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不再寻找真理——它正在构建自己的真理！

查尔斯·达尔文搞砸了。他焦急地在自己从科隆群岛（Galapágos Islands，又称加拉帕戈斯群岛）上带回来的鸟类标本中寻找着，但是在内心深处他其实很明白，自己在群岛上的工作中有不可原谅的失误。此时是1837年，乘坐英国测量船进行的环球航行是三个月前才结束的。已经27岁的达尔文现在居住在伦敦，他进行了长达五年的环球航行之后刚刚回到陆地上开始工作。达尔文认为自己在科隆群岛上找到的是仿声鸟，他亲自从岛上打到了四只鸟，去了内脏，填上棉花，并给每只鸟贴上标签来说明它是从哪个岛上捕获的。可是现在，伦敦的鸟类学家在仔细研究了这几只鸟的标本之后，断定它们分别属于三个不同的种类，而达尔文本来认为它们都是同一个种类的，他哪里能想到会是这样！至于那些雀鸟标本，更是完全失败的。达尔文在岛上的时候本以为自己抓到的禽类中一半以上应该是属于完全不同的科，更不可能是相同的属，可现在他才知道这些鸟几乎全都是雀鸟。更糟糕的是他根本没注意标明这些鸟分别来自哪个岛屿，并且还把某两个岛上的鸟类标本直接混着放在了一起。动物学会的那位鸟类学家肯定会问他这个让他最担忧的问题：你能说出哪只鸟来自哪个岛屿吗？而紧张的达尔文知道自己根本无法确定——自己犯了一个多么愚蠢的错误……

科隆群岛的每个岛屿上是不是都存在和那些仿声鸟相似但又不同的物种？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这片狭小、不起眼的岛链上似乎生存着无数不同而又相关的物种。为什么科隆群岛上的物种数量远远超过同等面积的内陆地区所拥有的物种数量？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什么？这些岛屿会不会就是解答物种起源这个“谜题中的谜题”的钥匙？新物种是如何产生的？或者简单一些说，仿声鸟、蚯蚓和人类这样毫不相干的生物最初是怎么出现在地球上的？物种是如达尔文此前一直相信的那样由神创造的吗，还是有什么更“自然”的解释？除了依托于超自然的宗教经典，会不会有一个他能看到、摸到、感觉到的根植于这世上的解释？

这次航行中获得的，尤其是来自科隆群岛上的那些证据至此已经让达尔文相信自然一定可以以某种方式创造新物种，没有其他理论可以解释他在科隆群岛及世界上其他地方获得的这些迟来的发现。达尔文现在已经无法再从事实描述的层面相信《圣经》中的大洪水了。

他已经认识到物种不是如《圣经》中暗示的那样永恒不变的。在过去2000多年的时间里，西方世界一直相信是上帝创造了动物和植物，且这些物种是永恒不变的。而达尔文则开始怀疑物种其实是起源于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力量，而且这个过程一定在某种程度上与变化的环境相关。达尔文此时是27岁，他打开笔记本，匆匆记下自己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不过，他又用了22年的时间，经过了费尽心血的思考、实验和研究才最终以书籍的形式出版了关于“自然选择”这一解释新物种是如何形成的机制的著作……

对今天的生物学来说，生物世界当前的状态是通过演化得到解释的。然而，毫不夸张地说在18世纪之前，人们认为生物体没有历史可言。任何生物体的出现都是一次性的，也许需要某种神力的介入，但所有生物体出现的顺序却早就注定了。即使当“物种"得到更严格的界定，人们仍然视之为一个模型框架，不同的个体无非依次填补其中。在繁殖的过程中，同样的性状总是在同样的位置出现，画面凝固不变。假如生物是预先成型只是在祖先的生殖器官里等待出生，那生物有什么历史可言呢?

《生命的逻辑:遗传学史》，顾名思义，是从遗传机角来理解生命的逻辑。本来，生命是个较宽的概念，遗传是生命现象中的一支。不过，越往现代，生命概念就与遗传概念交织得更紧的确，生给体跟其他物体的根本区别在于生命体会遗传。人们当然早就通过繁殖现象对遗传有所了解: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然而，直到几十年前，我们才把繁殖理解为组成生物体的分子的复制这种复制与晶体的复制不同，生物体中的大分子的结构完全是由遗传物质的碱基序列决定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待生命体，生命科学的大多数分支都可以视作遗传学，用光或声来操控活体组织中的神经元就叫作光遗传学、声遗传学。当然，生命体跟环境的互动，包括生命体之间的互动，也是重要的生命现象，但要对这些互动进行科学研究，最后仍离不开对遗传基因的研究。

生物学已经挺进到分子层面，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生物学今天回到了还原论。在还原主义时代，科学分析必须排除所研究系统或其独特功能之外的任何其他考量，与此不同，今天的生物学无法把结构与功能分开，“而功能不仅取决于生物体，而且也受制于塑造了生物体的所有历史事件......无论是哪个层次的研究-一分子、细胞、组织体或者种群-历史的视野都不可或缺”。无论在哪个层面上，对生命系统的研究都需要在两个方向上展开，一个是纵向上的组织逻辑，一个是横向上的演化逻辑。

一部好的科学史必定富有思想性。遗传学的发展像任何门类科学的发展一样，主要内容是技术性的，本书也的确介绍了很多技术性的细节。然而，一门科学除了处理技术性内容，还会面临一些我们普通人也会问出来的一般问题。例如，生命是怎样产生的?生物和非生物有没有本质区别?若有，它们的根本区别是什么?生物学能不能还原为物理学?当然还有:人为什么必有一死?科学能不能创造出永生的人?科学史不同于科学教科书的一个特点在于，它帮助我们从这些一般的思想问题来理解一门科学。

正如作者所说：“与其他自然科学一样，今天的生物学已经放弃了它曾经怀抱的诸多幻想。它不再寻找真理——它正在构建自己的真理！”

我们对基因，遗传，乃至生物的了解还是非常有限，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是对现象的观察，描述和总结，而非解释。即便是基因编辑等最前沿的研究，也只是对已知DNA的拼接和剪辑。人类知识的未知领域还如此之大，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还相信，全人类作为同一个物种并没有生物学上的高低贵贱之分。在当前的时代，世界范围内依然有很多人因为自己“错误”的肤色或者“错误”的母语而遭到不公平时对待。这是对科学的不尊重，也是这本书更应该被所有人都读到的原因之一！

1859年出版《论借助自然选择（即在生存斗争中保留优良族）的方法的物种起源》时，达尔文已经50岁了。在经过了长达四分之一个多世纪的深思熟虑后，达尔文在《物种起源》的最后一段中写下了他对于自己揭示给世人的这个奇特的、可变的世界的最终看法：

凝视着［溪流］交织的河岸，这里生长着各种各样的植物，鸟儿在灌木丛中啼叫，昆虫在半空中飞舞，蚯蚓在潮湿的泥土中爬行，默想一下这些构造精巧的生物形态，它们各不相同，却以最复杂的方式相互依存，而它们都是在我们周围发生作用的［自然］法则产生出来的……因此从自然界的战争里，从饥饿和死亡里，我们能构想出的最值得赞美的目标就是高等动物的产生也同样遵循这样的法则。认为生命及其若干能力最初是由“造物主”吹进少数或一个生物形态中的这种想法很伟大；同样地，认为这个星球是按照引力的既定法则运行，从一个最简单的形态开始，数不尽的美丽而神奇的生命形态经历了而且还在经历着进化的观点也是极其宏大的。

我深深的坚信：“那些寻找神的人，才会寻见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