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 骗上压下人民受苦 浮跨风 高产万斤弄虚作假
土地改革农民分得土地，对共产党十分感激，不少农民出身的革命同志都纷纷要求回农村与家人团聚，安居乐业。到一九五三年由于多种因素，农村经济发展仍不能令人满意，尤其是贫农阶层，过去终年给别人出卖劳动力，做的是苦力，土改虽分得土地，但没有成本经营，白裁白种关键时节都给别人占用了。俗话说张嘴的要吃，生根的要粪，种卫生田，产量是不会高的。平时给别人借找东西，要紧时间别人来求帮助，只好还人情，因还人情而耽误了自己即时下种；有的因临时生病而无法下种，为了医病，只好又把土地出卖掉治病，土地得而复失。针对现状，成立了互助组，互相帮助解决因难，后由组扩大为合作社，用牛马牲畜等入股，其中有专人管理的，叫高级合作社。这时农村经济发展很快，面貌一新。到一九五六年短短三四年，整个农村吃穿没问题，人人歌颂共产党，家家都挂毛主席像，甚至有的农户把天地祖宗都撕下来换上了毛主席像，说：“供天供地几辈人，都是饿肚子，受人气，共产党毛主席来了我们才得翻身作主人。”整个农村日不关门，夜不闭户，路上掉了东西无人拾捡，知道是谁丢的还捡了送给主人，东西放在门外无人打扰，一个也不要别人的东西，真叫太平盛世。
好日子没过多久就全国一片乱象。战天斗地促发展，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思潮泛滥成灾；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也被无限放大，几个村联合成一个社团搞大跃进，超英赶美，大炼钢铁；农村成立了大伙食团，放开肚皮吃，走到那里都可以吃喝，不到一个月时间，几年结余吃光了；生产上叫嚣深耕密植，挖田地一公尺，把肥土换下，生土翻上，没肥料，挖老墙土拆房作肥料；中耕管理，多快好省，打一个大秧耙，一人下田拖着田中跑一圈，顶十人；路南清朝称铜都，农民家中有不少铜具，大伙食团建立后，铁锅无用，砸烂卖铁，铜具下令每户要交多少斤完成任务，人民只有忍气吞声；为了骗取领导信任，浮夸风接踵而至，湖南稻谷亩产万斤见报后，宜良张惠草相继见报。路南也不能落后，学经验，把几亩将收的谷子用工拔起后并裁一亩，两人拉着手一个人用脚死挤栽下，几天后再开镰收割作丰产数上报。并弄虚作假，把路南远近驰名的大铜钟和农民交售的铜器交铁工厂，再回炉炼成了几百斤冰铜作成绩报光荣。
一九五八年，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同志全部被划成右派并被送去劳动教养。
大学深造，与牛同居
反右结束，路南干部大伤元气。路南宜良两县合并，结束了彝族自治县的编制。我的问题似是而非，被免去组织部长职务，送圭山左溪红专大学学习改造。
圭山左溪红专大学在路南、弥勒、沪西三县交界的地方，交通不便，生活艰苦，离宜良城约100公里左右。山高谷深，村子住在山顶。撒尼人种田要走五里路到山谷中，大学的学员都是两县反右运动后的“不纯份子”。
没有校舍，学员自己动手砍树割草盖草房，军事编制，设三个排，一排三个班，班下再分组，工业是练铁，动力是大风箱，人力抽火。左溪有的是铁矿，有的是木材。农业一个排种地，我被分任蔬菜班的组长，种蔬菜离不开水，水在河谷底下，离村约五公里路。因此不能住校，而是在菜地上搭一个草棚。照明是小马灯，晚上自己看书学习，白天种菜。其他同学则白天下山劳动，晚上回校学习，我一个人守菜园，清风明月相伴倒也清静。想看书就看书，不想看书，天黑倒头就睡。时值寒冬季节，育苗困难，我搞了个露天温床育苗，用砖砌了一条三回龙的火沟，沟上面盖上厚厚的土，沟与火连接，白日黑夜柴火不断，种子下地，地有温度，几天就出苗，十多天就可移栽。只是天寒地冻，小苗栽后有个适应期半个月小苗还不死不活，校领导笑我没有技术，直到开春大地温度上升后，小苗才开始上长，校领导看小苗转绿急于很快吃菜，买了一包罗马尼亚产的尿素，送到菜园里叫我赶快施追肥。这种化肥我从未用过，校方领导和排长也未用过，却亲自现场“指导”。我怕弄死幼苗，根据以往施肥经验，在菜周围离菜五寸挖一条小沟，把肥施在小沟中再盖上土，领导嫌我肥施得少，批评我不懂科学，一把一把地把小沟填满。一排菜有十棵，我想正好搞个试验，便提议每人施三棵，各人按自己意愿施肥。一墒到头后回头一看，领导施的六棵都低下了头，领导急叫快浇水，我不敢发言，也不服气，为什么我的四棵苗不低头，浇完水，他们的六棵苗全部低下头，领导赌气走了。我说了一句俏皮话“小苗小苗怎不争气，你要死等领导走了再死，你偏要当面现形。”第二天一块小苗三分之二伏在地上，只好到二十里外的沪西去买苗补上。
