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臂失知音，终身遗憾
一九五O年三月，就在第一次征粮工作紧张进行的时候。一天中午，我从宝山乡大可村回县城开会，一走进区政府的大门，区上的武装同志赵石友和杨树先就告诉我说，早上小矣马伴村送来一个来历不明的怪人，等你来查问。我说怎么个怪法？二人齐口说捆不住，锁不住，跑也不跑，现在楼上等你，说要见你，我们没有办法只好守着他等你来问。我听说绳子捆不住，锁也锁不住，半信半疑就走上楼去看，一进楼口，那人就先开口说：“高同志你回来了。”我问：“你是那里人，叫什么名字，怎么知道我姓高？”来人回答：“我姓刘，湖南人，名叫刘国宝，听人家喊你高同志，认得你姓高”。我一看，这个人个子不高，不到一米六，相貌平平，瓜子脸，人很瘦小，穿一身蓝色土布衣服，说话和气，我说：“他们说你是怪人，捆不住你，也锁不住你，我到要捆捆看看。”怪人说：“哪里哪里！”我不多说，拿起绳子捆了个五花大绑，然后又拉了拴在柱子上就转身下楼。我因要拿征粮进度的材料，才下到楼梯的半中，怪人就喊我高同志你上来下，闻喊声我即回头到楼口一看，绳子编做一堆在柱子旁，人仍坐在板凳上，也不跑。我因时间太紧，急于赶到县上，脑子里确认是奇人，但没时间详谈，随口说：“等一下，我再上来”。就抽身下楼，拿好汇报材料，上楼对奇人说我时间太紧，不能和你细谈，我把你送到公安局去，你要说什么跟他们说。奇人点点头不说话，我又说你是什么人我不清楚，所以路上我还是要把你捆起来，我不放心，奇人还是只点一下头。我随即喊区上武装同志毕福寿上楼带上枪把奇人反捆起来，三人即下楼向县城出发。
从板桥来到阿乌村，我叫他二人先走，我要找阿乌村工作组负责人问个数字，吩咐完一回头，见奇人腰中有一个黑黑的东西，我讯速把那东西抓出来，吓了一跳，那是区上民政助理土造十响的自卫手枪。手枪怎么会在他腰中？这是一个巨大的疑部问，我因此更不敢离开奇人。我们把他送到县公安局，公安局当时正准备吃晚饭，一齐聚在食堂门口，我把人带到后告诉他们此人是小矣马伴送来的，是个怪人，区上捆不住他，锁不住他，我要开会去了，请你们详细了解下他是什么样人。局长和尚清同志说“好，人交给我们，你快去开会吧，这里我们负责，要开饭了，暂时把他拴在柿花树上，吃了饭再问。
第二天中午休息，我不放心，到公安局去问是什么情况，毕桓辉同志说，昨晚上就跑掉了。你走后我们把他拴在这棵柿花树上就进去吃饭了，我打好饭抬着碗出来一看，绳子在树根堆着，人却在高石坎上站着，也不跑，只是东张西望的。我赶紧放下碗把人送进监狱关起来，交待其他犯人说有什么动静就叫我，你说是个怪人，我们还不信。吃饭后天快黑了，认为时间不够，第二天再查问，也把饭送给他吃了。天刚黑狱中犯人才想睡觉，只听瓦响一声人就不见了，就大喊跑掉了跑掉了，我们听犯人喊声就跑去看，门外锁未动过，进狱中一看，有三片瓦上有印子，好像动过，但仍盖着，只是人不见了，因而究竟是什么人一点也不知道，已向县委汇报了，县委书记刘今生叫不要讲出就行了。大干世界无奇不有，世间能人不少，却隐在其中看不出来。真是有缘千里来相聚，无缘擦肩各走各。奇人刘国宝到底要跟我说什么？至今是个迷。与奇人刘国宝的相遇，成了我终身的遗憾，真是交臂失知音。
阴差阳错，险里逃生
