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去年十月号里面，有张维迎教授的一篇文章，探讨了四种非理性的可能。
作者在自负，自尊，信仰，群思这四个词汇后面各加上一个“陷阱”，用来论述非理性人在决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
对于经济学家来说，人都是理性的。总是在各种情况下，努力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前一阵看薛兆丰的《经济学通识》，里面几乎所有的结论，都有这个最基本的理性前提。
对于这个理性，我是持怀疑论的，所以在一月八号周先生的忌日，曾经写过一点东西，表达了怀疑的意思。
周先生是公认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典范，而自古以来，也不论中国外国，类似周先生这样的人，并非绝对数量上的凤毛麟角。对这个事实，作为研究者是不能忽略的。
正是基于这样的怀疑，看到张维迎关于非理性的四种陷阱的论述，有一种深获我心的感觉。
理性与非理性，都是一种人生存在。客观的说，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永远保持其中的一个。今天理性，也许明天就会非理性。刚才理性，一分钟后又变得非理性。对甲是理性，对乙又非理性。对这件事理性，换了另一件事就非理性了。这样的情况，其实是每一个人的常态。
张维迎主要通过希特勒的决策，举例进行了非理性陷阱的分析。
在与英国签订停战协议之前，希特勒认为英国之所以咬紧牙关不肯低头，就是因为苏联的存在，于是对苏联发动了闪电战，当然，这也成为了二战中加速德国失败的最重要原因。并不是希特勒手下没人认识到那样做的危害，问题是，希特勒的自负，否定了不同意见。
犯了错误，要用更大的错误去掩盖，并不是普通人的专利。希特勒在进攻波兰的时候，并没有认识到英法两国一定会干预。等到发现问题，却打算通过打垮整个欧洲来为进攻波兰寻找证据，以致在战争的泥潭里面越陷越深，最后身败名裂。
信仰陷阱，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最可怕的。六百万犹太人的生命，就是因为狂热的日耳曼最优秀论，被送上了断头台。整个二次世界大战，也是在类似信仰的基础上被发动起来的。不管是大和民族还是日耳曼民族，都在人为塑造的条件下，被灌输到整个国家，人人都像打了鸡血。这样的信仰陷阱，是全人类的灾难。
值得格外注意的，是群思陷阱。
张维迎教授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日本在二战中偷袭珍珠港事件。不管是欧洲的丘吉尔还是亚洲的蒋介石，听到珍珠港事件爆发，表现出来的都是狂喜。因为美国的参战，必定会加速德日意的失败，他们再也没有了坚持下去的条件。
当时日本国内，并不都是一群傻子，恰恰相反，当时日本的执政者，在不考虑其道德品质的基础上，应该用精英这样的词汇来形容。
他们并不是没有预料到与美国开战的后果，但是谁都害怕被看做无能胆怯，谁也不敢带头说出来最最担心的后果——也是最终的事实。
从管理学来看，这样的陷阱也是经常出现的。各个部门各司其职，仿佛都在尽着本分的努力，可是最后的结果却不尽人意甚至大跌眼镜，大多就是落入了群思陷阱。
不管张教授的论点是否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人存在非理性，总归是一个用眼睛就能看得到的事实。所以在实际生活中，许多的经济学理论，是要帮倒忙的，这一点，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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