第三天接通知，晚上回家参加学习。到校中开会时，才知是领导开我的批判大会，批判我骄傲自大，目中无人，讲了一大堆。最后分析骄傲根源是姓高，因而目中无人，自以为了不起造成自工作以来所犯各种错误直到反党反社会主义。需好好检查争取党的宽大处理，最后要我当众表态。一肚子气无处诉苦站起来借机会发言说：“首先感谢领导们对我的关怀、培育，下决心争取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其次对犯错的根源说是因姓高而骄傲有看法，中国人姓是跟爹姓，我爹姓高，我姓高，若是跟母亲姓则我母亲姓李，那不就不骄傲了吗？这一点我持不同意见。”会场学员个个捂着嘴笑。大会结束，一个人又走了几公里路回到草棚中休息。
第二天接通知调离蔬菜班，到畜牧班放六个牛去。牛棚也在河底，离蔬菜班一里多路，这里只有牛棚，我只好在牛棚中睡觉。过去时月，牛棚无人住，只白天下来放放，晚上人回校中住宿。我放牛，回校中没有我的住处，只有来与牛住。牛棚是用小树串起来的，上面盖上草遮雨，四面通风，那个时候山中还有野狼出没，没办法在牛棚中钉四根桩，钉上小树桩搭个高床与牛同居。过去在菜棚中有清风明月作伴，在牛棚中又加上几条牛，更热闹一点。一天晚上，一头小牛把我的被子拉去垫着睡觉，我冻醒后被子不见了，月光下看见被小牛垫着睡了，又气又好笑，把小牛赶走抖抖被又上床睡觉，不多久又冻醒了，被又是小牛睡着，没办法第二天我又砍了些小树在牛棚中又隔了个棚，拒绝了小牛的打扰。
天赐良缘昙花现，有缘无份谁安排
在红专大学中，由蔬菜班组长调畜牧组放牛时，无拘无束。白天放牛，黑夜睡觉，也不参加校中会议，自由自在时，忽然接到一封来自玉溪县的信，打开信封一看，没有文字，只有纸剪的一条鱼。我百思不解，经过反复回忆，在康复医院养病时，玉溪县病友中共有三位病友相处甚好，尤其是县卫生科长王某，彼此有许多看法很是一致。我估计是她的杰作，那是无言的示意。但是考虑到我回县后情况发生逆转。我不想让别人为我受影响，故也采用她的手法回给她一封信，寄了一根火柴杆，我的意思是独木不成双。发信后一个星期又接一封信，信上说她已到路南叫我当天赶回家中大屯村，父母亲很着急。我即告假，准了一个星期的事假回大屯看视。我到家时已是12点，王同志也住在我家。父母见我赶回来，也很高兴，夜深了，也没有惊动王同志，就和父亲一块睡觉。第二天一早起床和小王碰面，问明情况才知她是接我信后请了一个星期假来和我结婚的，她当晚和母亲同睡时己把情况和母亲谈明。她没有父母，只有一个外婆，年老没有和她同来。天赐良缘，我喜出望外。回县后的情况我是没有告诉她，但她在玉溪完全知道我很冤屈，劝我一切向前看，抬起头来面对现实。她很为我当心，怕受不了陷害，才决定请了一个星期的假来与我结婚。共同面对生活中的不幸。难中援手，我很感激，只是抱愧的说什么也没有准备，衣服都没有买一件，而且我自受处分后停发了工资，养病时又没有积蓄。她说：“什么年月还讲这些，今天我俩僦上公社领个结婚证就行，你也无什么亲戚，也不要待什么客”。我望望母亲，母亲不说话，只是微笑着点点头，得到母亲的许可，我们吃过早饭就上公社去申请结婚。拿了结婚证，回到家时父母把自己养的一个小兔也杀好了准备为我们祝贺，领了结婚证就是合法夫妻了，她也改口叫了爹和妈，时间紧迫我们身居两地也废除了择吉日子，当天晚上就同居，父亲耳聋，听话不方便也未多说话，只说了一句既然你们二人都喜欢，我们没说的，望你们好好珍惜相处就行。我们每人只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当年交通不便从玉溪到路南要两天车程，己去了三天，她转程到昆还有一天时间要到省卫生厅办一天事，这样我两只有一个晚上的夫妻生活，多幸福，多急促。这不是我们的能力能作主的事，第二天就勿忙的赶程了。我把她送到宜良狗街火车站。上了车，眼看自己的亲人含泪上车头也不回，我直到火车走了，看不见了，才转身回家上路。
结婚半月后，接到校委通知我，县上调动我的工作，李成龙和我调内昆铁路带民工修铁路。报到地点是昆明浑水塘，我的职务是民工三大队十一分队的政治指导员，李成龙同志任后勤干事，管职工伙食。连长是原宜良百货公司的经理姚国钧同志。姚国钧介绍了连队情况，原来十一分队是并组的联队，由嵩明、宜良和弥勒三县民工组成。原指导员普阿三同志是红河州龙武县花腰族干部，说汉语比较吃力。因此，分队民工思想混乱，一个不服一个，尤其是宜良民工不服从领导自己选了个分队长，一天想干麻就干麻，不想干就不干，嵩明的较老实，弥勒的也还可以。加上生活上吃不好，粮食局买粮买到的是些原粮，有时是大米，有时是包谷，有时是小麦，有时是大豆，因为吃不好，民工思想很不安定，时有逃跑现象发生。
