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大可
19世纪之前，华夏上古始终是历史学家难以涉足的领域。其原因首先在于，传统核心价值以儒家学说为基本依托，上古历史始终以儒家的“三代圣王”说以及“尚书”丶“史记”之类典籍为基本依托。其次，由于中国近代政治的自我封闭，令西方现代史学理念和方法，直到晚清才进入中国人的精神视野，本土学者开拓质疑儒家叙事中的古史，诸如崔适和章学诚等学者，成为此后“疑古”思潮的先驱；王国维的出现，启动了以现代史学观念阐释古史的全新世代；同时，现代考古技术的运用，也为上古史和神话史的探寻，开辟出崭新而有效的学术途径。
在这长达100多年的“神话整理”运动中，民族主体丶国家主体丶国际主体和边缘主体，分别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们以“四足鼎立”的形态，分割了这几块无人问津的高地。本节所涉的学者，除了神话研究者本身外，还包括了影响神话研究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后者是神话研究的外围势力，他们的存在以及言说，构成了神话讨论的重要语境。
中国史学的主流叙事，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的内部演化：1. 以汉族和黄河文明为唯一对象的民族主义叙事；2. 以汉族和黄河文明为中心，以长江文明和辽河文明以及少数民族为边缘的第一代国家主义叙事； 3. 承认黄河文明丶长江文明和辽河文明等多元（多中心或零中心）格局的第二代国家主义叙事。而跨国族空间的超文化叙事，则是晚近出现的非主流史学的特征，它旨在以世界性法则为逻辑起点，突破文明封闭式演化的模式，探求文明在生长进程中与外部文明的交互运动。
一丶 作为民间主流的民族主体
民族主义是东亚地区最受拥戴的传统，它源自战国的民族主体觉醒运动，而在两汉期间完成了基本范式的营造。此后便是近乎2000年的沉寂。晚清以来，反抗民族主义革命风起云涌，正是这场喧嚣的政治运动，迫使学姐做出情感激越的回应。在上古文化史领域，民族主义学说甚嚣尘上。北京国立高校发起的“五四运动”，确立了一种具有现代性面貌的新民族主义话语方式。茅盾和闻一多等人，开始高举民族叙事的旗帜，试图向外部世界炫示华夏古族的悠远面容，而敦煌学丶殷墟甲骨文丶广汉（三星堆）等考古成果，则为民族主义学术体系提供重要的考古资源。所有这些学术成果和考古发现，都被用以证明华夏文化的独立起源，以及它悠久而伟大的历史属性。这是此后历史教科书的起点和终点，它源源不断地制造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仿佛在出产某种永不枯竭的圣食。
闻一多是早期本土神话学研究者之一，其《伏羲考》收录了有关伏羲丶姜螈丶司命丶高唐女神等诸多神话母题的研究成果，《神话与诗》也指涉《九歌》等古楚歌舞剧的特征。其研究主要采用古典文献学方法，加上民俗学和人类学的比较研究，散发出浓郁的民族主义兼浪漫主义气息，而跟狂热的抒情诗歌密切呼应。假如没有遭遇暗杀而“早夭”，他的民族神话研究，应当还会结出更为惊世骇俗的硕果。
作为古文字家的陈梦家，其《殷墟卜辞综述》无疑是甲骨文研究的经典，该书对殷墟卜辞做了全面考辩，从那些模糊而诡异的龟甲上，辩认出和解译出大量甲骨文字，为古史研究提供了古文献实证的坚实依据。该书和日本学者岛邦男《殷墟卜辞研究》《殷墟卜辞综类》一起，可视为中国上古文字史的重要指南。
历史学家许倬云的代表作《汉代农业》，精细论述了汉代农业制度文化问题。论文《古代国家形成的比较》，对早期各个文明国家制度亦有比较式分析，是古史研究领域的一部力作，其中“礼仪中心”而非“宗教中心”的观点，以卓越的才智，纠正了此前的诸多谬见。但许氏的研究手法，注重宏大叙事，而忽略具体细节的精微解剖。此外，他的《西周史》的民族主义立场，亦受到饶宗颐的尖锐批评。
河南大学教授孙作云，是中国民族文化本位说的倡导者之一。四卷本的《孙作云文集》，对《诗经》《楚辞》和“上古神话”等都有专题论述，其研究大抵沿用传统的文献学方法，基本不涉及中外文化交流事件，但对“龙凤”等华夏符号的分析，自成一统，焕发出浓烈的个人色彩。但他的文字很少被后人援引，显示其尚未遇到真正的学术知音。
民族主体一脉的最高代表，当推袁珂。他率先对本土神话的资料进行大规模收集整理，表达出“收拾碎片”的强烈欲望，成为本土神话学的创始人。《中国古代神话》是中国首部系统的汉代民族古代神话阐述，加上《中国神话传说》《袁珂神话论集》《中国神话传说词典》《神话故事新编》《山海经校注》和《中国神话通论》等著述，使其成为民族主义神话研究的集大成者。袁珂不仅奠定了汉民族神话学的学术基石，还首次展开神话知识普及，努力向民众输出神话研究成果。他也是大众神话叙事的现代开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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