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记忆——我的一生（一）

《难忘的记忆——我的一生》是高振兴老师91岁开始，用三个月的时间写下的回忆录，共计五万四千余字。因为文章以回忆录的形式书写，所以在内容以及用词存在一些地方方言和口语化的问题。

    《难忘的记忆》成稿后，高振兴老师先后联系过地方有关部门，均未得到明确回复，拒绝原因各异，但均要求高老师重新对文章进行修改。

    机缘巧合，也是兴趣相投，这本书终于被石林民间公众号“五城印象”主编杨继平老师所知，在杨继平老师的修改与整理之后，《难忘的记忆》这本对路南（现改名为石林）近半个世纪发展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书籍得以问世，流向社会。

    在杨老师的主持带领下，我有幸与之前往高老师所住地初为村三台寺，了解高老师现在的生活状态，也针对书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专题采访，看到了原书中“倒着的彩虹”那张传奇的照片。（经讨论，所谓“倒着的彩虹”是当时拍照时，由于采光或角度等问题导致的曝光现象）

    《难忘的记忆》在杨老师修改编辑之后，首先通过“五成印象”公众号发表，其次在石林官方季刊《石林》分四季连载。

    由于书中许多真实故事颇具传奇性与戏剧性，该书也被石林地方本土导演杨继平老师列入石林微电影拍摄的素材之中。

正文：

（注 文中言语存在部分地方方言，若阅读中出现不解之处可留言，后期回复相关的含义）

我的祖籍在马龙县，祖父高仕珍是一名教师，也可算是书香门第。当时匪患严重，父亲十四岁时，祖父在沾益县炎方教书，岁终回家过年时半路上被土匪杀害，由此家庭陷入贫困，之后祖母也相继过世。父亲是独生子，没有兄弟姐妹，孤单无援，为争微薄家产，父亲被堂叔伯辈撵出马龙，四处流浪逃生。先到滇西大理，后到滇南临安（今建水）一带给老板挖煤炭，做临时工。在挖煤时，不幸把耳朵搞聋，被解雇失业。没办法只好带着母亲沿途讨饭，打算返回马龙县老家居住。 

一九二五年秋忙时节，父母要饭来到路南大屯村，适逢大屯吕锡林家要掼谷子，因人手不够，就问年青力壮的父母亲：“会不会掼谷子？”母亲连忙回答：“会是会掼，但没镰刀。”吕家就请父母掼了一天谷子，工具由他家借给。父母为人忠厚，工作认真踏实，深得乡人点赞。晚上收工吃饭时，一家一家都争着要请他们帮忙。为填饱肚子，父母亲一一答应。

整个秋忙时节，父母就在大屯村度过。人有情，事有因，由于父母的勤劳忠厚，吕锡林先生建议父母就在大屯落户安家，并愿把自家一片荒地无偿给父母亲开垦种植三年。父亲想起古话说的“哪处黄土不埋人”，虽说老家在马龙，但回到马龙怎样落脚也还难说，原有薄产，因叔伯争占才被赶出家门，现在回去能要得回来吗？这里虽人地生疏，但几个月相处下来，也认识了几个朋友，何况吕家主动把土地租给自己使用，且三年不收任何费用，也算是一个好人家。而且亲自领着去看土地，那地块苦刺疯长，看得出是块好地，就点头应邀落脚大屯村。

地是有了，住的依然是个问题。刚好那里有个天然石栅，虽不深，但能遮雨。吕家还给了一把锄头、一把镰刀、两张草席。夫妻俩白天开荒种地，晚上就在石栅里住宿，村里有人找做活计，就到村中做零工。不久后，父亲被许汝贵家聘做烤酒的长工，母亲一人在山中开荒种地。父亲晚上收工后回到山中陪伴母亲，夫妻恩爱苦也甜，不久母亲就怀孕了。

一九二八年冬，母亲生下了我。当时天寒地冻，衣被无着，为了取暖，母亲就在山上挖刺柴、割茅草，把石栅口遮住风，在里面烧柴火等着父亲回家。

一天下午，跑来了一条恶狼，步步向母亲逼近，母亲一手把我抱在怀中，一手抓起一根燃烧着的木柴丢向饿狼。饿狼向后退走，但不跑远，火柴熄了，狼又逼近。天将黑时，火柴也快丢完了，正在危急时，父亲回山了，狼狗看见父亲才转身逃走，父亲追了一程返回石栅，母亲全身还在发抖。 