到连队的第三天，劳动时听到几个来自宜良的彝族民工商议当天晚上六个人准备集体逃跑，约定时间是11点钟，他们说的是彝语，我不懂彝话，但在圭山干部培训班时和彝族同志学了几句简单彝话，他们商议时我虽不能全部听懂，但11点钟走我是听懂了的。吃过晚饭后，我找嵩明排长商量，抽调了几个民工在宜良民工回家的路上堵着，果然十一点宜良几个民工背着行旅偷偷摸来，一声喊全部吓得站住，被乖乖带回浑水塘住地。第二天开职工大会进行正面教育，也不打，也不骂，让逃跑民工亮了亮相，并叫他们当众认错， 对他们自选的连长作了批评，任命为排长，负责宜良县的民工工作。
通过对宜良民工的整顿教育，强调不分县属，大家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为建设共产主义理想社会而努力，为各县人民增光，在会上，各县民代表作了正面表态，工作逐步走上正轨。
到铁路工作两个月，忽然妻子到浑水塘找我，分队同志听说是我妻子，很热情，腾了一间小房给我们同居。我问怎么来也不事先告诉一声，她哭着说，她是来找我离婚的。我一听惊呆了，我的命怎么这样惨，结了婚只生活一个晚上就要离婚，我问为什么。妻子说，她自大屯回到昆明卫生厅找到顶头上司副书记××，讲完工作后，X X留她吃晚饭，之后强奸了她，而且一住就是几天。现在发觉也有身孕，肯定不是我的。妻子说：“我没法了才来找你，我们离婚吧！求你了，不然我只有死路一条。”我想自己活也应让别人活，我们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结婚是那么匆忙，离婚是那么突然，我咬咬牙说“好！”
我没有眼泪，小王双手抱紧我，眼泪湿透了我的胸膛。天亮后我俩手牵手一同到大板桥法庭自愿离婚。裁了离婚书，走出法庭，她含笑拉着我的手，把一万元死期存款单交到我手中，我笑着说，你也不容易，一辈子的积蓄，我不要你的，我是男人，我能独立生活，你是女人，这辈子不知还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你留着备用吧。然后一转头，我向东回工地，她向西转昆明，从此再也没有音讯。
由大板桥回到浑水塘，同志们见我一个人回来问我，你爱人呢。我笑着拿出离婚证作了回答，同志们惊呆了，说从没有见过笑嘻嘻手牵手去离婚的，问为什么？我只说命里注定，事不由己，一切就当没有发生过。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向前走，别停步，不管怎样，面对现实，用工作代替一切不如意，建设祖国才是自己的主要责任，精力集中工作再苦也要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精神鼓舞着自己，过去的一切都是对自己的考验。
一天，8501铁路建设指挥部在沾益县开内昆段铁路的指导员会议。突然接到家中急电说：父亲病重垂危在路南医院住院望速归。我拿着电报向大队长请假，大队长看完电报说明早有主要指示报告，听完报告再回去。第二天报告完准备吃了早饭就上路，又接到一个红色电文：父亲已死望速归安葬。拿着电文又找大队长请假。大队长一看说人都死了，开完会贯彻下会议精神再回去，铁的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我强吞下泪水坚持开完会后才回家。到家后看见母亲一人憔悴的坐在门前背靠着门，见我回家泪流满面。问我怎么今天才回来，我把情况给母亲说明。见家中空空，急问父亲呢？母亲说：“你不回来，我一个人无法，是你姐王静和村中父老一道帮忙，已埋了一个星期了，你去看看，我也走不动了，不知埋成什么样。”
我到坟上一看，团团一堆土，土上苍蝇不知有多少叮着，一个人望着土，静静的约一个钟头，父亲往事一幕幕眼前滑过，有一段父子俩在胡子凹铲草皮烧火土种美烟时（后来叫烤烟），火放着父子俩坐在火旁，父亲说：“孩子，我们是父子，但我将来享不了你的福。我死时你都不会在我身边，倒是你母亲能享你几年福，你要好好招乎她。”一下子回过神来，鞠了三个躬和父亲告别，回去见母亲。
王静姐，不是亲姐，她是昆明人，在路南打游击，解放后任县卫生科长，大我四岁，我们曾有一段热恋史，“三反”运动后被定为极右份子，我虽未定极右，但也丢了官降了级。她为了不影响我，下决心离开我不见面。