一九四九年秋收时节，我们在小屯一带进行征粮工作，南区干部分做两个工作组，一组由我带着在西片工作，一组由吕树带着在东片赵公庄、者乌龙一带工作。我们把小屯村征集的粮食集中在一齐放在乡政府中，小屯村中一个反动份子秘密向县城伪政府报告情况，国军26军正在路南境内清剿人民武装人员，闻讯后立即派出一个工兵营奔袭小屯村。我们把粮食集中后，到天黑时，全组征粮队伍的十六个同志在夜幕掩盖下，移到小官庄进行征粮。国军先派十多个便衣人员前行，大部队续后，天亮时我们工作组还在小官庄村，正计算各户交多少粮时，忽然群众看见军队向小官庄扑来，便立即向我们报告匪军来了。我们急忙收枪向村外撤离，出村后大吃一惊，只见十多个便衣武装，正向小屯村奔走，村后一大片穿黄衣服的军队正向小官庄扑来，我们被夹在中间，国军误以为我们是他们的先遣便衣队，便在村后的小围塘边上停下。我们不敢停留，大步向石哑口村方向走去。走出石哑口村后从张家坝塘爬向鲜花山里，在鲜花山密林的掩护下，回头向小屯村看，小屯村鸡飞狗咬，村南山头国军放有一班岗哨，在山头站着，离我们只隔着一个山凹。工作队员佟家兴用的是一枝日本产三八步枪，射程远，他估计国军在射程之内，便把枪找了一个依托，准备射击，队员鲁琼珍哭着说：“枪一响，你们还能跑得掉吗，而我已精疲力竭了。”佟家兴失望的说。多好的机会，散失了太可惜了，要我把女同志送到圭山根据地以免拖累。这就是后来南区五个女同志到圭山根据地的起因。
国军在村中折腾了一个下午。五点后，我们在鲜花山看到他们向县城撤走，民夫们挑着我们征集到的粮食。工作组继续向秧田冲方向转移，李崇贵和我二人进村了解情况，我们征集的粮食全部被抢走，村中积极份子村干部赵崇德、张子英等人也被抓走了。
我俩进村时，国军还留有一个人在村中鲁家吃饭，我们不知道，我们进村查看情况时匪军即向26军报告，26军又返回小屯把村子团团围住，我二人在夜幕的掩护下，不敢走路上，而是从菜园的水沟中爬出村外逃走。第二天早晨国军在小屯翻箱倒柜，搜捕我二人，群众的损失就无法统计了。赵崇德等人被带到开远，因是农民，后放回来。赵崇德从此就再也不参加革命活动了，做个老实的畔田人。
险从天降跳河逃生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云南地方军阀卢汉将军发动云南起义投向人民政权。国民党第八军26军进攻昆明。在边纵武装的支持下，26军和第八军遗逃滇南，其中一个团没坐上火车，步行向南逃跑到小矣马伴。我们那天也刚好到小矣马伴休息，准备洗洗衣服。一个月时间没换洗过衣服，上面已经长满了虱子。在杨连科家，杨家嫂子给我们烧水烫虱子。我和杨崇彬二人坐在棹子旁等着，一个月没休息好，坐下来眼睛就撑不起来，大嫂看我们很累的样子，叫我们到楼上去睡一下，忽然我心惊起来，感到不妙，喊杨崇彬同志不要睡了，我们到外面走走。两人离家出门，不几步就到了街心路上，猛见国民党军从余家房头巷中迎面走来，大枪背着也是一面走一面睡，敌我中间隔着一个藕塘，直径约十五米左右。我俩转头就向村外逃跑，国民党军队被我们的脚步声惊醒，一边大喊不许跑，一边在后面紧紧追赶。小矣马伴村头就是大可河，上面有一座石桥。我们跑到桥头时，听到国民党军在后面大叫再跑就开枪了。我们听到了匪军板枪机的声响，心想人是跑不过子弹的。刚好我们也到桥头，就纵身跳下河床，顺河床向马鞍山方向逃去。碰巧桥头有两个小孩正在田中拔马草，闻喊叫声站起来观看，见是国民党军追我俩人，就蹲在豆田中。国军不见我俩，却见两个人头缩在豆田中，便把豆田围起来搜索，把拔草的两个小孩带走了。杨崇斌和我二人沿河床逃到马鞍山村再向徐克丈村逃走，脱离了险境。解放后遣反国民党军时，小矣马伴村有一个遣反军人，年纪不大，只有16岁，我接待时问，怎么加入国民党部队？他说就是那天国民党军追杨同志和我的时候，他们在桥头拔草被抓去的。另外一个太小被放回了家，他被抓去当兵了。
捕风捉影，曹汉埩等在劫难逃
吹灰找缝，赔赃款无中生有
