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爷爷,出门上街是一定要换衣服的。夏天,头戴凉帽,上穿本白色杭罗的褂子,下着黑色香云纱的大腰裤子;春秋天,上穿铁灰色的中山装,下着笔挺的裤子;冬天,一套中装棉服。口袋里一年四季都有一块干干净净、四四方方的手帕,脚上不变的是布鞋。
爷爷对吃可有讲究了。
早餐,想吃油条,出门前必带上根筷子。回来时,油条戳在筷子上。到家了,把油条剪成一公分左右的长度装盘,再倒上一碟酱油,这样油条蘸酱油傍粥;想吃“龙虎斗”(烧饼),会从街上一路托举着回家。到家了,烧饼切成八块装盘,喝口出门前泡好的茶;哪怕是咸鸭蛋过粥,那咸鸭蛋也必定是要一切四装盘的。
在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我们的物质还是匮乏的,寻常人家饭桌上的菜不见得丰富,我家也是,爷爷就在做法上下功夫。春天,菜尖来不及吃,爷爷就腌成咸菜,分装小瓶封口时,一定在瓶口盖上一层上一年秋天风干的荷叶,这样夏天无论咸菜炒毛豆,还是咸菜冬瓜汤,那味道可谓一绝。偶尔烧条鱼,如果是红烧,爷爷想尽办法也要弄点肉糜塞进鱼肚,要不味儿不对。说起爷爷做的红烧肉,保证打两耳刮子,你也不放。我家的红烧肉是不放酱油的,靠的是油糖上色。油热了,锅里加糖,铲刀不停地划以防粘锅,等糖完全化了,淖过水的肉下锅,加葱姜翻抄致变色,放水、放盐糖烧熟。爷爷吃饭是一定要汤的,夏天的冬瓜是最平常不过的了,我家的冬瓜汤是要先放姜片和冬瓜煸炒的。如此,烧好的汤是浓浓的,夹在筷子上的冬瓜看上去则是半透明的;冬天的鸭羹汤,好吃得没话说。名为鸭羹汤,其实没有鸭子,主料就是芋头。芋头外面的皮一定要削干净,里层的黑点点别舍不得,切成小块,再放点山芋,出锅前挖块猪油放进去,盛盆时撒上蒜花,色香味俱全。爷爷还是不满意,常常嘀咕,能有半碗骨头汤,放些咸肉丁,山芋换成栗子才好;实在没啥吃的,爷爷会为我们,挑块猪油、倒点酱油、撒点胡椒冲碗“神仙汤”。
春天蔬菜品种多,爷爷会想着法子给我们做晚茶(现在的下午点心)。豆苗糯米粉摊饼;菜尖煸熟上面放上干馒头片焖一下。难得傍晚时分,爷爷会挎着竹篮,里面摆只小锅和大瓷杯去街上的饭店买回白汤面和小馄饨,他会用小碗给我和弟弟分好,从小锅里叉点面,再从大瓷杯里舀几只小馄饨。
爷爷从来不和我们小孩说笑。
因为爸爸总是忙着开会,妈妈学这学那的,似乎总也学不完。是爷爷奶奶伴着我和弟弟长大的。不知道是我乖巧,还是我太瘦弱。每天下午放学回家,爷爷为我们准备好的荷包蛋也好,白煮蛋也好,我一直是两只,而弟弟只有一只。我们吃完,爷爷就守在院门旁,作业没做完,休想出门。
我的弟弟很淘气。有次,弟弟和我们班的一个男同学起了冲突,耍赖的弟弟随手捡起小石块向别人扔去。还好,石块擦耳而过,我同学的耳朵差破了皮。他妈妈领着他来家里说理。谁知爷爷瞪着眼睛,粗着脖子嚷道:“你家孩子大四岁。你说吧,谁欺负谁?”
因为奶奶做事,爷爷总嫌弃。胆小的我,不敢看爷爷的脸——害怕。记得读高中时,有个初中时的男同学莫名其妙地常在我家附近转悠,不明真相的邻居们开起了无聊的玩笑,害得我天天出门上学、放学回家只能闪进闪出。一天,爷爷把正在写作业的弟弟叫了出去。谁曾想,弟弟回来捂着肚子笑翻了天。弟弟说,爷爷把他叫出去,就是指认那人的。在家后面的竹园边,爷爷刚叫了声“小鬼”,那家伙就懵圈了,吓得腿直抖。爷爷指指家的后门问,进去过吗?那家伙直摇头。爷爷又问,想进吗?那家伙赶紧点头。爷爷说:“看样子,你也不是坏东西。这样吧,让你考上海的大学要求有点高,考取苏州的什么大学也行。到时,拿着录取通知书来找我老头子。”弟弟哈哈哈地说,老姐没人敢惹喽。哈哈哈……
爷爷有每天下午到澡堂泡澡的习惯,那是要喝茶、聊天花半天功夫的。听说,我和弟弟相继去了上海、南京上学后,放假的日子差不多了,爷爷下午会很快从澡堂出来,在车站转来转去的。
我工作后,第一次回家探亲。给爷爷买了摩卡咖啡(爷爷喜欢香烟和浓茶),我担心爷爷不会吃,还特意冲好,捧给他。只见爷爷闻了闻,嘴唇抖了一下说,都快不记得滋味了。爷爷见我给每个人都带了礼物,悄悄地把我拉到一边说:“孩子,你心里装满了大家,还有你自己吗?”
直到爷爷去世,苏州的堂叔和堂姑来奔丧(我第一次见他们),我才知道了爷爷更多的事。
老底子,太爷爷在苏州是有鞋作坊的,太奶奶去世得早。爷爷是家里的长子,八岁被送进寒山寺——扫地、做饭、诵经。十岁回家学徒。十三岁出来挑皮匠担子,一天的收入必须够一大家子和二十四个伙计的火仓(太爷爷娶了新太奶奶)。爷爷和新太奶奶相处得不融洽。后来爷爷也成家了,为了奶奶不受气,就带着奶奶来了他亲妈的娘家落户。
难怪爷爷和小镇上的老人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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