这次父亲病，我不在路南，从病到死都是她操劳。我找到她谢了她的情并提出与她结婚的事，她摇摇头说：“等摘了右派帽子再说，要我另找适合我的人，我坚持要她，她坚持不同意。最后我说请你考虑一个月时间，我现在住昆明混水塘村，一个月内等你。我们在外县结婚，若一个月不来就作永别处理，各行其事。她点点头，第二天我带上母亲一同到铁路战线上生活。一个月时间己满，恰巧我们连队搬家到嵩民牛奶厂车站施工。王静姐赶到浑水塘村找我时，连队己搬走三天。她不知我们的去向，只得含着泪返回路南。我到嵩明后误以为王姐丢下我各奔前程，就再也没有联系。
艰苦奋斗，夺红旗，迎风招展，工程完工，遭批判转回原籍
路基工程基本完工，铁路正式铺轨架桥。在架塘子大桥时，桥头有一段路基是新平县民工大跃进时修建的，外表光滑整洁。当架桥机开到桥头时，技术员忽感机身不平。仔细检查，发现路基有裂缝。我们分队正在塘子车站施工。立即调动抢救路基。一个连队四百人听命后立即到火车头后面的车皮上，搬运枕木，在技术员的指挥下把一根根枕木，塞进铁轨下垫平路轨。但机身仍在慢慢偏斜。险境就是命令，一车枕木全塞在铁轨下，整车皮枕木垫完才把架桥机垫平，由火车头拉着退出险地。各级领导在场亲眼目睹，民工个个汗水湿透了衣背。架桥机退回去了，民工早饭也送到工地喊打饭，但这时民工横七竖八个个在路边躺下直喘。一个也不起来打饭吃。指挥领导当场表扬十一分队是好样的，第四天大队长亲自送来了一面红色突击队的大旗，旗子飘扬在连队施工现场。顾名思义，以后十一分队出现的场地都是在最苦的地方。几个月后，铁路工作已经完成。一天晚上大队长带着宜良县民政局的小毕同志在长坡村我们的住地召开大会，宣布连队返回各县。接着指出高振兴作风不正，与女同志有不正当的作风，回县后要好好检查。改正错误，接受党的教育。我提出请求，请批准就地落户当农民。又被指责这是逃避，是革命意志衰退，是顽固不化。民工退场后，我向县委的同志告了个假，带着母亲由昆明回路南，到昆明没有住处，跟民工刘凤英到她家借住，刘凤英在工地上与母亲相处甚好，趁机会母亲代我向刘凤英求婚。
一年多的相处，刘凤英曾尾随我们到路南石林风景区玩过，也和母亲同住。回路南的头天我们三人一起到圆通山玩了一天，在北京饭店吃晚饭时，小刘同志看到分队副指导员进饭店抓别人的剩饭吃，就告诉我：“你看普指导员”。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了一眼，立即走到老普面前问他什么时候来，他泪流不断的说：“来三天了，我回家老婆已死，留下这个孩子，我打算把他带到分队找你们，不防你们已散了三天了，我们回不了家，也没有伙食，只有到食堂抓点剩饭菜，我不知道你在这里。”同病相怜，我问他到龙武要几天，他说三天，我一听，把口袋里的钱全拿出来与他平分，叫他别在昆明了，赶快转原地。他很感激的说：“我到龙武一定把钱寄还你。”小刘同志事后问我他会还你吗？我实话实说：“人在难中，还不还说不上来，救他一把，不还就算了，说不定我将来也会像他父子一样流落街头呢！”
姐摘帽难同宿愿 结良缘喜建家庭
与普阿三副指导员分手后，第二天带着母亲返回路南，在战友刘凤英家，母亲向小刘同志提亲跟我结婚，当时小刘同志没有点头，这后一年多的时间，我们也从未亲口谈过这个问题，但对彼此的为人处事，内心都有好感。经母亲再三要求，小刘同志未正面回答，借口同意和我们一齐到石林玩玩，看看路南风光，所以我们老少三人一齐回到路南老家大屯村。
进家一看四壁空空，一个塘塘罐罐都没有。母亲被我接到铁路后，大屯的家被生产队当作了临时托儿所，现在大伙食团下放后托儿所散伙了。房子无人看管，门大开着。进了家需要休息，一个橙子都没有，只好向隔壁苗家借把锯木头的锯子来，把从工地上带回的一支炸药箱打开，把木板锯短，用炸药箱的钉子订了三条小凳坐下休息。口干要吃水，用一把铜茶壶给隔壁邻居要了点水，我到街中心抱了三个石头来，母亲到村边围埂上拖了些刺柴来烧开水喝，晚饭也是母亲用一口锣锅在石头上煮熟的，原来家用的灶做托儿所时己拆除了。
第二天，母亲在家安顿家务，，我领着小刘同志到石林去玩了一天，参观石林风景沿途观看山水谈心。第三天逛了一天街，这时正是秋初稻谷将黄，田中庄稼长势很好，得到小刘同志的称赞路南是个好地方。第四天送小刘同志回昆明，爬大山坡到狗街坐火车，在路南我亲口向刘同志求婚，她说慢慢来，要回去征求家人意见再回答。三个月后，经小刘同志二哥的认可后，小刘同志复信同意结婚，这时已是寒冬季节，正值社会困难时期，我们连衣服都没有买一件，只换了一床大的被子，没有肉食，杀了一支小兔借单位上伙食聚餐举行了婚礼，这天正好是我的生日，冬月二十二日，天气虽冷，但内心是温暖的，我终于组成了个家。