解放大军渡江后形势发展很快，势如破竹。云南卢汉将军起义，云南和平解放。中央从老区抽调大批干部支援新区，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云南边纵部队被说成是地霸武装，所辖地方党委甑别使用，农村党组全部停止活动，等土地改革结束后重新组织登记。路南原县委书记姜必元同志降任县委组织部长，书记由南下干部刘今生同志担任，县长由徐相谦同志接任，我留任南区区委书记，副专员徐世昌同志到南区指导工作。
我们在农村广泛发动群众开展诉苦运动，提高阶级觉悟。在活动中区长杨体善同志接到一封检举信，反映板桥乡长曹汉埩、文书李培元和武装委员兼财经杨达夫（地下党员）三人在小者乌龙龙潭中吃生鸡血酒组织三角党。杨达夫和我的关系很好，我经常到他家吃饭。曹杨二人被捕后，组织公审大会时我被告知有嫌，要我回避，不许我过问此案。检举人是一个名叫杨家顺的农民。
实际情况是，曹李杨三人在听取区上布置征粮任务后，因副乡长张仕中同志生病在者乌龙家中休养，三人就赶到者乌龙村找张仕中同志一齐研究如何在全乡开展工作。杨家顺是曹家的一个长工。曹汉埩同志曾是国民党政权时的一个乡长，后来参加了革命负责板桥工作，各项支前工作均完成的不错。大西南政权建立后建立了一所军政大学，他还被抽送到学校学习，毕业后被分派到昆明西山区工作。到西山区报到后，他请假回家安顿家务。他就是那个时候被抓起来进行公审的，结果被定性为反革命案并判决立即执行枪决；杨达夫同志也是枪决处理；李培元同志被送去劳改。这是南区的一个大案，轰动一时。直到1979年全国平反冤假错案时，因家属申诉，政法部门找到检举人杨家顺核实案件时，杨一口否认没有这回事，曹汉埩同志才得以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李培元恢复公职，杨达夫同志因死时妻子自杀，小儿子半岁、大儿子三岁无人扶养被弥勒人领走无人申诉就不了了之。
解放后罗盘地委迁至宜良，更名宜良地委，在宜良县法明寺和启春庙招开了地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路南南区分到三个名额，由大屯党员韩光平、黑古潭村朱军国和我三人作路南南区代表参加会议，到会报到时，每人要交两元钱作伙食费，会期五天，每天四角伙食钱。韩光平、朱军国是农民，没有钱交，从路南到宜良是走路去的。没办法，我只好把区上准备到宜良买用品的公费拿了四元钱帮他们代交了伙食费。会后我向区财务员张兆鹏同志报帐时作了交待。三反运动财务交待时，因这四元钱是我开支的，县委书记找到我，要我退出四元赃款了结我的案子，我把情况说明后，刘今生笑着说：“四元钱是小事你拿出来就行了，这样我们也好结案，你只有这四元贪污，不要给三反留尾巴。”我苦笑道：“无中生有。”遂掏出了四元钱算是赔偿赃款过了三反这一关。
争分夺秒平息全县反革命阴谋 群策群力完成五零年征粮任务
一九五零年，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中国共产党开始向人民征收粮税，任务十分艰巨，县委召开全县各区负责人会议，贯彻中央指示及具体任务。会议结束后，县委书记姜必元同志拉起我的手使劲摇着说：“我看看你的手劲，有没有本事完成这次任务。”言下之意是担心我完不成这次任务，我笑笑说：“你等着看吧！”回区后先开了个全区干部会议，传达中央指示：“为了巩固人民的新生政权，哪怕天怒人怨也要完成这次征粮工作。”接着就在青山口天主教堂中召开以南区贫农为主的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发动全区各族人民想尽一切办法，用实际行动群策群力支持中央的决定。过去交粮，交的是稻谷、玉米，这次只要是粮食，不论稻谷、玉米、碗豆、杂粮，只要能吃都可以交，而且中农也要交爱国粮。路南五零年度粮税，国民党寅吃卯粮早已交过几次了，但这次是人民的新生政权，交的是爱国粮。由于负担太重，人民确实有困难，所以入库进度十分迟缓，形势逼人。第二次召开的是贫雇农代表大会，号召贫雇农带头交爱国粮，只用了一个星期时间，入库进度就达到了80%。贫农一带头，其它阶层就不敢拖延观望，入库工作进展迅速。
