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老师:蜜读团队
他们十年饮冰、难凉热血；他们心怀阳光、执着勇敢；他们是文学的信徒，书海里的书虫，梦想的践行者。志在开发让人更轻松、更简洁、更高效的阅读方式。
说起日本的文化元素，我想每个人都能列举一大堆，比如日本的富士山、樱花、武士道、和服、清酒、动漫、相扑、 AV产业等。那么，这些文化现象的背后，又隐藏着日本什么样的文化秘密呢？
本书由美国当代文化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所著。在书中，他注意到了文化独特性的一面，并创立了从日常生活和人的行为中去探寻文化基因的治学方法。
作者本尼迪克特认为日本文化是一种“耻感文化”，耻辱的耻，感激的感。矛盾和冲突是这种文化的外在特征，它受制于以耻为核心的内在逻辑。日本一些学者甚至认为，此书开创了现代日本学研究的先河，中国学者李泽厚据此还将中国文化命名为“乐感文化”。可见此书影响之大。
日本文化认可多元、矛盾和冲突等元素，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文化是无主旋律的。相反，对于“耻”的理解贯穿日本文化的始终。正是因为知耻和明耻，日本人才将名誉、气节、荣耀看得比生命还重要。为了保持生命的高傲，他们表现出了强烈的受难意识和苦难精神。
但是，在理解日本这个问题上，中国却缺乏一个一贯的、合乎理性的主张。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们惯于意淫、骄傲自大、盲目崇拜和极度自卑的心理状态。近年来，抗日神剧频频出现在银幕上，正是这种民族心理的真实写照。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日本是理解中国的一面镜子，它能照出中国在发展中的许多现实和问题。不能正确地理解日本，就不能摆正中国的位置。这是每个中国人必须警惕和谨慎的。
本书最大特色在于，从各个层面分析了日本的文化特质，构建了理解文化的新视野和新视角。虽然它写于 70多年前，但其中许多观点至今仍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阅读此书，你将能真正地享受一次关乎智识的旅程，发现关于日本文化的更多秘密。
日本人性格的双重性是随处可见的。它是亚洲最先西化的国家，但同时也是对传统坚守最为坚定的国度，其中，等级制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日本的等级制，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各安其分，各得其所”，意思是每个人都能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社会位置里做好自己的事情。在日本，等级制并不是可有可无，相反，它已成为日本人为人处世的一种本能。
日本的等级制经历很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的等级制很复杂，并且对家庭组织和社会发展起到重要的凝聚和调节的作用。
在家庭中，等级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女性从属于男性，拥有比较低的社会地位；二是长辈拥有更多的权利，并对晚辈进行管教和提出建议；三是兄长拥有更多的特权，而且兄长特权在日本的政坛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社会中，它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天皇占据着社会等级的顶点位置，是权力的核心；贵族和封建领主是仅次于天皇的特权阶层；武士和农民构成了等级制的基石，是维护社会安定的主要力量；贱民处于等级制的最底层。
虽然日本是金字塔形的等级制，但阶层上升仍然是被日本社会所允许和认可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缓和了社会矛盾。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人对等级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等级制被极大地简化了。但简化并不意味着在日本社会消失，反而在日本的政治、宗教、工业及军事等领域中，等级制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政治领域，一是掀起倒幕运动，还政于天皇，将天皇的地位推至顶峰；二是废除了藩国和将军，消除了人民忠于藩国和国家之间的矛盾；三是引进西方民主制，开设议会，给予人民在国家中的地位。但同时又设立贵族院，以此来制衡众议院；四是设立市、町、村三级行政机构。
