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汉光带领十一个红卫兵去搜查吴敦家。临行前,他特意叮嘱了一番,大意是说这家的情况特殊,只是嫌疑犯,今天我们的任务只是查找反动物品、四旧物品和正常家庭不应有的奢侈品,切不可以像抄反动文人家那样乱摔乱砸。
这天是星期天,吴敦、吴敦岳母,妻子宋小草和一岁的女儿都在家,见宗汉光带领红卫兵闯进屋,吴敦似乎早有精神准备,没有惊慌,他问来人中年纪最大的宗汉光:“你们为什么来抄我的家?”
宗汉光说:“不是抄家,是搜查。”
“你根据什么搜查?”
宗汉光大略讲了理由,吴敦没有表示反对,他穿上军装说有要紧事得出去。宗汉光拦着他不让走,说搜查完了才可以走。吴敦样子挺老实,点头答应,嘴上说不走却趁宗汉光不注意猛地推他一把拔腿就往外跑,事起突然,站在门口的俩红卫兵愣是没拦住。
一个文职人员哪来这么大的力气?可能和他入伍两年来出操锻炼有关?宗汉光被他推了个趔趄差点儿没摔倒。
吴敦跑了,宗汉光也没往多了想,他下令红卫兵继续搜查。大约过了二十分,门前开来一辆军用吉普车,吴敦和几个解放军战士从车里跳下来。
解放军进屋后,其中一个军官冲着红卫兵喝道:“住手!都住手!谁派你们来的?”
戴袖标的红卫兵见了穿军装的正规兵立马就老实了,谁也不说话,都看着宗汉光。
吴敦指着宗汉光问其他人:“除了他你们几个带队的是谁?”
一个兵卫兵说:“我们这没有头,团长让我们听这位宗师傅的指挥。”
军官说:“你们抄出什么可疑的东西了吗?”
宗汉光一看形势不对,连忙说:“解放军同志,我们已经查看完了,没发现有违法的东西。”
军官说:“什么没发现有违法的东西?是你们违法了,谁允许你们抄解放军干部的家?”他看着红卫兵问:“说,你们是哪个学校的?什么造反团?团长是谁?叫什么名字?”
军官一边问话一边在本子上记,最后说:“你们,过来,在这签上自己的名字就可以走了。”
红卫兵走了,解放军把宗汉光带到了军区大院。
问宗汉光话的是一个姓严的主任,严主任问了他姓名和工作单位后说:“地方上的事我们不负责,红卫兵的行动我们也不干预。但是,你听好了,但是,这不等于说我们的人与军人家属受到伤害我们也坐视不管。你虽然指挥的是红卫兵,但是,你知道吗?不管是谁,都不能随便抄革命军人的家。你说说,为什么要抄吴敦的家?”
宗汉光说:“我们怀疑他家可能窝藏了上海资本家的犯罪证据。”
严主任问:“你们根据什么怀疑?”
宗汉光说:“根据北京红卫兵驻上海联络站肖威队长的推测。”
接下来,他便把肖威讲的故事和与他们商定的过程祥祥细细地复述了一遍。
严主任听得很认真,末了问:“那个肖威说上海转移来的东西中有一幅郑板桥的石竹图,是沈资本家巧取豪夺来的?”
宗汉光点点头,肯定地说:“他是这么说的。”
严主任问:“那个肖威怎么知道得这么祥细?他见过那幅画?”
宗汉光说:“他是怎么知道的,见没见过,我们没问。”说着,他掏出一个小日记本,翻到肖威留下的上海电话递给严主任说:“你可以打电话证实一下,我说的都是实话,搜查吴敦家不是一点根据都没有。”
严主任将肖威在上海的电话号码记在对话笔录中,然后问:“你方才说‘我们没问’,这个我们都有谁?”
宗汉光说:“他那天是在南关公安分局局长办公室说的,当场除了我还有董志刚局长和他的大儿子董建功。”
严主任说:“我听明白了,肖威只是判断,并没有确凿的证据,你们只是望风扑影,哪儿来的证据?你懂吗?即便是有证据也得和我们联系,取得我们同意后,还得有我们的人参加方可搜查。”
宗汉光强辩道:“吴敦的父亲是被镇压的反革命,他和共产党是有杀父之仇的,我们已经将材料交给你们领导了,我们认为他是不可以继续留在部队,如果不这么认为我们也不会搜查他家。”
严主任说:“他父亲的问题经军管会核查确属冤案,属于错杀。”
宗汉光说:“那是他姐夫原市公安局局长杨士元和市里走资派搞的假翻案,前些日子已经纠正了,吴敦父亲仍旧是反革命。”
严主任说:“两年前的平反没错,市领导在戴高帽被逼问的情况下说的话不算数。这个案子前几天军管会又重新核查了一遍,结论和两年前的一样。市里没有造假,真正造假的是于海山和江小嫚。”
说到这严主任盯着宗汉光问:“你父亲就是宗兆雄吧?有确凿证据证明你父亲不仅是杀人绑票的土匪,一九四五年年初他还加入了国民党,所以说真正反革命不是吴敦父亲吴宝成而是你父亲宗兆雄。”
这个结论对于宗汉光来说不蒂于五雷轰顶!我爹不是共产党吗?不是烈士妈?怎么成了土匪?成了国民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看他瞠目结舌的样子,严主任说:“这次算你无知,下次如果再发现你浑水摸鱼鼓动红卫兵乱抄家的话,就把你送交到军管会当坏分子处理,在这签个字走吧。”
吴松岭军长听了严主任的汇报,没说什么,只是点点头,“嗯”了一声。
接下来严主任讲了红卫兵到吴政、吴敦家搜查的原因,吴松岭问:“情况属实吗?”