国民党潜伏的反动势力看时机不对头，以李实为首的一伙反动分子和第八军潜下的特务借机在南区宝山乡乘我不备之时夺取了宝山乡政付10余枝枪公开暴乱，打出推翻共产党的大旗，并在革命队伍内部策反革命意志溥弱的人，封官许愿。南区青年团负责人毕绍全、大村镇副镇长相继叛变参加反革命队伍。我从竹山乡返回板桥后，召开区委会议研究对策，把大屯民兵抽出三十余人组成了武装工作队，一面剿匪一面完成征粮扫尾工作。在奔袭李实的行动中，吕树同志的队伍在大可村到县成的路上抓获了县城反动份子毛祖培和毛干肖二人并把二人带回区上。我和副区长李崇贵晚饭后把二人分别作审查，二人口供相同，让人十分震惊。他们是奉反动指挥部的派遣到小波溪通知李实匪部在第三天拂晓带部队到县城接应县城武装反革命暴动，县公安大队是暴动主力，指挥部设在县城监狱中，因其头领在三月县城大搜捕时已被我方抓在狱中。其反动阴谋未被发现，活动仍在继续进行，已策反了公安大队负责人，根据交待，距匪部阴谋实现只有两天了。我们争分夺秒，派李崇贵同志连夜到县城向县委汇报情况，县委急派县委秘书陈树林同志连夜跑到宜良（当时没有车）向地委陈光逵汇报。陈光逵听后立即向宜良军分区告急求援。军分区派出一个营的人由陈树林带路开赴路南，在北吉村通知县委到北吉村队伍中研究具体平乱步骤，由公安局公安大队教导员和平同志召聚公安大队全体员工到公安大队三楼上开政治学习大会。不准带枪，先把人枪分离，然后分区队伍才进城全城戒严。当部队进入县政府大院门口，收缴门卫武器大叫不准动举手交枪时，监狱中反动分子以为外面提前行动，便砸开镣铐，打开狱门冲出大院，一看外面是人民解放军，一个个又退回狱中。一场惊心动魄的反革命阴谋最终被彻底粉碎。敌我双方的较量在时间上仅相差一天。
冒水洞直属乡的来龙去脉
一九五零新中国建立后为巩固人民的新生政权，公开向全国各地征集粮税，任务是艰巨的，多年的战争，广大农村实际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为了保住人民江山不倒，那怕天怒人怨也要完成征粮任务。党中央给各省均下达指标，共产党员都向组织立下保证。圭山区革命根据地山高地贫，战争年代负担过重，研究任务分配时给了适当的照顾；南北两区相对要多一点，分到各村任务相比要重一些。因此到户时同样情况圭山区群众要少一些，当时冒水洞、板桥乡负担与圭山比要多点，因此黄天福由陆良县回村后以民族干部身份和李占先等人商议串联大弯箐、下冒水洞、新则村、和上冒水洞四村联合要脱离南区合并圭山区，提出粮食入库不入板桥区。上面派了个副专员到南区工作。为缓和矛盾把黄天福调南区任第二副区长，李占先任直属乡长，把五个村与南区分开，成立直属乡由县政府直接领导，沈克明任该乡党支书记，五三年成立彝族自治县时，结束了直属乡的历史，归属南区板桥乡管理。
黄天福同志到南区工作，任第二副区长后，旧习不改，狭隘的民族思想依然严重，到青山口的三家村工作，处理村民间矛盾时以为三家村的彝族也和冒水洞的一样，便讲一些不团结的话语，结果被三家村彝民同志用柴块子撵着打到区政府，杨本善区长出面才平息了矛盾。黄天福同志也受到了一次有益的民族团结的正面教育。
入幻境 揭真象发动群众 ；吐苦水 泄私愤营长自杀