第二天父亲到许家上班时，把情况跟许汝贵说了，请求能给点住房将母亲接回村中，不然他只好辞工回到山中。许答应把牛厩楼给母亲住。

当晚母亲和我就由石栅搬进牛厩楼上，下面关着迕家的两头耕牛，因此比石栅暖和多了。母亲身体很棒，为人又慈善，还会医治一些发烧肚痛的小毛病。当时农村缺药少医，但病不饶人。这样过了不久，母亲在村中就深得人心。有些人家为了感激母亲，会送点米糖之类的物资，生活就渐渐改善起来，遂定居大屯。 

因是外地人，又是讨饭来的，虽己定居大屯，但无财产、无户口，村里并不承认我们是大屯人。父亲有名字但人家不叫，而喊马龙老高，我长大了人家不叫我的名字，叫我“小马龙”，也叫“小野人”。父亲为人忠厚，舍得出力，品德也好，别人才与他交往。母亲慈祥贤惠，会医不少病症，早喊早到，晚喊晚到，半夜三更一喊就到，村人离不开她而与她往来。我三岁时离家出门玩，人人喊我小野人，人人可以欺负我，尤其是比我大一点的孩子，把我当作他们的出气包，见了就打我。有几个我老远看见就要躲起来，不然不到头青脸肿鼻流血是不放过我的。

我会出去玩了，许家为了安全，叫父亲另租房子，把牛厩楼收回了。

父亲向村中韩家租了半间房子，我们总算真正有个家了。由于父亲的教导，我对老人很尊敬，见人就大爹奶奶的喊，老人们都很喜欢我，喊我做什么我也脚勤手快地去做。因为害怕被打，我不敢跟别的孩子玩，在老人群众中我却很安全，我只想跟老人们玩，有的老人还会给我些蚕豆之类的零食东西吃。

艰难的求学之路

我八岁时，村中新盖了一幢小学堂，招收适龄儿童入校读书。我也去报名要读书，学校董事长说，我家不是大屯人，无户籍，不准我报名入学。恰好我家的住房离学堂不远，无事可干，就天天去看人家读书。一天早上，老师在黑板上用粉笔一笔一笔教学生写字，我没有书，灵机一动地捡根小棍子在地上划，猫字难写，一笔笔划得很大，不满意，用手掌一擦重划，写了擦，擦了写，直到自己满意了，歪着头在笑时，不知什么时候老师站在我的面前，看到我的表情，便问我：“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我抬起头，看到是老师，连忙站起来，低着头答，人家喊我小马龙。老师笑笑问，你姓什么？有几岁？怎么不来读书？我答：“我家姓高，今年8岁，人家不准我报名读书。”老师问你爹妈叫什么名字，我答：“我爹叫马龙老高，我妈叫高大妈。”听到高大妈，老师高兴的说：“你回去喊你妈来学堂找我，我有话问她。”我立即往家跑。正好母亲在家，我告诉母亲老师叫你去一下学堂，现在就去。

母亲放下针线就到学校去见老师，他们好像很熟悉，老师问“高大妈，咋个不给娃娃来上学，娃娃很聪明，没钱别处省省，不要耽误了孩子。”母亲说：“李老师，不是我们不给读，而是我们是搬家人，无户籍，村中公事人不准报名。”老师说：“是这样啊，你今天到城里买套一年级的一册书，明早送孩子来找我。”母亲听后弯下腰作了个揖，说声谢谢老师，转身走了。

母亲走后，李老师把校董事长找来商谈我的读书问题，校董事长说：“他家不是本地人，是逃难讨饭来到大屯，无户籍，无义务，村中决定不能让孩子读书。”老师坚持民国时期国民小学凡中国公民都有读书的权利。但校董事坚持村中决定不准入学，最后老师发脾气说，既是这样，那我也不在这里教书了，你们另请别人。看老师收拾衣物，校董见状说：“李老师，消消气，我去请区长来，若他同意你就莫走，他不同意你走也不迟。”老师说，好，快去请吧！

不多时间，区长大人到了，问明情况后说：“既然老师坚持，读就读吧，小学毕业也成不了大事，还不是拉牛尾巴！”

就这样在老师的保护下我才如愿进入大屯国民小学读书。第二天入学，老师把我安排在一年级第一排桌子，与我房主家的女孩子一桌同读。老师的庇护，同学的鼓励再加上我的努力，第一年我的学习总分九十八分，全校总分第一名。按校规年终考分第一、二、三名者下学年的书金由学校供给，但我是外地人给读书已是莫大的开恩，因而奖学金只能由二、三、四名领用。我从内心发誓，一定要读好书，长大了报答老师恩典，若没有李老师，我这个外地小野人只能被人欺侮一辈子，对社会的不公平也深深种在我心中。 