在宗教领域，一是将神道设立为国家级宗教，鼓励全民信仰；二是鼓励信仰自由，人民可以自由信仰佛教、基督教等其他宗教。
在工业领域，一是由政府掌握影响国家发展的大企业的命运；二是开辟自由产业领域，鼓励民间工业。
最后在军事领域，一是大力废除等级制；二是给予军队以更多的特权。
由此可见，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社会的双重性特征变得更加突出了。等级制一直是组织日本社会的重要动力。在这个动力的驱使下，日本人形成了浓厚的忠孝观。基于忠孝观，又延伸出求安定、依赖、谦让、包容、服从等的民族品格。
等级制曾在世界上普遍存在过，在大部分国家都成为社会剥削和压迫的力量。日本的等级制虽然同样存在这样的弊端，不同的是，日本的等级制让日本社会更加高效，让日本人找到一种归宿，因此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
因为战争，大多数人认为，日本人丧心病狂，毫无人性，他们缺乏人道主义精神。然而，事实上，日本社会普遍存在知恩图报的心理情结。
日本社会是一张网。如果等级制是经线的话，知恩图报的心理情结便是纬线。一经一纬，相互交织，便构成了我们所看到的日本社会。那么，日本人这种心理情结的具体内涵到底是什么呢？
日本人认为，每个人都会受到来自别人的恩情，这种恩情的本义是负债。这种债务不仅有情感层面的，还有契约层面的。因此在人的一生中，报恩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每个日本人都将其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
这种报恩情结是基于日本人对人的思考而形成的。基督教认为，人生来有罪，所以西方文化带有赎罪和忏悔的特征。但日本人认为，每个人都是负恩者，也就是欠恩的人，所以日本文化将报恩看得更重要。
此外，这种心理情结与日本的生存环境也有很大关系。日本历来是人多地少的国家，只有人与人之间相处和谐，生存的秩序才不会被打乱。相反，灾难便会接踵而至。
日本人的报恩情结有着丰富的内涵。从恩的类型来看，居于第一位的是皇恩，即对天皇的恩情。这也就不难理解，二战期间，为何有如此多的军人会为效忠天皇而剖腹自尽。
另外，仅次于皇恩的是父母之恩。这种恩情的形成是日本长期受儒家文化浸润的结果，它不同于西方人所理解的对父母的爱和感恩，缺乏更深层次的爱和眷恋，而仅限于对父母好。
此外还有对老师和主人的恩情，他们是孩子成长的引路人和陪伴者。这种恩情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形成一种重负，因此，日本人会对“难以报恩于万一”的愧疚念念不忘。
报恩的形式有两大类。第一类是义务，它的特点是无论如何偿还都无法全部还清，而且在时间上也是无限的。它又分为忠、孝和任务三类，其中“任务”是指对自己工作的义务。
在日本人的伦理系中，“忠”占据着最高的位置。日本人理解的“忠”有两大特征。一是将“忠”和天皇直接挂钩，人们只对天皇尽忠；二是从丧葬到纳税的一切社会生活，都由“忠”来管理和调节。可以说，“忠”对日本人生活的影响是无孔不入的。
他们所理解的“孝”有四大内涵。一是父母有权干预子女的人生，但子女往往会产生不满和憎恨的感觉；二是要孝敬那些仍然留存在记忆中的祖先，而不是一个模糊的祖先；三是照顾好子女；四是对于近亲有义务去帮助，对远亲则没有义务只有情义了。
第二类是情义，它的特点是应当如数偿还的恩情债，在时间上也是无限的。它又分为两大类。一是对社会的情义，二是对自己名声的情义。这一点将在后面做详细解读。
日本人一直将报恩看得很重要。二战后期，当日本人在战场上节节败退时，他们对天皇的忠诚之心并没有败退。相反，他们表现出强大的精神力量，这也就是为何在日本会出现“一亿玉碎”国家思想的根本原因。
武士道是日本人的独特发明，也是日本国民精神的重要体现。那么，这里的道是什么样的道？它又有那些具体内涵？
武士道中的道是情义的意思。作者认为，情义是人在与自我和社会相互交往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基本准则，是日本特有的道德观念，既与儒家文化无关，也与佛教无关。