一九五一年的土地改革，在发动群众吐苦水阶段，各地不纯分子利用不知真相的群众进行破坏活动。在黄家庄村，夜里群众开会诉苦时，有人用石头砸会场大门，群众出来看时，什么东西都没看见。谣言随之而起，说是鬼砸门，吓得群众不敢来开会；南大村乡小河新村则在开会时村边竹蓬中有怪叫声，群众说是鬼叫，不敢出门来开会；更有甚者，碧罗甸村干部住的地方，黑夜月光下有黑影在楼梯上上下下，毫无声响，吓得群众不敢来开会。土改工作队接到报告后，蔡玉同志和我一道研究，决定由我带赵石友、杨树先二人到黄家庄破案，我把赵杨二人埋伏在门的左右两边，专等“鬼”出现。然后通知开群众大会，会开了十多分钟，“鬼”果然来了。一石头就把门砸开。正举手要砸第二颗石头时，赵石友一枪筒把他冲倒，破坏分子被拖进会场批斗，交待说是被收买，几次砸门都是他干的，群众大怒揭穿了地主份子的阴谋，为阶级划分铺平了道路。
蔡玉同志带另一武装到碧罗甸村，当晚月光明亮，确实看到黑影在楼梯上上下跳动，无声无息，蔡同志不声不响抽着烟蹲下来仔细观看，发现楼梯对面不远处有一棵桩，拴着一根绳子晒着衣服和被单，风吹衣被随风飘动。蔡玉灵机一动，叫武装同志把晒着的衣被全收下，楼梯上的影子随即消失不见，再把衣被挂上，楼梯上黑影又重出现，反复几次后揭穿了鬼影秘密，干部群众都受到了一次生动的教育。
徐保贤同志在小河新村，预先躲到鬼叫的竹蓬里，村干部再通知群众开大会，不一会“鬼”来了，叫声才出，老徐同志一石头把“鬼”当场打翻，把鬼擒上会场，教育了群众鬼是人装的，人才是真正的鬼。
发动群众吐苦水提高阶级觉悟时，小屯工作组反映要求把艾营长（艾子明）带回小屯村批判。艾子明虽然是旧军官出身，但思想不旧。云南人民举义旗闹革命时，在小屯一带组织了一批武装队伍，后被边纵收编为十二团的一个营，艾子明任营长。艾子明对革命有一定的功劳，因是旧军人出身，难免有一些旧官员的男女关系，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在土地改革运动中被划为地主阶级，群众要求把他带回小屯批斗，领导批示：可带回接受教育，但要保证不要出现大问题。批斗的时候，一妇女怀揣一双鞋子，上去就用鞋子打了艾子明几嘴巴！揭露说她年青时在艾家做丫头时被艾强奸了，又把她嫁给她不喜欢的人，斗争会后艾被捆在柱子上，由民兵李某持枪看守，李某原是艾家的长工，吃饭时把枪放在离艾子明不远的地方。艾子明趁人不在，用脚把枪勾到身边，枪中刚好装有一颗子弹，他把枪口对准喉斗，用脚指扳动引铁自杀身亡。这次意外，工作组长受到了批评教育。
挺而走险，化险为安
一九五零年夏，路南李实组织反革命暴乱，李实利用在南区宝山乡政府任文书之便，与第八军埋下的另一个军统份子罗凡勾结，乘我不备抢走宝山乡政府的步枪十余枝，公开打出推翻人民政权的大旗，发起武装暴乱，策反我内部革命意志薄弱的南区共青团干部毕绍全、大村镇副乡长尚家珍等人参加了反革命队伍，进行反革命活动。李实以营长一职诱惑宝山乡阿慈村李文良参加反革命队伍时，李文良随机应变，口头上同意参加反革命活动，称要到板桥一转，拿几十元大洋再来参加，叫毕绍全队伍在家中等他。毕绍全信以为真，还嘱其快去快回。李文良出村后径直赶到大叠水找到南区区委书记刘林和南区工委李家根，报告了毕绍金的反革命情况。三人写信给我报告南区情况，告诉我李实土匪已知道我在竹山乡的活动，在我回县的两条路上均作了埋伏，叫我立即想法回到板桥商议应变工作。
接信后，我立即通知竹山乡全部工作人员到团山村集合。集中时间己过，禄丰村的干部陶立功、魏希增两位同志还没有到会，询问乡长许天义才知陶魏二人说要到班庄村，付付伙食钱就来，所以他没等他们就来了。我预感到情况可能不妙，当即决定全体人员向班庄方向出发，去迎接二位战友。