我因为读书，给家庭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我家上无片瓦遮身，下无立脚之地，为了能入学要列入负担户口。全村负担人口分八个等级，甲、乙、丙、丁、戍、己、庚、辛，我家无户口不在等级之内，因我读书一跃成为丙级户籍，我家一年交纳的是30户其它等级的总合，父亲为了我能入愿上学能读圣贤书，咬牙租下三亩田，辞去长工做菜农。一家人起早贪黑在菜地里劳作，我除上课外，一回家就抬着瓢到菜园中去浇水，有时也学栽菜。当时正值中日战争时期，滇军六十军台儿庄战役损失惨重，回云南招幕补充人员，14团补充兵员的一个营就住在大屯。营副官高铭忠是陆良人，知我家姓高认了个家门，所以相处很密切。正好我小学毕业考入鹿阜高小，但村中人不满我考入高小便指使其它人在大河桥头堵着打，不准我入校，我哭着告诉叔叔高铭忠，叔父立令其文书段振秋每天早上护送我上高小，并通知村中若再拦阻就不客气，如果我掉一根汗毛就要拿他们试问。在四叔的保护下，段振秋文书一天不停的接我送我，我才得平安读完高级小学。

我高小毕业考取了路南初中，十四团开赴湖南离开了大屯。大屯村另外一个人也考取了路南初中，我这个外地人的灾难又来了，他们说我考取初中是对大屯人的悔辱，有损大屯人的名誉。他们想尽办法要阻止我读初中，经过算计，把菜园收回不租给我家，住房收回自用，并决定凡大屯人不准哪家租田给种，要断我家烟火。 

天无绝人之路，县城南门外马家巷有一户姓赵的田主，土地在大屯村租不出去，正在着急。母亲在城中卖菜时听到消息就去租了过来继续种菜。村中尹国栋母亲生病把母亲找去治病，母亲乘机提出租房，老人怕母亲搬走不方便，便答应把半间耳房租给我家。尹国栋当时是国军的一个师长，村中摄于其权威，不敢反对。就这样我得以顺利读完初中。 

抗日战争时期，路南中学是一个民主思潮很浓的进步中学，学校的老师有共产党员、有民主党派的爱国人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在进步爱国人士的培养薰陶下，绝大部分学生后来都参加了革命队伍，成为省地县乡的领导骨干。校内还有民主青年同盟组织，有学生自治会领导革命活动，年纪稍大的同学经常以下乡体验生活为由，到山区农村宣传抗日救国。

我是路中十班学生。十班最初有九十六个同学，三年后毕业时只有二十八人。这班学生是杨校长（杨一波）的第一个班，一波校长培养了他们两年半，最后一学期，杨校长被迫离开学校，但这批同学在思想基础上己基本定型。教室内，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共产党的新华日报都公开贴在墙上，可以对照着看，还有各种进步刊物，想看什么我都能得到。我在最后一个学期读完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那个班的同学，绝大部份都参加了革命队伍，走上了为人民服务的道路。解放后半数以上都做到了科局以上干部。

跨入革命队伍，加入中国共产党

初中毕业后，因经济困难，我没能继续升学，回到了大屯。大新冲村有个小学聘请我去教书，到临开学的一个星期，接到县教育局的通知，没有县教育局的聘任不准任教。后有人问我是不是没有到教育局送礼，你要教书，要到教育局送礼才能去当老师。我一听很反感，自己吃的都困难，那有什么礼送的，当时加深了对国民党的不满。我向大新冲方面回话不去教书了。遂在家中帮父母种菜，学着到维则、堡子、东海子等街子卖菜，换些米粮回家生活。 

吕树同志回乡在大屯村任教，因学生过多，一个人忙不过来，看到我没有去大新冲教书而在种菜，便聘请我到大屯小学帮他作代课老师。我家落在大屯，也是他父亲吕锡林留下来的，因此我也高兴接受聘请，经父亲同意后就到大屯小学代课。

年青人在一起，思想基础相通，这时我已经杨体善介绍加入了中国民主青年同盟组织。吕树同志大我几岁，习惯上我常叫他大哥。他参加了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虽然组织不同，但我们都是有正义感的青年人，对国民党的腐败均有同感，对旧政权非常不满。在共事的不长时间里，吕树同志就自动与国民党三青团脱勾，加入了我们民主青年同盟的组织，我们组建了盟青小组。在吕树同志影响下，保长李佳，甲长李家根、张志学也参加了盟青，随后一些回乡青年韩钰、李治平等也加入盟青组织，尹兰英、尹国安、尹国相兄妹也先后溶进进步青年的行列。这时全国革命形势迅猛发展，随着形式发展的需要，孙中秀同志到大屯叫我在大屯建一个地下交通站，以我家为据点，团结进步力量建成一个密秘交通站，接送昆明方向下来的革命同志和边纵的伤病人。我母亲也被发展成地下交通员，负责到县城接应来往同志到大屯安排食宿。