正在我们高高兴兴准备晚上举行婚礼时，庆典的一大早王静姐匆匆跑来报告喜讯，她今早右派帽子己摘了，恢复政治权力了。我看到她高兴的样子脑子里一下闪出：什么时候摘帽什么时候谈爱的宿愿，但原定一月内的约期早过，而且我新的姻缘正是今天结婚，我苦涩的一笑：“姐，祝贺您”。今天是我的婚期，能不能参加庆贺？”王姐一裂嘴，一句话未说回头就走。有道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王姐对我的一切付出，难道不是有情人？但真正与我成家的是刘凤英。王华、王静、王静华三位前恋人都各种原因离开了我，真正与我结婚的却是认识不到一年的刘风英，刘凤英是为我生儿育女、赡养母亲陪伴我终身的老伴，这些离奇的事件又是谁导演的呢？
边学边干摸着石头过河
从铁路战线退回后，我被分配在县委宣传部工作。中央6000人大会后，对农村大跃进时期被错误处分的一些基层干部作了平反处理，原路南片区错处的较多，群众反映很大，我原是路南干部，便被分到路南片作这种擦屁股的工作。如水尾解开富同志被送去劳改，家破人亡。把材料落实后，从监狱中释放回来重组家园；三板桥乡董金才，问保兴，大可村槐际英等同志都是我一个个把问题弄清后报县委给予以平反纠正的。而我的问题谁给我作主呢？我找县委书记潘明山同志反映，他大骂普震有不负责任，但最终还是不了了之。不久，宜路两县分县，恢复路南彝族自治县的建制后，我是路南干部，原封不动分到县委宣传部工作。时间不长，地委电话会议通知，危险份子一律调离机要部门，第二天组织部干部就通知我调县食品公司任副经理，负责路南县食品工作。并嘱告到公司后要学会杀猪卖肉。我一肚子怨气脱口而出：“我现在就走，我连鸡都不会杀，以后我不只会杀猪，我还要杀牛。”扭头就到食品公司报到，一路走，一路想，共产党员不是为做官，而是要革命，食品公司也是党的工作，何况大伙食团散伙后，各家各户起伙，油肉问题也是大问题，是人民的生活问题。
到食品公司一了解，肉食供应十分紧张，女同志生孩子凭证明才给半公斤肉食，市场上根本买不到肉。老百姓生病要有医生证明才能供应一点。农村农民多数人没有养猪，少数人家养。仔猪都要到陆良县、宜良县等外地去买，路南很少有人养母猪。要解决全县人民的吃肉问题。确实需花很大力气。
我得从养母猪做起。
到食品公司第二天一早我就上屠宰场去学杀猪。一了解，公司每天杀五头猪，都只是供机关单位和国营食堂，合作食堂，其它一概不供。食品公司不杀牛，单位要牛肉就到民间去请会杀牛的人来杀，付给工资。问食品公司为什么自己不杀牛，职工回答，牛是给农民种地的，杀了犯罪。路南山区人民会养牛羊，其目的是为了羊屎能肥地，少部份农户也会挤奶做乳饼，经济效益不高。牛是本地产的，但个小体瘦，也仅为种地和用肥而养。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我们的责任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是我们的父母。针对现实，深感责任重大，任务艰巨。决定生猪自繁自养，这是上级领导指出的方针，因而到富源、四川、荣昌、内江去采购优良猪种回县饲养。为动员农民大量养猪，甚至采用借给农民猪秧，养肥了交售时再扣回仔猪用款。为扶助农民养猪，食品公司从我做起，人人学会医猪。每人发一个医药箱，走到那里医到那里，几次请省上的兽医到路南培训医猪和为牛马治病。每个村庄设一个生产和代购员。经过三年的努力，生猪存栏率和商品率均达到国家要求，只是自繁自养只达到80%。为了节约成本，生猪收购又搞约时定点收购，购一车就近定点按时集中：收购上调，扶助农民扩展饲料来源，到宣威一带采购巴蕉芋做种子，医猪免费服务，不收医药钱。为了更近一步提高商品率推广中曲饲料、科学饲养。
生猪发展了，山羊和黄牛群众没有吃的习惯。食品公司带头摆汤锅，街天每天杀十只全部卖完。群众中有人说绵羊肉不好吃，公司就专杀绵羊请领导评味。破了不吃绵羊内的习惯。路南的山羊经省公司评定是奶肉兼优的品种，在全省作良种供应推广，圭山黑山羊是优良品种载入史册。
