里他用玉娇龙的死表达了决绝的态度，而《色·戒》则更进一步，他用一个女人爱上汉奸的故事，表达了对那些压抑人性的“大道”的摒弃，不论那些“大道”有多么冠冕堂皇。
崔卫平女士翻译了伊凡·克里玛的《布拉格精神》，并在后序中写道：
【这个世界上有的是打着“拯救”旗号的种种狂热学说，有的是需要牺牲人民利益至少是部分人民利益的种种借口。】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听到太多打着各种名义的旗号，或为了某种革命理想，或为了某种伟大的主义，总有人跳出来告诉人们牺牲是必要的，要求人们用某种思想来武装自己的头脑，摒弃掉个人真实的经验感受。
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访问苏联时，看到了路边乞讨的孩子，问高尔基为什么会有这种惨事发生在伟大的苏联。
高尔基告诉他，那些人都是资本家的孩子。
罗曼·罗兰问他，孩子有什么罪过呢？
高尔基则告诉他，为了建设伟大的共产主义，一些牺牲在所难免。
更有意思的是，上世纪访问过苏联的并不止罗曼·罗兰一人，有相当多的欧洲作家曾经在苏联参观过，他们详细地记录下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却选择不让自己的见闻出版发行，让众人知晓。
这些人并非没有体察到苏联体质本身的邪恶与极权本质，但他们心中燃烧的革命激情却焚毁了他们的常识，让他们相信为了建设更好的社会，牺牲是必须的，通往天堂的道路必须由鲜血铺就。
在《耳语者：斯大林时代的私人生活》开篇，党员叶丽萨维塔与自己的父亲关系冷漠，彼此间以“同志”称呼，而没有丝毫的父女情感。类似的人物事件，在书中不胜枚举，那是因为，“党在为人类解放开展决定性的斗争，你如果仍在记挂私人生活，就会被视为‘市侩’”：
在他们的乌托邦憧憬中，革命家是新人的原型——只为公众利益而活的“集体人格”——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将由这种新人组成。
为了实现这种理想化的共产主义社会，则需要“砸碎私人生活的甲壳”。
为了服务于理想，生活被要求牺牲，这是所有极权主义的诉求。
上述提到的两部电影，和两本书，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对照。
电影讲述了人们要从混乱的地狱中爬出，书则讲述了那些要建造天堂的人，而两者殊途同归地要求人们牺牲自己的私人生活与情感，服务于一个更伟大的目标，在这个伟大目标的万丈光芒之下，一切私人的情感纠葛和自我感受都被视为可以随意牺牲的“沧海一粟”。
作为一个倡导“集体主义”的国家，又有着悠久的“纲常名教”传统，我们大概经常能听到顶着各种名义来绑架私人生活的言论，比如以“孝”之名被逼婚，以“顾全大局”为名义要求牺牲个人利益。
在一切冠冕堂皇的大道理面前，在一切伟大的主义、理想面前，个人的体验简直微不足道，个人的生活简直无处生存。
而这，就是我为什么喜欢书和电影。
在我看来，一切诚实的创作都是在找回个人生活。
伊凡·克里玛说：写作是一个人可能仍然成为个人的最后场所。
其实一切创作都是个人的，它发轫于个人的生活经验，并通过深刻的表达，超越于个人和社会的范围，它们的深度来自于对个人生活经验的深度探索，而最终引导着它的接受者去发现自己。
读者与作者共鸣，或者观众与电影创作者的共鸣，是靠经验与经验的碰撞产生的，是两种私人感受的重叠，是创作者对自己生活的深刻表达，唤醒了我们心中或已知或未知的那些经验感受。最终，它们就像梅雪风老师在自己的新书《虚无的质感》中所说的：
它的伟大在于它映照出你的平凡，让你感受到这种平凡其实如此深沉庞杂。
是的，你个人的生活，你私人的感情，你作为个体的经验感受，是如此的平凡，可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主义可以抹杀这个平凡。
1914年8月2日，卡夫卡在日记中写到：德国向俄国宣战；下午游泳。
伊凡·克里玛对此评论道：
【将重要的世界崩溃的事件和无关紧要的细节联系在一起，处于危机中的人们仍然过着自己的日常生活，这是他们最后的藏身与避难之地，这是他们自我保护和蔑视强权的方式。】
我们通过创作或者阅读（广义的）艺术，从而捍卫我们的生活，捍卫属于我们私人的经验与感受，因为它是我们尊严与血泪所在的堡垒，任何强权，不论顶着多么伟大的名义、多么正义的光环，都不能轻易地攻克——因为没有什么主义，能够大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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