因大屯离城近，只有一公里多路。任务交待后，我和吕树同志一道研究，决定搞成两面正政权，我们当时叫白皮红心，对国民党方面由保长李佳同志出面应付；对革命组织由吕树同志负责联络，他是小学老师，人缘广。方针定下后，我向孙中秀同志汇报，经领导认可后，孙中秀同志只来到我家。我们活动的地点设在小学校，在我家碰头，来往人员一律由我安排食宿并保证安全出入，伤病人员需医生，由我母亲联络县城里的刘林同志安排请医生带回大屯。张煨南医生是经常到大屯帮助治病的一位医生。

路南的游击大队（赵春锦大队）进攻过县城，虽未成功，却把国民党政府吓成了惊弓之鸟。所以当李佳同志向县政府报告工作时，县城以为可作他们的前哨，便发给厂造步枪20枝，用以装备大屯联防，还安装了一部电话以便随时向政府报告情况。李佳同志不时派几个武装民兵到小东山村向东门城楼放几枪冷枪，以取得政府的信任。假假真真，所以不知道内案的说大屯是反动派，扬言要拔除大屯这颗钉子。而革命队伍内部都把大屯当作最安全的据点，出入大屯十分放心。

一九四八年春节，孙中秀、杨体善到我家过年并邀约我参加中国共产党组织，由于我的经历所限，对共产党不敢信任，担心共产党也像国民党一样言行不一，挂羊头卖狗肉，当即表态说，“对参加共产党组织一事，我还要再看看。”

一九四九年春节刚过，孙中秀，杨体善又到我家邀约我一同到圭山根据地参加圭山干部训练班学习，对他二人的言行我是很满意的，当即点头表示同意。因我是独生子，怕父母不同意，孙中秀就把学习情况跟父母也说了，希望二老同意。要走的头晚上，父亲把我和孙中秀叫到面前说：“今晚你当着领导的面，我要把话说清楚，你是独苗，我的意见是你就不要出门了，在家奉养我们二老，若你要出去报效国家，我也不拦你，自古忠孝难双全。所以你当着你领导面说说，要出去你就不要挂家，要挂家你就不要出去。如果心挂两头，你就一样都做不成，是去是留，你表个态。”我当时己参加了革命队伍，推翻国民党政府的心情很迫切，便说：“我要参加革命为老百姓谋幸福。”父亲说：“好”！那你就莫挂家，明天你们就一齐出门，要好好听领导的话。”

那晚，我和孙中秀谈到深夜才入睡。 

第二天，按照孙中秀同志的安排，我一起床就到城中南门外找到李竹媛同志，见面后李竹媛叫我在家中等着，她去叫其他的人，一个多钟头后，李凯、汪琼芬、杨玉枝、李振东四人也一起来了。李竹媛说钱XX，田XX不来了，他们说昆明都还没有去过，出去干革命牺牲了划不着，等去去昆明再说；老汪同志因母亲抬个凳子堵在门中不准去，最后是跳围墙由县政府中出来的，所以耽误了点时间。这样我们就由大屯出发与孙中秀一起来到冒水洞大湾箐，然后向尾则出发，到达目的地额冲依村时天已经黑了。

学习班的几十个学员，是从昆明、泸西等地汇集来的，各个民族都有，名叫“圭山干部训练班”。毕江、高文峰、赵佩兰三人是校领导，我是学员中比较年青的一个。孙中秀、杨体善也参加了学习班，学习中才知道他们都是路南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一个多月的学习，白天学理论，晚上到村上民众中交友，一面学习一面实践宣传推翻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的道理。这短短一个月的学习，是我一生的基础，在要结业的头两天，我向领导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我给孙中秀说，以前你怎么不告诉我，你们都是共产党员，他笑着说，你不是还要看看嘛。

