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历史学家科克简要总结了法国自殖民时期形成并流传下来的常见刻板印象：“阿拉伯人好比是狡猾、懒惰的小偷；非洲人头脑简单。而亚洲人总是很谨慎、没什么反抗倾向”。殖民者的“特色”歧视传统、认知方式，以及单一的社会价值导向均被列为法国社会的歧视诱因。总而言之，对个体施加群体印象的做法虽不公平，但往往是最简单、“经济”的解决办法。
当今不少热门话题，如种族、“地图炮”、女权等讨论都充斥着歧视与反歧视的争论。例如，2016年12月，法国一篇租房帖不慎将心照不宣的歧视观念公之于众，从而引起轩然大波：在知名拉福雷(Laforet）房地产集团的一份出租资料上赫然写着：“必须是法国籍，不要黑人”。
“必须是法国籍，不要黑人”。
虽然人们明白歧视并不道德，但或许难以根除内心不时闪现的刻板观念。抹除差异、一视同仁的“政治正确”言论被斥为“虚伪”，而呼吁理性思考、发展“多元文化”的声音也沦为不切实际的“白左”言论。不过，在谈歧视问题前，我们先来理清一个问题——什么才是“真正的”歧视？
何为“真正的”歧视？
研究家庭、犯罪和歧视问题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教授对“歧视”的定义可被简要概括如下：
当A仅为“趋利避害”而导致B的利益受损，那么A的行为只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择优选择”；而只有当A为伤害B，不惜使自己的利益同时受损时，才能将其行为定义为歧视。
按照贝克的理论，雇主按学历或种族挑雇员的行为可说是自利的“择优”行为，毕竟市场经济的着眼点在“竞争”而不是“平等”。对此，被歧视者当然可以抗议：每个人代表的是自己而不是整个群体，你是你、我是我这个道理很难懂吗？不仅如此，我们面临着第二个问题：由自利动机指引的“歧视”做法，是否真能“自利”？长期来看，它会不会反而损人损己？
一个简化版的答案是：在“预算”有限的条件下，基于整体概率的选择，是为达到自我保护、或利益最大化目的最“经济”的做法。例如，学历虽不能完全反映一个人的能力，但能低成本、高效率地找到需要的雇员；在随机搜查时，警察会“自然而然”地针对犯罪率较高的族群。法国国家科研中心(CNRS)在2009年的调查不早就证实，阿拉伯或黑人男青年在法国受检查的概率比白人男子要高出六至七倍。
不仅如此，大脑在构筑认知方式、整理自身与世界关系时，选择了“偷工减料”模式。巴黎政治学员研究者萨菲（Mirna Safi）证实了这一点：“大脑总倾向于以最简单的方式思考。一旦有捷径可走，它就必会这么做”。这样看来，在资源和认知能力有限的情况下，根据其所属群体概率简单地歧视个体，不失为最简单直接的思维方式。
种族歧视的恶性循环
作为难逃群体影响的个体，其反歧视努力并不是为否认整体概率，而是试图在不利的“历史遗留环境”中为自己争取机会。否则，在种族、社经地位等方面本就处于劣势的群体会因不断升级的差别待遇而更难翻身。
不消说，从一些被歧视者略显苦涩、并往往同样带有歧视意味的反击言行中，我们可感受到他们清醒地背负着社会赋予自身的“劣等性”重负。例如，杜拉斯就曾不无苦涩地宣称：“男人们不能容忍女作家”；前不久，一名宣称“白人至上”男子在美国夏洛茨维尔开车冲撞反种族歧视示威人士后，一名跨性别非裔模特因发表“白人是全世界本质最暴力、最具压迫力的种族”的激烈歧视言论而被欧莱雅开除。
发表“白人是全世界本质最暴力、最具压迫力的种族”言论的跨性别非裔模特Munroe Bergdorf。
心理学家将被歧视者因自身“固有残缺”而备受煎熬的现象，命名为“刻板印象的威胁”：被歧视者越是努力削弱刻板印象，就越容易把自己推向边缘。美国社会斯蒂尔（Claude Steele）曾讲述过在美国进行的几组对比实验：两组学生（每组皆由黑人和白人学生组成）通过相同的考试，其中第一组被告知将会按成绩来评估表现，而第二组并未收到任何通知。在第一种情况下，黑人学生成绩极糟，而第二组学生成绩差异明显较小。
心理学家切克鲁恩（Peggy Chekroun）对此总结道：“被歧视者更害怕被人小看，担心自己无法向外界展示自身具有克服刻板观念的能力 [...] 因此，他们的认知水平和情绪都会被影响，从而进一步证实已有的刻板印象。”在法国，以北非裔青年为研究对象的类似实验也得出了接近的结论：部分身处负面形象群体的成员往往会不自觉地 “破罐子破摔”。也就是说，在不得不打起精神适应商业社会规则、迎头赶上时，不具“越挫越勇”品格的被歧视者却更加容易以消极的方式应对生活。
歧视是法国“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法国《世界报》援引了数位社科学者对歧视的看法：在法国，有关移民的偏见与殖民史密不可分，并带有鲜明的法国特色。