猪羊问题解决了，就着手解决牛肉品种。到文山一带采购大种公牛和本地小品种杂交换种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路南食品公司戴上了只搞生产不抓政治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决定第三天开群众大会，预谋把我当场打死。单位“文革”领导回家后，正着急怎样保护我的生命时，西门外造反派到食品公司要人，说他们村一个地主子女被食品公司职工拐跑，要食品公司把这个人追回交生产队，这个地主阶级出身的子女，确实是食品公司干部带走的，因村上要把她打死，求食品公司职工救她一命，食品公司职工小陈同志是河南平舆县人，支边民工，年纪青，没有结婚。且与这个女的相处也好，这样两个人就不辞而别逃回河南。村上要人，正好我有危险，便借追人之辞，派我到河南出差把人带回，给了两个月的粮票（当时出差吃饭是要粮票的）。叫我第二天一早就走，因第三天即是全县群众大会的时间。一个月后由河南回来，大会时间已过。我得以留下这条生命。当然，地主子女我也没有带回来。因为回来我们都会没命的。
阴差阳错 大打矿山之仗 错失良机 数百人空留遗憾
文化大革命中，我戴着走资派的帽子，调到罗茨铁路去修铁路。这是昆钢运铁矿的专用线，职务是副指导员。粮食局局长张永平等人（他也是文革中的三反份子）一起带领路南四百民工去支援昆钢打矿山之仗。我们的任务是一百多米的隧道。没有机械，全手工开挖，废土用矿车拉出洞外后再用混泥土翻拱支砌，流水作业，三班倒，每个班8小时工作。我和张永平各带一个作业班，指导员孟保洪和副连长陈志中同志带一个班，他们都是文革中的造反派，还有副连长李春贤（百货公司经理，也是走资派）负责后勤伙食，这次全连领导班子都是共产党员，都有一颗为人民服务的红心。工作很艰苦，但质量绝不马虎，进度日日超额完成。民工都是青年人，个个生龙活虎，指到那里就干到那里。生活上，昆明供应紧张，肉食供应不足，李春贤同志常回路南采购物品；文化生活也能保证，工余时间会组织唱歌跳舞。篮球打遍全线民工队伍，没有出现人员伤亡，因而被省指挥部任命为五好连队，向全线民工队伍提出“学习路南连”。由于各方面都得到领导的好评，省铁路指挥部决定向中央铁道部请示，要把路南连由职工到战士全部转为铁路队伍，昆大铁路建设方针定下己报中央，全体干部民工，个个受到鼓舞，不料指导员孟保洪怕县委不同意，要回县请示县委，我们个个表示不能回县请示，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文件下来再作汇报不迟，孟保洪同志和我们意见不同，坚决一个人跑回路南向县委请示，就这样路南县委地方主义思想严重，当即叫他限三天内把队伍带回路南。就这样几百民工的前途就被其断送，中铁部文件下达时，队伍已回县一个星期了。
群策群力没有过不去的坎
1958年反右运动后，过“左”的行为致使路南县所属干部遭到很大的摧残。1958年1 1月，路南县合并宜良县，路南改为东片区，干群关系十分紧张，县上干部到东片工作，群众不给饭吃，工作十分困难，一切建设工作都拉下进度，怨气十足。1964年2月，根据中央精神，省委决定恢复原路南彝族自治县的建制，调普震有任书记，邓发科任县委副书记。自治县是恢复了，却连一个开会的地方都没有，领导很想有个开会的场所。但中央三令五申，不许兴建楼堂馆所。没有办法，就想借盖电影院的机会，以电影院为名，扩大建筑规模，除电影大厅外再盖几间会议室，以适应各乡干部有各自的讨论地点，决定把电影院和会议厅合二为一。规模宏大，物资紧张，领导决定县委办公室主任张跃祖同志任总指挥，任命我为物资供应组组长，负责全部物资组调工作。砖瓦县上自己有，但钢材、水泥要向省计委去要。省计委主任徐正邦同志原是路南北区区长，我是南区区委书记，我们原相处很好，于是决定钢材水泥由我去要。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路南电影院的设计规模省委早已知道，当我到省计委见到徐正邦同志时，我还未开口徐主任就说：“你来很好，你回去叫邓发科电影院立即下马，否则我一尺钢材不给，一斤水泥不批”。我一听笑着说：“这个信我不传，我好不容易有点工作做做，路南工程下马，我搞什么？调我来你这里吗？”
徐主任严肃地说：“不是给你开玩笑，快回去，立即下马”，我也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说，“徐主任，这个信我不传，这是路南人民的要求，既然省计委不给物资，我也不会强要，但有个要求，我们朋友一场，我到哪里找到了钢材水泥，请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行就是。”说完回头就走，不欢而散。计划时期，物资统管，那里去搞钢材、水泥呢？真是天方夜谭……
离开省计委办公室，一面走，一面想，到那里去找钢材呢？不是一根两根、一斤两斤、而是几吨、几十吨，想来想去，想到昆钢，这是生产的地方，昆钢李子宣是初中时的老同学，是老乡、老朋友，他又是昆钢生产科科长，找他，应该有办法，于是直奔昆钢而去。