日本人理解的情义有两个内涵。一是情义基于社会规则和规范而来，因而它的对象是除直系亲属外的一切亲属；二是偿还情义的人背负着极大的心理负担，这种负担驱使他们为了情义而无所顾忌。日本文化中的情义有两种类型。第一类是对社会的情义。对主君的情义是日本人的一个重要传统，它主要是指武士对君主及同伴的情义，这也是武士道的核心所在。需要注意的是，对于主君，复仇和尽忠都是情义的表现，这是日本文化特性使然。此外，还有对非直系亲属的情义。这些非直系亲属包括岳父岳母、公公婆婆，甚至包括伯父母和甥侄，还有入赘的养子。
日本人特别看重情义，他们认为偿还情义和偿还借款的性质一样，必须是“毫厘不爽，等量对待”。如果一个人还不上，就意味着人格破产，而且还会将情义像利息一样成倍地上涨。
第二类是对自己名声的情义。日本人认为，一旦名声被玷污，为了世界的平衡，人必须消除污名，这是人的美德，而不是人性中的罪恶。日本武士对自己名声的维护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他们有句话“雏禽求食而鸣，武士口含牙签”，意思是，不管遭受多么大的痛苦和苦难，都不能吭一声，都要镇定自如。
日本人对情义有这样的三大要求：要符合身份和社会位置，就是说，日本人为人处世，特别注重依照自己的身份和社会位置，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捍卫自己的尊严；要履行多种义务，比如当借款无法还清时，有人会选择自杀的方式来维护声誉；不同的职业对应不同的情义。
直接竞争让日本人产生羞辱感，是名声受损的重要原因。为了避免直接竞争，日本不仅创造了仲介人制度，还制定了各种礼节以求缓和直接竞争，如换上合适的衣服待人接物等。
当名声受损时，日本人会采取许多方式洗刷污名。比如报仇，这种方式在日本社会占据很高的位置，最典型的是“晨浴”，即通过洗去身上污秽来捍卫自己的名声。
再比如自杀。日本人认为自杀是一种光荣的、有意义的行为，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而现代日本人选择自杀有些是为主义殉身，有些是带有很强的自虐性质。
还有自我否定，主要表现为沮丧、消沉和极端的厌倦。在不同时代，自我否定有着不同的心理动机，比如战后是因为战争的失利。但日本人又不欣赏这种心理，所以喊出了“从消沉中站起来”的口号。
再就是沉稳冷静、能自我克制的方式。比如，当灾难来临时，日本人并不会乱作一团，而是保持应有的秩序，这使得日本人养成了冷静、沉稳和克制的国民性格。但在其他国家，我们却很少看到这样的现象。
总之，情义是日本人处理自身与外在关系时的一个重要标准，名誉又是其中的核心要素。灵活地理解日本人的情义观，能更加准确地把握日本人的精神状态和走向。
日本人喜欢喝清酒，又喜欢生吃鲜鱼，因此生活以清淡和简单著称。据此，也许你会认为他们的生活是清心寡欲的，但实际情况是，日本人并不忌讳肉体的欢愉。相反，他们特别推崇感官的享乐。
最明显的是，日本人特别喜欢洗热水澡。不管身处哪个阶层，他们每天都会花时间享受那份温暖和舒适，他们将洗澡看成是一种艺术情趣，在真实体验温暖的意义和价值，而不仅仅是交差了事。
和洗热水澡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日本人还喜欢冷水浴，但洗冷水浴的目的却是为了锻炼筋骨和意志力。这种苦行僧式的生活方式，对日本教育理念产生了很大影响，也是日本文化中最为人所称道的地方之一。
日本人的生活特别注重乐趣，他们认为，享乐需要培养和锻炼，而不是简单地去做就行了。不管是饮食、睡眠，还是婚恋，他们总会精心地做这些事情。因此，日本人的生活还带有仪式性的特点。
首先说说睡眠。对于现代人而言，失眠越来越成了一个问题。但在日本，睡眠很自由。日本人睡觉不是为了补充体力，而是在单纯地享受睡眠，但他们会为了一些重要的事情，锻炼自己不睡觉的能力。
再来说说饮食。对于日本人来说，吃饭既是享乐，又是训练。他们喜欢烹调各种菜肴，同时，他们会训练男孩子的吃饭速度。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日本人经常会以绝食来锻炼意志。另外，饮酒对日本人来说也是很大的乐趣，但他们绝不会因酗酒而误事。
最后说说婚恋。作者认为，日本人追求的是浪漫主义的恋爱观，这个甚至一度成为日本小说的主旋律。日本人还追求性享乐，但他们并不认为这是猥亵、不道德的事。他们将属于妻子的事情和性享乐的事情区分得特别清楚。在日本，同性恋也是被默许的，而且，日本人并不忌讳自淫享乐，只是不能失控。
肉体并不代表罪恶。日本人强烈地认为，应该尽情享受生活，但又不会沉溺于这种快乐之中。相反，他们表现出非常沉重的受难意识，并做好了为报恩而承受各种苦难的思想和精神准备。
曾经看过许多对日本人的评论，没有哪个国家像日本这样备受世界争议。可以这样说，在各国的评价中，关于日本人的评价是最分裂、最冲突和最极端的。
为什么日本人会形成这样的民族性格呢？背后的原因又到底是什么？作者认为，这与日本人所建构的道德和伦理体系有莫大的关系。这种道德和伦理体系有这样的五大显著特征。
