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成年人的三分之一时间在工作中，职业状况对于人们的快乐具有很重要的影响。选择一份适合自己的职业，既能够快乐地工作，又能够获得生活需要的收入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但是，今天工作压力已经成为我国居民的一个主要痛苦来源。工作压力大，体力脑力消耗多，竞争激烈，分配不公，这些都会导致人们职业幸福感的下降。现在，上下班路途时间成为增加人们工作压力与职业痛苦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因此选择一个适合自己且自己又喜欢的职业是至关重要的。
1987年，陈惠雄教授就面临着职业选择的问题，到底是去政府机构坐班，还是去当一名教师成为他两难的选择。
教师是中产阶级，在早年毛泽东同志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工人阶级属于无产阶级，最革命，贫下中农接近于无产阶级，次最革命，所以革命成功后成为领导阶级。而知识分子属于小资产阶级，阶级立场摇摆，所以革命成功后就面临思想改造。教师无权无钱，并且缚鸡无力，遇事须让三分，万事皆难有指望。这是那时候教师职业的情形。
改革开放后，知识的作用逐渐显现，伊拉克战争成为一场高知识与高科技的大表演。大梦初醒，由邓小平同志亲自把知识分子扶正为“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取得了与工人阶级平起平坐的地位。按照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的分析，大致到了1996年，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迎来了一个知识可以卖钱的时代。教师的职业开始吃香起来了，教书职业的幸福指数逐渐提高。
当时有人称社会有三道：红道，黄道，黑道。红道从政，黄道经商，黑道教书。外人眼里，进了省政府一号楼，已经粘上了红道。选择教书，便是无理性的职业选择。然而，选择的结果是，陈惠雄教授放弃了机关单位的工作选择做教书先生去了。
在做出决定之前，陈惠雄教授将坐机关的好处列了一行，做老师的利弊列了另一行，竟然列出来做教师的快乐大大多于坐机关的快乐。我把当时列表的条目写于此，和大家一起分享，希望能够对大家的职业选择有所帮助。
1.专业发展。在机关的自由选择度比较低。今天调查棉花，明天调查农药，要围绕政府需要做学问，且要不断写一些自己并无偏好的题目。当大学老师是在自己喜欢的领域搞研究，并且长期在一个方向积累知识，形成不可替代的知识与专长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得出结论：长远看，做大学老师对人生与学问积累的好处与快乐要小胜机关。
2.生活安定性。政策研究室一年有1／3以上时间在外搞调研，生活安定性比较差。会影响读书和书斋式的精读与钻研。而教师生活相对稳定，比较适合我，对于我的个性而言，当老师是有理性选择。
3.思想自由度。我属于思想型的文化人。在地方机关工作不能思想太多，想不好容易偏离大政方针，增加贯彻文件的交易成本。而做老师反而要求有自己的思想观点。我越想越有理。当老师的这种不争气、无法光宗耀祖的心思就蠢蠢欲动了。
4.工作自由度。大学老师不坐班，每天两节课，上完回家。而且，由于不坐班，一周才见上一两次面，同事关系相对容易处理得好。机关要早8点到晚6点，有事无事皆坐着。所以，教师职业的自由度高是明显的事情。自由就有更多快乐，这个事情不言而喻。
5.闲暇。当老师最大优势是人们看到的一年两个假期，加起来接近3个月。最冷最热时，可以在家休息，整理身体，尽管也不闲着，要备课，做研究。但时间可以自我掌握和利用，坐机关就决无寒暑假的便利了。
6．收入。相当，可能还是大学老师稍高一点，又是净福利。
7．威势。教师大不如机关。办事也远不如坐机关灵验。权势可能是较高层次的需要和快乐。我是求衣食住行与心安，对威势需求的权数不重，所以选择教书更适合我。
8．平等性。学校相对于机关和企业可能都要平等些。教师的职称升级几乎完全取决于个人的科研成就与教学努力，边界比较清晰，并且科研成果的透明度、可量化程度均很高。所以，普通教师对于领导的依赖就比较小，相互间容易平等相处。而机关与公司工作的上下级关系很明显，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性也就难以保证。
其实选择职业不是比钱，也不是比权，而是比快乐，因为钱与权皆不是人生的终极目的，只有快乐才是人类行为的终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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