团山村到班庄村有两条路，一条是山路，路程远一些；一条顺河岸而行，路程比较近，但有一段因头天下大雨被洪水淹了。大伙的意见是走山路安全，我救人心切，分析河岸路虽被雨淹没，下半夜未落雨，可能洪水已退，即使未完全退，大家手拉手走也能渡过；山路虽说安全，可能土匪会有埋伏，这样会很危险，所以我决定走河边，乡长许天义反对，要走山路。非常时期，得当机立断，我把手中20响枪提起，说这是军令不听指挥者，对不起。大家见我动怒，都跟我走河边路。果然不出所料，到河边一看，水淹路基本显出，但有淤泥。我们一个拉着一个慢慢地向对岸走去，走到水旱两路交汇处，大家就坐下来休息。这时候山路上一个挑柴农民下来看到我们，就问：“你们在这里等人吗？上边一点是不是你们的同志，看样子还在等你们呢，还问我有没有看见你们呢！”我一听，情况很清楚了，我们的人除陶、魏二人外都全部在这里了，上面的人肯定是李实的人马，我当即说：“走我们的，不等他们了。”
脱离险境后，大家七嘴八舌地说，幸亏听老高的，否则真要遇险了。到达小班庄村，一了解，才知陶、魏二人在吃早饭时己被土匪抓走不知去向。回到禄丰村竹山乡政府，为保安全，毕福寿和我二人由火车站乘滇越铁路火车到宜良狗街站转回南区区政府板桥。
念力决定存在，死刑得到新生
一九五一年，路南县第一批土地改革即将胜利结束，划分阶级成份的时候，生怕划错一户，白日黑夜都坐在电话旁了解各村的运动情况，没睡过一觉，长期的紧张工作加上生活条件艰苦导致营养不足，长期咳个不停，但自己根本就不知道已经患病。当宣布土改工作圆满结束时，精神上一下松驰了下来，倒头就睡，三天三夜不吃不喝，迷迷糊糊，别人喊不会醒，别人推推不动，像个死猪似的只会喘气，这景象把同志们吓呆了，急向县委汇报，经县委指示立即送昆明云大医院诊治。当时没有什么车子，区上同志只得用滑杆，准备把我抬到宜良狗街火车站乘火车送往昆明检查，当抬到大山坡时滑杆把我颠醒了，问，我在那里？送我的同志说“天呀天，高同志你终于醒过来了，三天三夜，今天是第四天了，你不吃不喝，只有一口气在，把人都吓死了，经请示，县委书记刘今生同志叫把你送昆明云大医院，现在到大山坡了，你老人家就乖乖坐着吧，莫乱动。”
在云大医院照光检查后，确诊为“急性开放性空洞型肺结核”，被送省委干部疗养所就医。当时我并不知道我的病情，我到昆明时是由省妇联副主任刘林同志陪同就诊的，检查出来后内科的姚主任告刘林说：“你这个同志病情十分危险，最多最多只能活三个月，不然就只在这个月了。对病人要严格保密，交待疗养所干部，不许下床，绝对要卧床疗养。”在这三个月的时间里，在昆明的朋友每个星期天都会到院看望我，一个星期都不缺席，我感到很奇怪，就问他们，赵佩兰同志说：我们调来昆明，人地生疏，你在这里，所以只有来找你玩。我信以为真。赵佩兰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从来不会对我说一句谎话。
时光飞逝，一晃三个月就过去了，检查后，姚主任又告诉刘林，“看来你们这个同志死不了，病情恢复很好，有的病灶已是钙化点，只是空洞太大，左肺空洞直径5公分，右肺2×3两个，2×2一个，只能慢慢的恢复了。
死不了，惰况好。第三天又逢星期天，他们又全部到病房来，刘林同志才把实情告诉说：经过三个月的治疗，我的病好得多了，他们还会来看我，但不是每个星期天都来，也不一定是全来，要我听医生的话，好好疗养，早日恢复健康，好为人民服务，用工作来报答党的恩情。我听后高兴得热泪盈框，没有说话，只管点头表示谢意，不一会他们都走了，我陷入沉思之中……