一是多层次和多领域。和等级制一样，日本人将自己的道德世界分为“忠的世界”、“孝的世界”、“情义的世界”、“人情的世界”和其他世界，日本人的教养正是在这些世界中实现和完成的。
二是相互矛盾和冲突。在日本人的道德体系中，每个世界都有不同的规则和要求，最为明显的是，这些世界是互相矛盾和冲突的，缺乏天然的兼容性和融合性特征。而这种特征恰好强化了日本人性格中冲突和矛盾的一面。
三是将“诚”作为调节的根本力量。日本使用“诚”这个词的基本含义，是指热诚地遵循日本道德律和“日本精神”所指示的道路，也就是说日本人以诚为力量，来强化道德体系对国家和社会治理的渗透作用。
四是遵循霍伊尔规则。这种规则的基本特征是按既定的硬性手法行事，要求必须考虑每个细节，同时要注重推理能力的训练，利用足够的知识判断别人的意图和动向，从而合理安排自己的行动。
五是以自重为根本态度。自重是谨小慎微、考虑周全的意思。现实社会中，日本人依据外在的评价来行动，因此他们对外在评价总是谨小慎微的，深怕自己的名誉受损。
那么，日本人这种道德和伦理体系依据的是什么样的文化逻辑呢？作者认为，是耻的文化逻辑。这种逻辑有两大要义。
一大要义是知耻，并对耻辱表现出强烈的敏感性。日本人认为“知耻之人”是“有德之人”和“重名誉之人”，一个人对耻辱敏感，才能真正地行善，而且人死之后不会受到惩罚。
另一大要义是将行动视野聚焦于外部力量。日本人特别注重别人的评价，他们习惯推测别人会做出什么样的判断，并基于这些判断调整自己的行动。这种习惯对日本人的影响非常深刻，因此许多日本人并不能很好地适应外面的社会。
为何日本人会形成耻的文化逻辑呢？我国著名思想家徐复观先生认为，日本文化最大的缺陷在于它患上了“直肠症”，言外之意就是，在向外学习的过程中，日本人学什么像什么，但消化、吸收和创新却极为匮乏。这并不是说日本不具备强大的创新力，而是说他们缺乏的是由内而外的创新。
不管是在战争期间，日本人以小敌大，以弱敌强；还是在战后，日本迅速崛起，并持续领跑世界，这都体现了日本精神的强大力量。那他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日本人特别推崇自我修养，认为自我修养是实现精神驾驭的重要方式。为了推行自我修养，日本人提出了自我牺牲和自我克制的要求。但他们并不认为，这是在压抑自我，相反，他们心甘情愿并且不求回报。
日本人的自我修养有两大类。一类是培养能力。主要是指培养一种驾驭精神的能力，也就是以意志控制肉体的能力，他们从来都不会因为肉体的享受而耽误人生大事。
第二类是圆熟。圆熟是一种境界，其中“无我”是对这种境界比较好的描述，它的基本特征是在意志和行动之间毫无任何障碍。日本人常运用禅宗的修行方式来实现这种境界。在这里，重点对立柱术和公案法这两种修行方式进行说明。
关于立柱术，简单说就是站在柱子上进行修炼的方法，这种方法主要训练人的专注力。通过专注力的提升让人领悟真知，从而进入顿悟的境界。与此类似，他们还常常采用耐寒苦行的方式来训练自我，当自我不受干扰而能自由冥想时，这样的训练便是成功的。
还有就是公案法，即通过不断提问和解答来实现修行的方式。公案中有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思考公案能够让人不断地钻研，进而达到忘我的状态。当心与公案融为一体时，人就顿悟了。
为了达到圆熟的境界，还必须扫除“观我”和“妨我”的障碍。“观我”即自我反思，“妨我”即自我监督。当自我反思和自我监督不存在时，才能真正实现“忘我”。
与“忘我”类似的还有“就当已死”的境界。这句话的全称是“就当已死地活着”，也就是，当自我已经死去时，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毫无障碍，就能真正达到自己想要的结果。一种文化的形成既是传播的结果，同时也是教育的结果。教育的存在，让文化代代相传，最
终形成一个民族的深厚积淀。
考察日本人的育儿模式，可以很好地理解，耻感文化是如何与日本人的成长过程相融合，并最终在日本人的生命里扎下根基的。日本人所奉行的是“ U字型育儿模式”。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不同，日本人认为，在幼年期和
老年期，人是自由和宽松的，可以“不知耻”地活着。随着年龄的增长，日本人会得到越来越严厉的管束，这种管束在壮年期达到顶峰。从刚生下来到两岁是第一个教育阶段。这段时间，日本人的育儿方式有三个突出的地方：
母亲会给足孩子喂养的快乐，但同时又会想尽一切办法，比如嘲弄婴儿，让他们尽快成长。嘲弄是最典型的方式，这使得日本人很早就学会了知耻 ,并引导他们根据别人的评价调整自己的行为。
