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像坐过山车，甜也悠悠，苦也悠悠。
我是父母的第三个女儿，出生那晚，母亲流下了伤心的泪水。父亲虽安慰母亲，但也曾偷偷抽过闷烟。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母亲变得越来越宠溺我，以至于我6岁了还在吃奶。
母亲说：“生了你，也就当时心里不舒服。”我深信不疑。
父亲极少和我说话，但常常一脸微笑。
我上小学时，父母开起了茶馆。
每天早上，母亲风风火火路过学校，都会从菜篮里拿给我一个热腾腾、黄灿灿的油饼。
我一口一口满足地吃着油饼，待我吃完，身旁的同学们早已围成了个大油饼，个个垂涎欲滴。
那时的大姐（大我8岁）在村里当医生，二姐（大我5岁）辍学在家务农，她们吃得最多的是父亲做的包子，只是偶尔会吃油饼。
父亲每天都会特意为我捏两个河蚌样的纯肉包子，他明知道我吃不完，是送给了同学们吃，依旧每天照做不误。
学校里，我是学校交钱最积极的一个，也是全校唯一订阅杂志的同学，深得老师们喜欢。
父母对我的宠爱，两个姐姐看在眼里，颇有微辞。
一次，我感冒发烧躺在床上，难受得不想吃饭。
母亲好不容易歇下来，一把抱起我坐在椅子上，问：“吃不吃罐头？”
我一听就来了精神，高兴地说：“吃！”
母亲吩咐二姐去买，二姐很是听话，赶忙跑到对面的小卖部去买了瓶梨子罐头（只有梨子罐头）来。
母亲用勺子喂我，我吃得津津有味。很快，我连糖水都喝得精光。
谁知，母亲又问我：“还吃不吃罐头？”
我喜出望外，鸡啄米似地点头。
两个姐姐均双眼圆睁，难以置信地问我：“还吃？”
我缩进母亲怀里，怯怯地看着她们。
二姐狠狠瞪我一眼，极不情愿地去买罐头，大姐不时拿眼横我。
二姐很快买回罐头。
这次，我又吃得干干净净，吃完还不忘用舌头舔嘴。
此时的两个姐姐，长相各异，却表情雷同，像要吃人。
母亲看我吃得欢，又问我：“还吃不吃？”
我脱口而出“吃”。
我和母亲的对话，如同惊雷，炸得姐姐们同时从椅子上弹起来，像看日本人那般看着我。
二姐嘟着嘴，一跺脚，摇摆着身子出了门。
大姐边用眼横我，边气呼呼地说：“生的鬼病，就是想吃罐头！”
母亲解释说：“她没吃饭，吃点罐头可以啦。”
“吃一个就行了，还吃三个，我们两个一个也没有吃到，你偏心！”
母亲没再理会。
这时，二姐买罐头来了，母亲又开始喂我吃了。
我偷偷瞟她们两个，都一副中国人仇恨美国人的样子。有母亲在，我天不怕地不怕。
原以为，我会一直这样幸福下去，谁知风云突转。
那年，父母去了邻村开茶馆，离家一二里路。
从此，我和两个姐姐生活在了家里。
大姐负责做饭，二姐负责洗衣，收拾屋子，我什么也不会干，她们横挑鼻子竖挑眼，对我呼来喝去，偶尔在我身上试试力气。
每次放学回家，我老远就看见二姐站在门前的路上，手拿工具，歪着头等我扭草把，心情立马变差。二姐很凶，我不敢不扭，只得怏怏不乐走向她。
我极不情愿开始地和二姐一起扭草把。扭快了，她说我鬼赶来了！扭慢了，她说我有气无力！我不想扭了，她就打我！我天天哭。
就这样日复一日，我苦不堪言。
有一次，舅舅来我们家，撞见二姐正在打我，极为心疼，赶紧去告诉了母亲。
母亲怒气冲冲回来，把两个姐姐大骂一通，但姐姐们很是得意。
一天早上，大姐单单炒了一盘小虾吃。我到学校后，头上、脸上、脖子、手臂上，全长满了红点，一个个，一堆堆，奇痒无比，我抓个不停。
老师见状，对我说：“等下课了赶紧去找你大姐打针。”
于是，下课铃一响，我便如离弦之箭，飞奔去了大姐所在的医务室。
我刚走到门口，大姐就看见了我，她哈哈大笑，说：“啊，你不能吃虾子，那我天天炒虾子你吃。”我只求不痒，她说什么我都不气。
人人都说大姐打针不疼，我是边揉屁股边跑回学校的。
有压迫就有反抗。
那天，放学回家的路上，我看见二姐又站在路上伸头望我，旋即放慢了脚步。
二姐等得不耐烦，扯开嗓子喊：“快走！”
我不知哪里来的勇气，顶嘴说：“不快走！”
二姐怒了，她用手指着我说：“你来，我不要你的命！”
我一不做二不休，说：“老子不来！”
我反了天，二姐拔腿向我，我情知不妙，向旁边的小桥冲去，边跑边想，回去也没有好果子吃，干脆去父母那里得了。
就这样，我一口气跑到了父母那里。
连续一个星期，我每天喜滋滋捧着母亲为我做好的卤肉饭去学校，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
但是，在父母那并非长久之计，我只得硬着头皮回到了姐姐们身边。
幸好，几个月后，父母又搬回原来的茶馆，救我于水深火热之中。
我起起落落的童年啊，喜忧参半，没齿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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