同房战友彭斌同志年纪比我大几岁，我俩都是路南干部，害的都是肺结核，我病重，他病比我轻，我绝对卧床，他可到市区看电影（当时没有电视），三个月后，一天中午觉后，老彭同志问我，“老高，你当真一点杂事都不想么，每天午觉你头一落枕就呼呼大睡，看你睡得很香甜，你是独儿子，没有兄妹，父母年纪又老，你真不挂他们吗？”我听后笑着说，“有什么挂常，只有赶快把病医好回去工作，才能照顾他们二老。住在医院心挂两头会影响养病，挂也是空挂。我们现在是养着病，吃饱就睡，听医生话才是正道。”老彭说：“我做不到，我有老婆，家庭出身又不好，没有工作，大姑娘又是残疾，儿子才三岁，我又生病，万一不好她娘母怎么过日子，我一查出这病，思想就一直考虑他们母子将来怎样过。慢慢就吃也吃不多，睡也睡不好，我看你好像什么都不在乎，我真佩服你能吃能睡。”我说：“俗话说，到那山打那柴，我们要相信党，相信政府，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就是我们出问题了，党也不会不管我们，再说我们病不治好，想又有什么用呢，只是空想，还会影响养病。” 意念不同，效果也就不同，半年后，我能到市区看电影，他只能在病房周围转转，因我们患的是肺结核有传染性，不久我俩都被转到黑龙潭康复医阮疗养，我住三病区，老彭同志住四病区，一年后，我爬遍黑龙潭附近的各个山头，而老彭同志就留守在黑龙潭的一个山上，就永没有回路南的机会了。
世间没有绝对好，也没有绝对坏
在治病的过程中，医生说我患的是肺结核，应该忌吃辣子，我以往习惯每餐都要几个糊辣子沾盐吃饭，好似没有辣子就不叫吃饭。为了治病就强记不吃辣子。半年后，忽然吃饭不佳，慢慢地吃什么都没有味道，最后吃什么都会有恶心反胃的现象。我的主治医师是姚主任，查病房时，我把情况跟他说了，姚主任听后给我不少健胃开胃药吃，最后依然什么都不想吃。姚主任无招了，把自己由法国带回的胰岛素都用上了，说这两针打下仍不吃东西他也无法了。然而，胰岛素仍无效果。最后姚主任说，我没招了，你到街上去看看，想吃什么你就买点什么吃吃看吧！第二天一早我就到昆明街上，五一路、大观街、正义路、金碧路、宝善街全转过来，什么东西都不想吃。最后转到一条小街，看到一个小吃馆中有一种红红的酸辣子是完整腌制的，看见红辣子条件反射口中溜出口水，给老板说明情况，面条不想吃，想买个红辣子，老板笑笑五角钱买了个红辣子，坐在橙子上就吃，酸辣的汁液流进口里，那真是世上最好的味道，一口气吃完又买了两个，三个辣子吃完后嗅到面条的香味，给老板一说，又吃了一碗面条还想吃，但猛想起一个星期滴水不进，胃也小了，不能再吃，只得强忍下来。回到疗养所赶上晚饭，饭是那么香，菜是那么甜，吃了两大碗。
第二天，姚主任说他们正学苏联巴甫洛夫的精神疗法，他原半信半疑，结合我的情况，他承认世间没有绝对的东西，所以叫我到街上看看验证一下，多年习惯强忍就是违背自然。各种食物都有一定特性。辣子的维生素K也是人体不可缺少的元素。绝对了也有一定的负作用，一切顺其自然；二要适可而止，宇宙中没有绝对好，也没有绝对坏一切都是相辅相成的，否定和肯定都是只能在一定的时空而言。
祸从天降，吉人自有天象
一九五七年底，结束了三年的医院生活，回到路南县委组织部，原职位已有新人，我成了组织部的编外人士。当年天大旱，农民栽种不上庄稼，机关干部大都抽调下乡帮助农民抗旱点种。当时的口号是“战天斗地，天大旱，人大干，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我被安排在螺丝塘乡路星村。农民缺粮十分严重，家家户户都到山中去挖野菜充饥，我们一村分四个小组，也就是后来的生产小队。县上下来有四个干部，我任组长，工作艰苦无所谓，但四个人的早饭晚饭到那家去吃呢？农户一家本来就靠野菜渡日，凭空再加四个人，吃什么？干部下乡虽然带有口粮，每顿半市斤粮票，二角钱的开支，但也不能自行开伙。要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没办法与村干部商量，每组分一个干部，吃住由组长安排，解决了早晚两餐的问题。