殖民史专家科克（Laurence De Cock）认为，为强调殖民扩张的正当性，欧洲各国殖民者别有用心地塑造了关于殖民地居民的刻板形象：“简单说来，阿拉伯人被描述成狡猾、懒惰的小偷；非洲人像法国食品Banania产品包装上的家伙那样头脑简单、性格随和顺从，而亚洲人总是很谨慎、没什么反抗倾向。例如，19世纪30年代，当阿尔及利亚民族英雄阿卜杜勒•卡德尔（Abdel-Kader）率众抵抗法国殖民者时，穆斯林信徒被殖民者们刻画得非常残暴”。
法国食品Banania产品包装。
“法国特色”的种族歧视
讽刺的是，不少殖民时期形成的刻板印象一直沿袭到了今天。例如，据《世界报》报道，阿拉伯女性自殖民时期起就被描绘成“泄欲工具”，而在现今的法国色情网站上，“北非女性”主题视频仍属点击率最高的色情视频类型之一。巴黎八大教授苏拉玛（Nacira Guénif-Souilamas）对此总结道：“北非妇女身体归属权自殖民时代以来就是个富有争议的问题。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摘下面纱被视为使女性跨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手段”。不仅如此，美国人类学家鲍文（John Bowen）还举例说明道：“阿拉伯人刀割羊羔喉咙的形象与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暴力史密不可分。这一形象早在法国深入人心，并继续影响着现在的人们”。
不仅如此，对移民的刻板印象还凸显了鲜明的法国特色：“在英国，巴基斯坦移民被定型为非常顾家的工人，他们的穆斯林身份被弱化了。相比之下，早在北非殖民时期，法国人就开始谈论穆斯林这一概念了”。
不过，我们显然不该把歧视现象完全归咎为殖民者百年前的“丰功伟绩”，但这也极为讽刺地说明了一点——百年前形成的刻板印象至今并无改观。一些外国学者同样强调，在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关系中，法国比其他欧洲国家更易受殖民时期思维影响。例如，鲍文认为：“在法国，穆斯林总被视为外国人。人们延续着殖民者思维，将北非裔法国人分为‘好阿拉伯人’和‘坏阿拉伯人’。 并且，一个法国穆斯林越是虔诚，就证明他融合得越不好”。
歧视不分贫富！
2016年1月，法国国家统计及经济研究所（Insee）和国立人口研究所（Ined）从就业、宗教信仰、家庭、教育等方面对2.2万移民后裔展开全方位调查。一方面，多数移民及其后代都认可“法国就是自己的家”（这个比例在二代移民中高达93%）。可不少二代却常被否认“法国特性”，而这一特性仅以“长得是否像法国人”的为标准。报告指出，虽然一些移民二代受访者自称不愿把种族歧视的经历夸大，但撒哈拉以南非裔以及阿尔及利亚裔受访者表示，他们遭遇歧视的概率比父辈们更高。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来自欧洲的移民第二代声称遭受歧视的概率比父辈却要低。Ined研究员博舍曼认为，报告结果表明在法国，“融入是单向的”、“这是过不去的坎”。
少数族裔在租房、求职方面同样面临着困境，而身处富庶阶层、接受了良好教育的北非移民同样逃不开被歧视的危险。在欧洲恐袭频发的背景下，人气飞涨的法国极右派国民阵线更是聚拢了最具偏见的选民群体：政治学者诺娜•梅耶（Nonna Mayer）就援引报告指出，近半数国民阵线支持者（45％）认为“肮脏的阿拉伯人”的说法并无不妥（全体法国人中该比例为17%）；在伊斯兰问题上更是如此：73％国阵支持者认为，信仰伊斯兰教的法国人 “和其他法国人就是不一样”（全法比例为25％），而76％支持者毫不隐藏对伊斯兰教的负面印象（全法比例为34％）。
如果说不为自利、纯属恶意地歧视他人者属于相对少数派，那么如何克服那些更常见的自利“歧视”行为呢？毕竟，虽然法国已成为“多元文化国家”，但其集体记忆似乎仍停滞于殖民地时期形成的刻板印象。除了兢兢业业遵从以商业利益为导向的社会规则、提高自身社会经济地位之外，被歧视者是否有别的办法？
《世界报》采访的研究者们给出了一个需要“耐心等待”的答案：让孩子们充分了解各族裔的文化和历史，使他们从小就开始认同法国的“多元文化”属性。Remembeur协会的盖苏（Ali Guessoum）如是说：“如果我们明确地告诉孩子们他们来自何方，他们的父母、祖父母有哪些共同历史，那么事情也许会更简单。”换句话说，歧视虽属本能，却具有一定灵活性。必不可少的努力是为新融合的族群，构筑一份更微妙、更完整的集体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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