为了让孩子学会便溺，母亲会对孩子进行一系列无情的、繁琐的、复杂的和强制性的训练。这说明对孩子能力的训练很早就开始了，为他们日后的训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采取一些方式，阻止孩子的恶作剧。孩子学会走路后，会经常做各种恶作剧。为了阻止孩子，父母会讲关于武士的故事，以便告
诉孩子一些行为是“危险”和“不行”的，或者指责一些行为是不洁净的。从两岁到正式上学之前是第二个阶段。这一时期，日本人的教育方式主要突出这样五项内容：强化嘲弄方式的力度和广度。懂得嘲弄的意思后，他们会将其与恐惧感联系起来，进而在幼小的心灵里，留下很深刻的印
象。日本人的耻感主要得益于这段时间的培养。家人对孩子给予不同性质的关爱与呵护。母亲和祖母对孩子的脾气会百般包容和忍耐。父亲很少管教孩子，即使管教，也仅限于一个
眼神或几句训诫的话。哥哥姐姐都要奉命宠爱弟弟和妹妹。通过转移注意力的方式来训练孩子。
比较常见的方式是给予物质奖励。当孩子接近学龄时，会采用“治疗”的方式，比如母亲会带孩子去神社或寺院，神官或僧侣会用艾灸治疗孩子。
强调手把手的训练方式。
孩子必须认真模仿。比如父母会手把手教孩子盘坐和睡觉的姿势，尤其是女孩子，睡觉必须小心谨慎。这表现了一种“自制”的精神。
父母允许孩子之间的自由玩乐。
父母并不会刻意限制孩子游戏的内容和方式，因为他们觉得“孩子是不知什么叫羞耻的”，“因而他们才如此幸福”。
小学是第三阶段。从这个阶段，日本人对孩子开始了真正的训练，主要表现为三大内容：
一是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嘲弄的方式。如果家人被告知自己的孩子操行比较糟糕，全家人都会指责他，甚至老师和同学们也会不理睬他，因为他“违背了对社会的情义”。
二是对女孩子的教育发生了一些变化。社会对女孩子的约束逐渐增多，并且她们要多做很多事情，日本妇女说这是“童欢”的终结。
三是男孩子要学习对名分的情义。他们要学习在何种情况下可以直接攻击对方，在何种情况下采用间接手段洗刷污名。
中学是第四阶段。在这个阶段，孩子会得到更加严格的训练，有关训练的内容如下：
男孩子要承担“对名分的情义”的责任，尤其是在学业竞争的过程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还有当低年级的孩子受到欺负时，他们往往会耿耿于怀，并伺机报复，那些在军队中训练的孩子，也会经历这样的过程。
女孩子被教育要遵守各种约束。她们必须知道：无论什么时候都是男孩当先，她们没有表白自我主张的特权。
青年是第五个阶段。这个阶段最主要的训练是性观念和性道德。对于男性来说，年长者很少会指导，所以要主动学习和认知。他们或者看书，或者去咖啡馆，但去艺伎馆的人特别少。结婚后，男性可以享受性享乐，但却不能耽误人生大事。
对于女性而言，她们有很少的特权。她们被告知要保持忠贞，大多数都要等到结婚后才能获得某种解脱。
最后，总结一下日本的育儿模式。一是日本的育儿模式使得日本人的人生观具有两面性，即不知耻和知耻；二是通过伙伴的承认实现成长的连续性；三是进行严格的自我训练，其中最重要的是自我负责的精神。《菊与刀》一书主要是为盟军治理日本提供理论参考，因此，有必要说一下，本书对战后日本发展所进行的一些预测和推断。可以从“变”与“不变”这两个角度来进行说明。就变的角度来说，日本人会迅速地从战争状态转向和平状态，主要依据有三个：
天皇已经和盟军进行了和平谈判，而天皇是日本国民的精神领袖，对整个日本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盟军的力量让日本人深刻认识到，战争不能捍卫整个国家的名声和荣誉，他们必须另寻出路；盟军给予日本以最大程度的尊重和袒护。
从不变的角度来说，日本不会放弃他们的精神信仰和国民性，这里也有三大证据：一是耻感文化对日本人的影响是深入骨髓的，它已经同日本人的日常生活、行为习惯和社会结构紧密地融合在了一起；二是培养新的日本文化，尚需一定时间，并且要经历几代日本人的努力和付出，因此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三是国际形势风云变幻，随时都可能让日本重温军国主义的旧梦。至此，《菊与刀》一书就解读完毕了。相信你对日本文化一定有了一个更加深刻和真实的认识。
为了检验阅读成果，我们特意为你准备了几个问题。
问题一：为什么盟军要保留天皇制度？
问题二：怎样理解日本人的报恩情结？
问题三：为什么说日本人的国民性是冲突和矛盾的？
问题四：简单说一说日本人的育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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