严主任说:“我给北京红卫兵驻上海站挂了电话,找到那个叫肖威的人了。他说他确实在长春查了好多天,但没有结果。回上海后最初提供消息的丁勇浩搬进沈家小楼了,丁勇浩说在小花园的一角发现有填土的迹象,挖开后发现有烧过的纸灰和没烧完的画轴,也许一些材料和古画真让姓沈的烧了。要是烧了的话那他的分析判断就错了。”
吴军长用鼻子哼了一声说:“哼,资本家遮人眼目的小把戏。”
严主任说:“那个肖威信以为真了。”
吴军长说:“为了表示不是自己无能,就说这事根本就不存在。也许他和你说的这番话是他编出来的。”
严:“那这事我们还用过问吗?”
吴:“军队不介入文革,吴敦父亲的问题搞清楚了就可以了,其它的事与我们无关,过问什么?唔,不过,嗯,还是算了。”
从军区回来后宗汉光情绪低落,一想起在军区的遭遇他的心就发虚。
两天后,整个交通系统都知道他父亲是假烈士真反革命了。红色交通造反团的二把手宣布自己是一把手,几个以往关系不错的核心成员无奈地对他说:“汉光,造反团成员家庭成分一定是红五类,这一条是你定下的死规矩,现在你已经不符合要求了我们也没办法,以后你就别来了,免得有人说三道四。”
就像陈独秀成立了共产党后来被共产党开除一样,他被他成立的造反团开除了!这让他如何受得了?从响当当的红后代到反革命子弟,这落差也实在是太大了!简直是从天上坠落到了地狱。
自从五一年认定他是烈士的后代,从此他一路走顺,刚满十八岁就当了兵。虽然只有初小文化,但由于是烈士子弟,不但被照顾分到了运输连开上了嘎斯51汽车,而且还被列为重点培养对象。
如果他努力学习积极专研业务前景会相当不错,但他作风散漫,喜欢吹牛,总爱拿烈士父亲说事,像祥林嫂讲阿毛的故事一样他父亲单人独马在山上击毙伪团长徐文炳的故事他就讲了N遍。
连指导员就这事批评他:“汉光,父辈的荣誉并不代表是你的荣誉,我们不能躺在父辈的功劳簿上吃老本。同志们对你这一点很有意见,烈士子弟对自己更应该高标准严要求……”
入伍的第三个年头,他探亲回家,朋友给他介绍个漂亮对象。有了女朋友后他更不安心了,结果,党票没拿到手便复员回家了。还好,复员军人、烈士子弟,加上有开汽车的技术,民政部门把他分配到了交通局小车队。
说他父亲是土匪,他不是太在意。土匪怎么了?旧社会穷人活不下去才铤而走险的,有钱人谁去当土匪?当土匪就是对抗反动派,也可以说是革命!但说他父亲是国民党这不行,共产党与国民党誓不两立,谁要是沾了国民党的边这一辈子就别想直腰。他坚决不相信父亲是国民党,他要弄清楚最早是谁给下的这个该死的结论。
漂亮媳妇在得知他的真实身世后和他大打了一扙,然后抱孩子回娘家了,看那架式是要和他离婚,因为媳妇的父亲也是烈士。
今后我就是黑五类了,不但入不了党小车也开不成了,媳妇走了今后我就得耍光棍,处处受人白眼,事事受人歧视。妈呀,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还不如死了呢。
他谁都不想见,窝在家里二十多天没怎么出门,直到一九六七年元旦他才决定去找妹夫的父亲董志刚了解了解情况,董志刚是公安分局长又是江小嫚的丈夫,父亲的案子他应该清楚。
俗话说乐极生悲,怎么会是这样?真是飞得高跌得重,江小嫚刚刚官复原职就被抓了,董家父子懵了。
坏消息不断传来,派出所所长江小勇也被抓了。
董建设问董志刚:“爸,我妈和我舅犯什么罪了?怎么都被抓了?”