大跃进年代，不准群众在家中住。连天连夜在田地中战天斗地。天不落雨，地块干得锄头挖下去都会冒火星。种子要怎样落地？与群众商量，群众是真正的专家。说种包谷可以三干点种，种子干、肥料干、土地干。种子下地，天一落雨就能出苗。我们接受意见，带领群众上山大干。人不是机器，不休息是无论如何也受不了的。但晚上回家睡觉，被县区巡回检查组发现又要插白旗挨批斗。大跃进不干不行，连天连夜不休息累死人也不行。与群众商量，群众再出点子：苦干、实干、加巧干。于是，路星村发明了一种干活的办法，白天苦干大干，夜晚十点以后，人不回村，找个背风的地方睡觉，休养身体，劳逸结合。就这样苦战了一个星期，山地全部种完，人马回村居住。检查组也不再插白旗。这时候正逢天下大雨，全村人民就一起堵水裁秧，不像邻村又忙地又忙田，顾此失彼。又一个星期，路心村田中、地中苗秧青青，长势喜人。工作组撤出村庄。
路心村生产裁种完毕，天生关生产吃紧。我们又撤到天生关协助工作。天生关干部群众情绪低落，一了解，群众说姓孙的一家八口，己饿死两人，睡倒俩人，另四人骨瘦如柴，人人担忧。为了抢救人命，我亲自找到邻村林口铺支部书记毕光林同志，说明情况，请求帮助。毕光林同志同意调两百斤稻谷救济。就这样，死了的无法，睡倒的站起来了。群众见状，增强了对政府和政策的信任，大家才放下心完成扫尾工作。
由天生关回县后，小屯乡点种任务严重落后，山地基本未种，我们又抽调到小屯乡工作。小屯乡分小屯片和小哨片。小哨片地接宜良，山大，村庄又分散，有六个自然村。我们四个人就到小哨片工作。到各村巡回一看，水田苗青发绿，山地一块未动。追问原因，回答说领导指示大跃进低产让位高产，不准种包谷，要种红薯。问怎么红薯也没种上呢？支部书记普文学同志说：“红薯秧在建水县，找不到车子去拉，所以未种。”农业要的是节令，谷子都出穗了，种包谷又不准种，眼看山地将被荒废。我与老普商量，赶快种下秋荞，还可有一线希望，老普望望我说：“高同志你不怕挨斗吗？”我说：“种不下庄稼农民明年要饿肚子呢，什么时节了。”老普说：“我早有这个想法，但领导不会准许，既然你也这样说，就种吧，支着了”。也是一个星期，小哨片满栽满插。正要收兵回营，乡上又用马驮了驼谷子到小团山生产队，要撒谷种，种双季稻。天啊，谷子都低头了。群众反问，你们看见过再生谷桩结过谷子？这样秧不能撒，但又不能退回乡上。正好大伙食团没有下锅的，咬咬牙说碾了给伙食团用作口粮吧！
小屯乡工作结束，工作组撤回。
接着参加整风反右斗争。我心里有数，没出一张大字报，大鸣大放，说什么呢？最后部门提出整改意见，我是老组织部长，要我写组织部的今后工作，结合过去工作中不足的地方作了自我批评的整改方案公布于众。第二天一早全县召开揭批大会，组织部干事付云峰第一个发言，说我是反党反社会的三反份子，理由三条：1、反对大跃进种低产荞子；2、污蔑社会主义一面大丰收，一面饿死人；3、生病住院污蔑康复医院是糠腐医院，明明是医院治好的病说是吃辣子治好的。根据这三条划为极“右份子。”
我一下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幸好农牧局干部李坤同志站出要求发言，经准许后，一站起来就把反对大跃进的担子接了下来。说那天乡上开会我未到会，由他向我传达做的，责任不在我。因他发言不对路就被轰下台，天生关书记经允许站起来就说天生关死的是一家贫农俩个人，话未说完又被轰了下去。会议发展不对路，主持人立即调转话锋把赵育坤副县长拖出来批斗，我的事就这样草草收场，把我送进改造大队劳动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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