第三天，也就是三月十二日，那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起床不久，赵佩兰同志邀我到校外去走走。我跟着她在额冲依东南一个小山包上坐下来，赵佩兰同志笑着说你昨天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县委决定由我来办理程序，你不是说还要看看吗？我红着脸说，为什么你们以前不告诉我你们都是共产党人？赵佩兰同志说，我们去年派孙中秀去动员你入党，是你不相信嘛！现在你自己要求入党，组织上看了你的申请，根据你的情况决定接收你为中共党员，今天邀你出来就是要给你办理入党程序。说着从包里拿出一幅毛泽东主席的戴八角帽的油印图像，一面镰刀斧锤的旗子铺在地上，叫我面对主席举起左手跟着她向党宣誓。短短几分钟，我出了一身汗。宣誓毕，我们又坐在地上，赵佩兰同志交待我今后怎样工作，怎样严守党的纪律等。我默记心中，暗誓请领导放心，直到我两眼紧闭停止呼吸，也绝不会背叛共产主义。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日，干训班学习结束，我们就分赴全县各区村工作岗位，各区都是一班人马，最少的区也有六个人。我被分到南区，却只有我一个人，虽然孙中秀也到南区，但他是送我去的，到达南区后交待完毕就要返回。南区有多大范围？目的地小屯在那里？负责人叫什么名字？这些情况我一无所知，脑袋里一片空白。我怀着一肚子的气走出了校门，孙中秀想尽一切办法和我谈话，我昂着头一声不响，他无法了，只好在前面带路。太阳落山时，我们来到了上冒水洞小学毕文华同志处。老毕拿出青蚕豆招待我们，看见青蚕豆我忍不住问到：“有青蚕豆啦？”老孙说：“我的天，你总算开口了，我还以为你害哑症了，一天到晚不说一句话。”我说：“你想想，南区我从没来过，小屯在东在西都不知道，别的区都是一伙一伙的，南区却只有我一个人，碰到事情我找谁商量？我认为领导不公平，那怕留你一个人跟我在一起也好嘛，总得有个熟人说说话嘛。”

老孙说：“老高，你这个性子要改，你不开口，人家怎么说话嘛，我本想在路上给你谈谈为什么南区只派你一个人，但你理都不理，所以我就不知道你想的是什么，只有跟着你跑，你不知道，南区还是白区（国民党统治），我们能不能占得住脚都不知道？人派多了万一发生问题损失就大了，你是南区人，你在大屯的工作领导是满意的，相信你才决定派你一个人来试试，一个月把脚站稳了，再派人下来。你老人家一天不发一言，昂着头,也不理人，好也不听，坏也不听，真烦死人了。”我说：“为什么不提前把南区的情况告诉我呢？”老孙说“告诉你什么呢？”我们也不知道啊，以前南区有游击队组织，但部队走后什么都没有留下，我能告诉你什么呢？”老孙又接着说：“你先到小屯小学，一面教书，一面了解情况，多做发动群众的工作，一个月后，我来找你，你站稳了，组织上再派人来。

三月十五日中午，我到达了宏图小学所在地小屯村，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县城里的老师，孙中秀介绍说我是到小屯教书的老师。学校没有宿舍，我被暂时安排在宏图乡政府中的一格空房住下。一天，忽然看到同班同学鲁琼珍也在这里教书，在校时我们没有任何往来，只能算个熟人，如今异地相见，就好象亲人一般。鲁琼珍同志跟我介绍了学校的情况：学生多，老师少，六个班级，加上我才有四个老师。

不几天同班同学李崇贵由师宗县转回路南，说是路过，听说我在这里便来看看，我两在路中就很熟悉，见面后我邀他来小屯教书，他说要考虑一下。三四天后李崇贵同志就到小屯来报道教书了。其实，李崇贵同志也是由组织上安排来小屯教书的。我、鲁琼珍、李崇贵，同学加老乡，三个人无拘无束，真可谓志同道合。不久我们合伙同食，我住乡政府，李崇贵同志住积极份子杨崇彬家。

一个月后，孙中秀来到小屯，我向他汇报了这一个月的工作：在学校和李崇贵、鲁琼珍很投机；在群众中，发动的积极份子有杨崇彬、赵崇德、张子英、刘秀英等人；还摸清了宏图乡政府赵连科乡长、职员陈志福、钱炳章等人是开明人仕。孙中秀了解完情况返回县上己是五月了。后来我接孙中秀的条子通知，要我安排好工作后到宝山乡大矣马伴村张寿家找他，我按指示先给李崇贵说明再给鲁琼珍交待，我有事要请几天假，请李、鲁二位帮我代几天课。 

到矣马伴村找到张寿家里，看到刘琳和徐作枢二人也在那里，中午孙中秀把刘、徐和我三人叫到大可河对岸，找了个地方，四个人蹲下来，孙中秀宣布：“根据发展形势需要，县委决定成立南区工作委员会，全名是中国共产党路南县南区工作委员会，孙中秀同志任工委书记，刘林同志兼任工委副书记（她是县妇联主任），徐作枢副区长兼南区工委委员，主要任务是组建南区游击队，任教导委员，高振兴（我）任南区工委委员兼青年委员，等条件成熟，再建立中共南区区委会。