董志刚说: “我也不清楚,再等等看,也许是弄错了,过两天就放回来了。”
对江小嫚姐弟被拘董家父子感到冤屈、愤恨,都希望这不过是一场噩梦。可是十天过去了,二十天过去了,于海山、江小嫚、江小勇不但没放回来反而在年底被判了刑。
对这三个人怎么定刑让军管会的领导很伤脑筋。按说故意杀人放火是重罪,可是这个案件发生在建国前,被杀的又是罪大恶极的伪团长老婆,江小嫚姐弟俩解放后表现都很好,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最后决定对江小嫚江小勇从轻处理,保留公职,各判有期徒刑三年。
于海山伪造历史,欺瞒组织,故意将土匪国民党员宗兆雄装扮成共产党员,造成吴宝成被错误镇压的严重后果。这次又借批斗市领导的机会兴风作浪再一次为自己翻案,影响恶劣,最后决定对其开除公职,判处有期徒刑八年。
董家父子找到办案人员祥细了解案情,又在拘留所见了江小嫚,他们这才知道案情的严重。回家后爷俩不在为江小嫚姐弟不平,唯有叹息。
元旦的第二天,董建功和宗喜鹊带着孩子回来了。宗喜鹊不常来婆家,现在婆婆不在家了她来下厨房做饭。
晚上六点,宗汉光来了。宗家兄妹和董家父子只议论搜查吴家的事,不提江小嫚。
董建功对董建设说:“你也是,抄家就抄家呗,抓吴家老太太干什么?惹麻烦了吧?咱们都估计错了,吴敦在部队里好像没事。”
要是搁在以往董建设早就不干了,这次他白愣白愣眼睛没有反驳。一想起这事他就感到屈辱,是啊,人丢大了,当着造反团团员的面挨了打不说,抄来的东西还得一件不少地给送回去。
宗汉光祥细讲了那天搜查吴敦家的经过,他说:“解放军吉普车来了,我这才明白原来吴敦那小子是跑出去打电话搬救兵去了。可是,一个因为下棋当兵的能有多大势力?怎么能一个电话就调来军车?你们觉得这正常吗?”
董志刚说:“那天我们家建设抄吴政家,下午他不但被抓了,还挨了打。是啊,我也觉得这事不大正常,军队怎么管起地方上的事了?”
宗汉光说:“为什么部队不但没有开除那小子反尔坦护他?为什么我们这么查都没有找到那只箱子?你们知道为什么吗?我的判断是:吴敦早就偷偷地把沈维忱转移来的东西交给首长了。”
他对董志刚说:“叔,你记得不?北京那个大学生肖威说到上海那批东西时特别强调一幅画?”
董志刚说:“唔,是,是提到一幅画。”
董建功说:“我记得,他说是郑板桥的石竹图。”
宗汉光说:“那天,严主任对别的不感兴趣,唯独对那幅画特别在意,问了又问,为啥?我判断因为他知道首长有这方面的爱好,他想得到那幅画,然后孝敬给首长。其不知吴敦为了保住那身军装早就把那幅郑什么桥的画献给首长了。你们说,首长得了心爱之物能不向着他说话?”
董建功说:“诶,你这么一分析就对上号了,对,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反革命儿子他们袒护,反过来打压造反派,这还得了?”
董建设说:“这是哪个混蛋首长下的令?咱们应该组织人去和下令的人理论理论。咱就问他:毛主席的指示你们是怎么领会的?怎么执行的?你是站在什么立场上说话?你们还是不是人民的子弟兵?”
董建功说:“对,咱们找他们最大的官。我组织工人,你组织学生。咱们研究一下,哪天行动?”
同仇敌忾,没有同仇就不会有敌忾。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组织,都要有一个明确的对立面、也就是对手、敌人,有对立面干得才有劲,才兴奋。长时间没有对立面人的斗志就会松懈,组织没有对立面组织力量也会消弱。
还是董志刚理智一些,他建议,先等一等,过了年再说。
宗汉光问董志刚:“叔,你知不知道我爸的案子到底是怎么回事?谁证明我爸不是共产党是国民党的?”
董志刚说:“这件事的始末我搞清楚了,你知道最早为吴银匠喊冤的就是杨士元。岳父是反革命对他升官很不利,所以他挖空心思给他丈人翻案。他知道要想彻底翻案一定得弄到你爸不是共产党的证据,但是当事人已经死了,上哪儿找证据去?于是他便指使高书剑给他找证据,当时他是刑侦队长,高书剑是他的助手。高书剑在狱中让一个叫黄建民的国民党敌特分子打证言说你父亲参加国民党是他介绍的,还口头委任了个县长官衔。杨士元拿着这份证言找局领导要给他丈人平反,结果让局领导给驳回来了。”
宗汉光说:“那后来平反又是怎么回事?”
董志刚说:“两年前他小舅子吴敦因为棋下得好被部队招去当兵,杨士元借这机会用黄建民的证词和部队下来政审的人说吴敦父亲是冤案。你想啊,部队当然希望招一个父亲不是反革命的人,于是就找市领导给吴银匠平了反。”
宗汉光怒道:“这他妈还讲不讲原则了?”
董建功插嘴说:“怎么不讲原则?谁的官大原则就在谁手里。”
宗:“他妈的,这事明眼人一眼就知道是杨士元捣的鬼,做假证的那个黄建民现在在哪儿?”
董志刚说:“在哪儿?让你找到那不露馅儿了?打完证言不到一年他就死在狱里了,谁知道是怎么死的。”
得知杨士元已经造反派被打倒,宗汉光恶狠狠地说:“你看着,我饶不了他!我让他过不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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