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初,我的父母受迫害,带着4岁的哥哥和未满月的大姐,从南方的一个小城市下放到内蒙最北的一个边远的牧区,随后,有了我的二姐、我和小妹。我就出生在那个小牧场。
可我的小学老师来自大城市:北京、上海、天津、青岛、杭州。他们在牧场前后共有十年时光,几乎全部返城。我记得最后一批离开的,是我们的女校长,她是青岛人。她和她的恋人,也是学校的语文老师一起走的,回了语文老师的家乡杭州。
他们走时,我正在县城读初中,没能送他们。但我目送过一位女知青的离开。那位女知青,我们一直不知道她叫什么,她一进我们连队,伙伴们私下里给她起外号为“大黄毛”。那个年代,黑头发是健康美丽的象征。黄毛头发就是营养不良。人们都知道,知识青年做梦都想返城,而这位女知青离村时的惆怅,让我理解所知青的惆怅。那时学校正放假,但那天早晨,我赶巧去学校玩,我的小学就在出入村的路口。送她离村的是一辆小马车。她到了村口,示意赶车的人停下来。她倚着马头、忍不住放纵地流泪。那天早晨的太阳金光闪闪,照在她的脸上、头发上。她头发不再是黄色,而是金色。在那一瞬间,她哭泣模样,她满头的金发、她依偎在马头上的忧伤、悲痛,像一幅凄美的油画,一下中进了我心中。后来,所有的离别场景,我的脑子里就会浮现那幅画面。
我小学老师全部是知识青年中的一部分。他们响应党的号召,从五湖四海来到牧场,成为建设兵团战士,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但是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们都不知道,是他们改变了当地一代孩子们的成长。
知识青年进村的场景我现在记得。正是我要读小学的年龄,家里并没有让我上学的意思。那天,村口锣鼓喧天,热闹非凡。我背上背着3岁的妹妹,挤在村口看热闹。
知识青年是坐大军用卡车进村的,个个穿着没有佩戴领章帽徽的绿色军服,却佩戴着大红花。他们有的初中毕业、有的高中毕业,年小的14、5岁,年长的不超过18岁。他们先下车列队,边振臂呼喊着“向贫下中牧学习”,边走过欢迎队伍。
我与村子时同龄的几个伙伴,十分好奇这帮新来的伙伴,看的出,他们也十分好奇我们。我能感受到他们指指点点中,有的甚至在指我。一定是因为个头最矮的我,还背着一个大脑袋妹妹。
我记得在他们来之前,我们整个牧场已经开始整体改编为十六营,我们村成为三连。全村原有住户,包括牧羊点上牧民也不足百户,但知识青年是按一个连入住的。连部提前已经盖了纵横排列的4排还是6排宿舍。
刚来的时候,他们更多的是参与生产建设。开荒,将大片盐咸地烧、然后开着东方红拖拉机耕田、播种。原来盐咸地上还长着一些耐酸耐咸的野生植物,这一烧一耕后,庄家种不出来,植物也不生了,多年后,留下大片泛着盐咸白的荒地。
开发水库是知识青年从事的另一大工程,内蒙缺水,改造自然的重点是储水,方圆有几个大水库就是当年建设兵团的成绩。
我略记得一点,他们内部分了学农组、学工组、学牧组、样板戏组等等,他们冬天无事可做会用我们当地的芨芨草编织席子,说是要出口,还会排练样板戏。总之,他们闲不下来。是政治,也是他们那颗年轻的心。
知识青年终于有一个重大发现,就是我们这里学龄儿童并没有几个读书的。我们连队有一个教书先生,教数数、算盘,识两个字。
于是营部决定在每个连成立一所小学,师资从知识青年中来。我们三连小学的校长选了一个女的,姓陈。她初来建校时,这帮土娃娃们并不服管,部分老师也不服气她管。听说她也就是初中毕业,其它老师有的是高中毕业。但没有多久,我们都被她吸引了,她办学方法可真是老练。后来我听说,陈校长特别用心学,她本来在大城市读的书,也到到当地县城学校学习,把牧场三连小学办的十分实用。
我们上课的教材是她骑马从县城运回来的,学拼音识字。我们分班、分不同年级,不再是原来大一堆人的混合班。我们还有体育课、跳远、跳高、打沙包,闻所未闻,操场、沙坑都是老师带我们完成。我们还学写仿宋字、上美术课。当时每个家庭都的几个孩子,都很贫穷,还要帮助家里干活。陈校长带领大家勤工俭学,学校有农田种、秋天组织割草,成果交给连队。我们的学费不用交、学习用品也不用买,全部是发的。极大地解决了家里的后顾之忧。
我特别喜欢陈校长的激励机制,她在论成分的年代、不看重成分,只看重个人表现。春耕、秋收时,每天早晨天蒙蒙亮,她就带我们锄禾、施肥、收割。我家成分不好太我总是受表扬,最早到、最肯吃苦。后来,这也成为我搏取生活、工作成功的习惯。
我的班主任老师是杭州来的女老师,教语文、数学。但她好像更擅长唱歌,因为我看到过她在全团文艺汇演中,就是独唱。不过教学也确实很棒,因为我们至少学会了一口标准的音标。我们班上9个同学,4个最终考上大学一本,与我们当时的基础不无关系。
学校里最吸引我的是跳舞,这个活动一般是我们陈校长亲自抓。我们一年中会有两次大的汇演,“六一”儿童节、寒假。
再后来,营部又建立了牧场中学。我的父亲此时也被“识别”出来,中专毕业的他原来是连部最有学问的人。他一出场,交高年级数学、化学,促进了学校再创奇迹。那些年,人们在家门口就能把小学、初中读完,真是全营部人最骄傲、最值得回忆的事。
接着,返城大潮来临,知识青年一个个离开。知青老师们也不例外。随着老师的流失,有能力的家庭开始送孩子去更远的县城读书。我是在初中二年级下学期转学到了县一中的,从此与牧场小学、中学,与我的知青老师分开。但我一直记着我的知青启蒙老师,是他们让我们这群山沟沟的孩子没有输在起跑线上。他们教会我们的东西,不仅仅是书本上的知识,更多的是走出荒野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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