会议时间不长，宣布任命后就散会各回工作地区，我尾随孙中秀同志到大可村小学见到了徐宝珩同志，他和李俊同志在路中时跟我是同班同学，这时候我才开始感觉到肩头上的担子不轻。因时间不够，我没有跟他们去大村镇，而是直接返回小屯小学。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环境造就英雄，英雄造就形势，这是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也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的主导思想。 

人类最大的敌人是自己，耍小聪明、自以为是，把自己视为万物主宰的大有人在，其实，个人只是一粒最渺小的尘埃，只有溶入集体行列中才能保住自己的生命力，就像一滴水珠离开集体必将气化一样。 

我来世间九十余载，经历过众多风雨，特记录下来供后世参考。

谁是我的救命恩人

一九四九年九月，由于形势的发展，工作的需要，我由宏图小学所在地小屯村转到板桥镇中心小学教书，因为我当时是中共路南县南区区委副书记，主持南区工作，而宏图乡小学地处偏西，南区中心地带是板桥。板桥是南区交通要道，南来北往，又是商业集镇。为了工作需要调入板桥，以便于联系各乡。

万事万物，有正必有负，有好必有坏，有利必有弊，到板桥后不到一个月时间我的地下党员身份就被国民党政府发觉，当时国民党26军部队正在路南境内清剿共产党组织。就在九月初的一个早晨，天刚微亮，我还在睡意朦胧中，忽然听到“情况危急赶快跑，情况危急赶快跑”的声音，声音清脆有力而急促。我猛然惊醒，听到离我不到百米的横街上，众狗狂咬，我翻身蹬开被子跳下床，拉开后门拔腿就跑。门外有一个一亩左右的大园子，我跑过园子，进入林区，回头一看，国民党军队的四枝步枪已经把我住的门严严封住，我立即转头向圭山方向逃跑。

一个星期后，我在一个深夜返回板桥小学，第二天早晨我向教室走去准备上课，校长曹汉鼎看见我，把我叫到他身旁，说：“高老师，我们学校保证不了你的安全，那天早上国军来抓你，把我都吓死了，我伸手摸过你的被子，还烫手，幸好你走得快，你去那点都行，不能再在小学上课了。那天国军没有抓到你，走时交待我，你什么时候回来要即时向他  们报告，否则要作通匪处理。你老人家赶快跑吧，我们负责不了你的安全，至于你拿走的薪水，我也看见不是你自用，当天在大桥上我就看见你把钱交给你们上级了。拿走了，就算了，你赶快远走高飞吧。”

就这样我又返回维则，找到了赵佩兰同志汇报情况，赵佩兰同志听后说:：“算了，你就正式脱产工作吧！仍回板桥，随时小心就行了。”我又问：“那天早上通知我赶快跑的到底是哪位，只三分钟的时间，慢三分钟我就肯定被捕了。”他的回答是：“谁也没有通知你，也不知道是谁通知的。”几十年过去了，“情况危急赶快跑，情况危急赶快跑”的声音还似在耳边，是那么清脆，到底是谁，这个迷，也不能解开。

谁是我的救命恩人？

为革命钻山洞忍饥挨饿 夜进村讲道理串联群众

一九四九年，中共大军南下势如破竹，国民党在西南作最后挣扎，派国军第八军、26军在云南各地穿梭式追剿边纵革命人员。边纵党委决定把三支队调楚雄、禄丰一带活动。分散罗盘地区的压力，当时在路南的国军是26军的黄团和陈团两个团，活动南来北往，日夜不停，一有风吹草动，一个营的兵力就砸到。中共南区从三月到十月干部队伍已发展到80余人，多数是以教书作掩护。天黑就在各村进行反三征（征兵、征粮、征税）和二五减租，进行废除阎王债的活动。每户农民每斗谷少交二升半给田主人，过重的阎王债适当减息，部分成本早已收过头的则强行废债，如有民众借一斗五升年利，已交五六年时间还不起本，利息照交者则强行废债。那些自动实行政策的田主债主，我们则按“开明仕绅”给予表扬，不执行者则由农协强行执行，顽抗者则组织批斗。在匪军来时，由于政策深得民心，老百姓会给我们通风报信，我们躲在山洞里，群众会给我们送水送饭，干部和群众形成了真正的鱼水关系；有时匪军驻村不走，群众无法送饭时，我们只有挨饿或以野果充饥。有一次，我和李崇贵在南小村，匪军三天不走，我二人饿了三天，第四天匪军走了，李家喜同志才把饭送到洞口，并告知是匪军在路口站哨盘查出入口，所以不敢送饭，才让我们饿了三天。由于我们躲的山洞高，剌蓬厚，他把筷子弄丢了。李崇贵和我饿极了，就用手指抓饭吃，由于是雨天，两手都被红泥染红了。手抓饭往嘴里塞，吃完饭时嘴皮都被红泥染红了，手指头变成粉白色。李家喜看着我俩狼狈的样子，开玩笑说：“高同志，怎么还打口红、染指甲，成摸登了!”李崇贵和我互相对看，笑着说管他呢，饿急了嘛。