找到了老乡，多年不见十分亲切，寒喧了一会分别后的情况，问我现在做什么工作，话转正题，我把路南县委意见说出，我是特地来向他请求支援的，他一听，脸即沉下说：“老高，不是我不给你，家乡建设，我这路南子弟是应该尽份力的，但省计委不批，我一斤也拿不出来。”我说：“你开一个钟头的扎机不行吗？”老李说多开十天一百天也拿不出来，因我们昆钢过磅工人都是省计委直派，生产出一斤过磅员一过磅就不是我的了，我拿什么给你嘛？我一听也一下呆了，说老徐这一手也太绝！老李看我样子叫我不要急，多年不见吃过中饭再说，时过中午，肚子也饿了，只好在他家吃饭。多年不见酒肉是少不了的，两人边吃边谈，我因钢材无着落，谈话不多，老李看我焦急，但也无法。我问：“老李想个办法嘛，怎么转个湾，家乡建设总不能活人被尿涨死吧！老李一听，转个湾，把手在大腿上一拍说：老高有办法了，你说转个湾提醒了我，你到我基地矿山去找他们，看他们有什么需要你帮助解决的地方解决一下，你要的钢材我作矿山建设发给你。法因缘生，办法终一出来了，我感激老李，热泪即下，双手拉着他的手随即举杯祝他长寿，一口喝尽，饭菜是那么香甜。
中饭后，直奔王家滩矿区，我找到领导表明来意，矿山提出矿山分散运输困难，大型车子路不方便，要五台手扶式拖拉机解决难题，我当即答应满足要求，立即赶回路南向县委汇报情况，县委立即通知农机公司立即拔五台手扶拖拉机给电影院使用。到县农机公司问题出来了，当年公司全年只分得三台，全部发给电影院，另两台他们也无法解决，拖拉机是分配物资，跑到省农机公司，答复是计划物资生产多少分派多少，没有多余的。根据情况拖拉机是省一监生产的，只有找生产单位去想办法，到省一监找到负责人，也是路南人，过去未见过。说明情况后为家乡建设只有超计划多生产三台，一台交省农机公司，两台卖路南电影院，这样钢材问题算园满完成。
有了解决钢材的经验，水泥问题借黑龙潭水库名誉要多少发多少。当时昆钢只能生产普通钢材，做屋架要重型工字钢，这是省外物资，不在计划之列。后通过省建安公司陈华同志以省建名誉制作物架和吊装安装得以解决。
在有关部门和群众的有力支持下，路南电影院所需钢材水泥采购顺利完成任务。
接受教训与时俱进
电影院钢材、水泥问题解决了，但具体运输中问题仍然突出，当时交通运输路南本身车子不多，主要还靠地区运输队。六月份，我到昆明以建黑龙潭水库为由，开了五十吨的开远水泥。1964年6月1日，宜良运输队徐有先和龚迎春两位师傅就给我拉回八吨入库使用，当天在开远食堂吃饭，徐龚两位同志把半斤粮票二角钱交给叫我收下，我不收，龚师硬要我收下，说这是政府规定的纪律，我只好收下，并言明第二天继续拉，我住开远县等着他们。第二天他们来了，见面就说：“老高，对不起，今天不能拉，今天站上吩咐要拉别的物资，明天再来”。
开远气候比路南热多了，而且又是六月天，气温更高。白天热得难受，汗湿衣襟，晚上蚊虫臭虫打扰，在惯路南的人，在那种环境下真是度日如年，又无熟悉朋友可去，一个人一日望一日的苦苦等着。
水泥提货单跨月作废，天天见他们跑开远，天天都是拉其他的货。28天都过去了，50吨水泥只是开头拉走了8吨，剩下42吨眼看就要作废。6月29日，徐有先跑到我面前，问水泥给拉完了，我无精打彩的地说，拉什么，50吨你俩只拉了8吨，其余全在。他笑笑说把提货单拿来，今天不要你去水泥厂了，你去买菜饭，连你买七个人的。我把提货单交给他就起来去买饭菜。一个钟头后他们每张车子个个都带拖兜，42吨全部拉完。我感激的说谢谢你们，把我负责的任务完成，老徐说谁叫你那天收我们半斤粮票两角钱，我这时才大梦方醒，原来这二十多天的罪是他们故意安排教训我的，我说“还不是你们叫我我才收的”，徐有先说：“你作人太老实，什么年代，你还死板的一套，不动点绿辣子给你吃，你不会做，我们说教育你一下，但朋友的事不能不管，跨月作废是不行的，所以今天个个挂上拖兜笼全部帮你拉完，我笑笑说“你们这些家伙”。
顺藤摸瓜，五元钱建个工厂；改革创新，小产品走遍全国
1967年电影院圆满完工，满以为有个安身之处了，不料天不由愿，我接到通知，调县农机修造厂任厂长兼支部书记。
根据农业机械化的要求，路南建了一个农机修造厂，这是国营企业，人数虽然不多 ， 几十个人，机器也不多，有车床两台，工具铣床一台，小型钻床一台，汽锤一台，翻沙炉一台；还有木工组、铁工组、修理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但是厂里情况很复杂，县委下决心进行整顿，先派组织部长进驻厂中进行教育；三个月不见起色，县长亲自出马，依旧亏损；怀疑有坏分子破坏，最后公安局长出面，驻厂三个月追踪摸底，找出原因，原来是受文化大革命的遗毒影响。通过发动群众检举，决定抓捕四个工人。我就是这个时候被调任机器厂的厂长兼支部书记的。