环境造就人才，环境也考验人才，七八月匪军穿梭扫荡，匪军走后，南区工作干部由80余人锐减到不足四十人，在匪军扫荡过的程中，有志坚持革命的都保存了下来，胆小者脱离革命，有的被俘拉走，也有的因病失去了生命。大可村匪军来时，徐宝贤同志看到农民抬着掼槽去掼谷子，急中生智接过掼槽把头插到掼槽里，匪军以为是掼谷子的农民而放过了他；刘林同志背上农妇的豆种，李竹媛同志提着农妇点豆的提兜从匪军面前混过危险；另外二人顺河底逃命则被匪军抓到开远审讯。追问他们认得的名字，由于战争时期每个参加革命的人都把真名改用代名，所以交待中说出了洋铁桶、二房东、大烟盒、攀枝花、小青蛙、小格蛋、机关枪、大炮等“混名”。匪军一听，无法再追下去，搧几个嘴巴了事。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吉凶皆由天定

一九四九年十月，农民包谷已收清，我和区委副书记李崇贵同志到南大村一带活动时，在南大村的一个赶集日，在街上接到县委通知，要我们到阿依林村参加北区发动群众的一次动员大会。时间紧迫，到阿依林有八十多里路。为了好赶路，两人在街摊上各吃了碗米线。起身时发现旁边一个农民也放下碗跟着站起来，因急着赶路，也没多想。南大村到南小村约只有一公里路，走着走着我忽然感到很困，好似几日未睡一样，连眼睛都睁不开，还连跌了四跤。我感到很奇怪，就问李崇贵，他说他也很困，我说：“妈的，国民党出五百大洋买我们买不到，自己摔死才划不着，走，去佟家兴家睡一觉再走。”两个便到老佟家去午睡，十二点到老佟家，醒来已是下午四点多钟，睡过头了。佟大嫂看我两个着急的样子，热了一碗鸡蛋饭让我们吃完再上路。我们走到大龙潭和草子地之间的一块草地时，忽然看见一大摊血迹，苍蝇乱飞，我说不知是那个老乡今天在这里砍柴弄伤了，流这大滩血。没走几步，又看到一大滩血。我们两个边走边议论说一个人恐怕也只有这点血吧。我们赶到冒水洞村时天已黑了，便在冒水洞小学教书的毕文华老师处住了一晚。第二天来到大屯，打算在我家吃过早饭再赶到阿依林村参加群众大会，正吃饭时，父亲从菜园中回来，一进门就问：“你俩个昨天是不是经过大龙潭来？”

我吃惊地问：“你怎么知道我们是走大龙潭来的？”

父亲说：“有人说你俩个在大龙潭被人家杀掉了，问我着不着急？”

我问：“这是怎么回事？”

父亲说：“人家说你两个从南大村来到大龙潭时被杀的。”我和李崇贵一听，毛骨悚然，互相以眼示意，李崇贵同志说：“大爹，你吓着了吗？”

父亲说：“刚听到时的确被吓到了，问明情况后感觉不是你俩，你俩个都是带枪的人，子弹在膛中，出手就响，哪有一声不响就被杀的。不过，还是很担心的，现在看见你们还活着，也就放心了。你俩个以后走路，要拉开点距离以防不测。”我俩点头同意。父亲接着说：“消息是李区长今早告诉我的，他说你俩个从大村来的时候，人家就跟着你们了，你们才走进小河新村，人家就到大龙潭埋伏下来了，等了一个钟头的时间，你俩个才来，冷不防就被杀掉了。”我问区长你们有没有反抗，区长说，只认得倒下了。知子莫如父，我知道你俩都带着枪，就感觉应该不是你俩个。

一九五零年，镇压反革命运动时，大龙潭村群众检举杀人犯李森，并逮捕送到区上，我当时兼任南区人民法庭庭长，提案时我问李森犯的什么罪，他说：“杀人罪，我杀了俩个人。”我问：“杀的是哪里人，叫什么名字？”李犯望着我不敢说话，我提醒他坦白从宽的政策后，李犯说，当时是要杀你和李区长。李说，那天他无事赶大村街，在街上大村镇长指着我们俩说：“把哪俩个人杀掉，每个人给五担谷子钱，我没见过你们，指的时候是在背后指的，我看见你们在吃米钱，也买了一碗坐在你们旁边吃，你们吃完走了，我未吃完赶紧放下碗跟着你们，你们走进小河新村我就赶到大龙潭村一片草地上等你们，差不多等了一个小时见俩个人走来，我就动手了，尸首丢在旁边一个落洞里，割下两只左耳作证，就到大屯李镇长家领赏。到大屯后李镇长说，第二天在街上拿钱，吃饭时李镇长回来大骂，说我是骗子，说我杀的人己经回来了。钱没领到还错杀两人，这是我的罪。”我听后问：“那你说怎样处理你”，李犯低下头说：“杀人偿命。”根据情况杀的是李崇贵和我，我俩人都还活着，附近几十公里，也没听说有人被杀，按当时情况国民党特务分子也经常在这一带活动，说不定他杀的那两个人正是反革命也未可知。但杀人是有罪的，来龙去脉交待清楚，根据坦白从宽的政策，我坚持给他判五年徒刑劳动改造后从新做人。

整个事件有惊无险，一切是那么自然又显得奇特，一公里路连跌四跤好像在提示什么；睡午觉一睡就是几个钟头也是从未有过的事情；直到第二天父亲说出真相才大吃一惊。一九五二年我调到县委组织部后，一次我到昆明开会，在金碧路金马坊脚下，见到恋友汪琼芬同志，她这才知道我当时被国民党杀害的消息是假的，当时我被害的消息传到楚雄，她在部队里大哭一场，后来才重新找对象，我们相遇的时候她是来昆明度蜜月的，那曾想在这里又碰上了“死去”的旧人。她夫君见状，问了我名字后，说去买包烟就离开我们，让我们在翠湖边畅谈了几个钟头才分手告别。这奇特的一切又是谁导演的？

进忠言第一次遭雷打 保政权接任区委书记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云南地方军阀卢汉将军起义后，宣告云南和平解放，路南县人民政府正式进入县城办公。由于长期分散活动，领导之间矛盾不十分突出，进城后各自缺点日愈凸现，因而领导之间产生了矛盾，互不团结，对工作影响不好，春节期间，互相交往增多，同志间彼此交谈，出于对党的爱护，由党外进步人士胡文善等人发起，请县委和政府有关人员一齐谈心吃饭，名为和气饭，会上劝县委和政府，都是领导同志，要互相谅解，和气团结，把路南各项工作搞得更好。这件事后，在党内反应强烈，我由南区到县城找到刘林同志问有没有这回事，她说有这回事，我说这不好，党内问题自己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嘛，怎么给党外人仕来主持吃和气饭，同志们反映不好，她说：“你说问题主要应由谁负责？”我说：“反正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就是。”说完我扭头就回区里了。没过几天，刘林同志通知我到县城开区委会，因她是区委书记，我是副书记，考虑到她工作忙，到不了南区，我们只有将就她。这次会议有两个内容，一是汇报南区征粮情况，二是宣布南区区委书记任免事宜。先宣布高振兴同志不尊重领导，看不起领导组织，决定给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接着宣布，经领导批准高振兴同志任中共南区区委书记，免去刘林同志南区区委书记职务。我啼笑皆非，一面受党纪处分，一面又被提拔重用。没有不透风的墙，对我的处分县委内部意见不统一，有的同意处分，有的反对处分，但还是公布处分了，消息传到各区委，在全县干部中产生了不好的影响。

一年后，路南召开全县干部扩大会议，地委书记陈光逵同志参加大会，在分组讨论中，洪山区干部对我的处份表示不满意，陈光逵同志参加该区讨论后，在大会上公开平反说：“早就叫县委严肃处理这件事，却迟迟不作处理，这在干部中影响不好，现在我在大会上公开宣布，对高振兴同志的处分是错误的，对错误的处分公开平反。”

一九五零年度征粮是十分艰巨的，由于国民党寅吃卯粮，这次实际已是二次征粮了。但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向农村征粮，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粮是不能不征的，革命战争时期我们提出反三征（征兵、征粮、征税），解放了为了建设新中国巩固人民江山，我们动员交爱国粮。这是头等大事，中央明确指令：“为了巩固新生政权，那怕天怒人怨也要把这次征粮工作圆满完成，这是共产党员的首要任务，征不起来，只有再回山去打游击。” 任务是艰巨的，处分是严重的。面对现实，我二话不说，回到板桥立即检查进度，发现区上有的同志为我不平，睡大觉，不干工作，说共产党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等我回来告诉一声不干了就回家种田去。我反复做他们的工作，他们都说：“你自己都不在乎，那就算了吧。”大家才起来去搞入库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