我从未干过工业，到厂报到时连一颗螺丝是公制还是英制，是左牙还是右牙都不知道，居然调我来领导一个国营工厂，我不知道领导是怎样想的。到厂后，我下决心摸清情况，与工人交友谈心，与要逮捕的四个同志谈心请教。通过调查，这四个人都是生产中的骨干人才。我先向县委请示暂不抓捕由我作保证负责四人工作，经同意后，再找他们四人交心。他们各自谈了自己的看法，一个说农机厂要想不亏损，必须要有自己的主要产品，单靠给农村加工点东西是吃不饱饭的；一个说修理厂是国营企业，工人责任心不强，马虎应付，质量得不到保证；一个说要团结一致，不要搞小集团．互相攻击；一个说领导要正，不要光叫别人干，自己不能官僚作风，动不动就扣工资乱处罚。谈去谈来，觉得他们的意见都是对的，丝毫看不出有什么捣乱破坏行为。我也向他们态度诚恳的说，我是个外行，对工业一点都不懂，但我是共产党员，有决心学好业务，今后有什么做错的还望批评指正，我们共同努力把农机厂搞上去，摘掉亏损帽子，工作仍由他四人分工负责。
一天，平时负责调度的同志有事请假，要我代他两天工作，把派工单交给我，恰好小乐台旧村有个农民请求加工一颗切烟丝机器上的螺丝。我接货后开了一张派工单给一位姓王的车工，请他帮助加工，财务开了收据后，王师傅把派工单拿走，第二天一早，小乐台旧农民把螺丝送回，说装不上去要求重新加工，把旧的和新的一齐拿给我看，旧的丝牙细，新的牙距宽。我把王师傅找来问是怎么回事，王师傅很傲慢的说，你开的派工单只说加工一颗螺丝，没说是什么螺丝，我照单加工一颗螺丝这不是我的责任。一听知道是我不对，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围观的人好几个不说话望着我笑，我二话不说问财务多少钱一颗螺丝，财务说五元一颗，我当即拿出五元钱交给财务，财务同志说：“高同志你是领导，你交得起，别的人怎么办？”我斩钉截铁地说，今后不论什么人，谁错谁负责。在场的人看着我，财务同志看我态度严肃，只好把钱收下，我又开了一张派工单，仍由王师傅负责加工。
五元钱看起来是小事，但这是一个责任心的问题，这件事一下子轰动了全厂，有说王师傅不对的，也有说我不对的，但结果只有一个：今后都不敢马虎了。接下来，不负责任的事一一暴露出来，比如农机厂生产的打谷机，不平衡拿点断钜片垫平就出厂，农民一用，钜片脱落致使打谷机不能使用。一传十，十传百，产品没人要，几万的成本全部报废，但工资要发，机器要折损。大家累了一年，全厂还亏损20万元。
经与省机械厅业务部门协商，要来一件固定产品生产。路南农机厂设备简陋、工人技术水平低，大的产品吃不起，只能从从齿轮中调出一个最简单的链轨轴产品，这个产品齿轮厂生产是亏本的，成本高、利润薄，他们不打算生产，链轨轴调给我们生产，一谈即成。
接受任务后，请中央机器厂支援了一位高频炉师傅，就这样，飞家禄师傅来到了路南机器厂，现场手把手培训。李维存师傅负责学习操作。齿轮厂下料是四台锯床三班倒，我们一台锯床都没有，就用车床下料，供不上料。与师傅苏德茂同志商量搞技术革新，做了个模具用气锤下料，一脚一根省力省时，扎孔四台小钻床三班倒，后来由技术员李保森同志和李天福同志二人设计制作了一台多头钻，一次十根20个孔。我们实行一班制，高频炉飞师傅经过革新，由一根变两根，生产力极大提高，一下子把货供到全国，货品供不应求，同志们说金骨棒改变了农机厂面孔，新机器不断增添，职工增加了一倍，成了全省先进单位。还得到了由省里分给的出席中央农机会议的二个名额，经群众大会选举，技术员李保森，修理工李兴祥二人作为工人代表出席了这个会议，二人到省厅报到时，省厅看我不是代表，临时指定路南增加一名，指名要我作代表，县上领导只好同意我作为中央先进工作代表参加会议。
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路南机器厂被确定为西南四省的农机制造厂，主要负责四省农机修造任务。中央决定雷励风行，我还在北京，第一批建厂房的资金十万元扶持款就汇到路南财政局，轰动全县。领导干部子女纷纷调入路南农机修造厂。
天不容人，由北京回到路南时又接一个通知，把我调小叠水电站任总指挥，建西南农机修造厂形成了纸上谈兵，建厂房的资金退回省里，安装好的机器又被调走，路南机器厂的负责人另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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