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最近二三十年，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每次遇到大灾，总要冒出几个官家被群骂；陪骂的，很有意思，居然是曾被很多人视为高尚人格和完美道德的代表——作家。
比如这次新冠肺炎，官家被骂的有逼着护士刷马桶的朱某某、用木片殴打小区防控人员的董某某，等等。
作家呢，有云南彝良县文联主席陈衍强。
他在一首名为《仰望天空》的诗里，张口“湖北佬”，闭口“九头鸟”，将同胞当“怪物”，拿残忍当政绩，被网友骂得狗血淋头。
还有湖北浠水县某“干部诗人”，深情讴歌工作中的县委书记和县长，“眼中布满的血丝已成为迎春的花卉”，就差没把书记和县长的眼屎，比喻成金灿灿的黄金。
最恶心的，还要数诗人于中华。为了不让大家看后胃内容物反流，我这里就不引用他写的诗句了。
如果有那种胃肠功能好到吃玻璃也能消化的仁兄，可自行在网上搜于老师的诗来看。
不过，我还是建议您，看前备好垃圾袋——哦，不，是垃圾桶。
2、如果说官家被骂，是因为他们总想发威；那么作家被骂，就是因为他们总想发嗲。
向谁发嗲？当然是官家啰。
为什么要发嗲？因为有利益啰。
写一首马屁诗，官家一高兴，赏个一官半职，或是来年给文联多拨点经费，或是弄一个“抗疫优秀诗歌奖”颁给作者……不就做到文化和利益的无缝对接了吗？
那么，作家是不是就不能为了利益和前途，吹捧一下大人物？
当然也不是。
唐朝有很多大诗人，为了得到提拔，在给大人物的自荐书里，除了介绍自我，免不了也要吹捧一下大人物。
甚至桀骜潇洒如李白，为了搞到一官半职，也要在献给刺史韩朝宗的诗里，写上一句“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
但是，李白等人的拍马屁，和于中华等人的拍马屁，至少有两点不同：
一是李白的时代，当官是文人唯一的谋生之道。他们不干这个，就只有饿肚皮。而现在的作家，却有很多选择——至少还有一个足够发达的市场供他们选择。
更重要的是第二点：李白等诗人，虽然是在拍马屁，人家却是站着拍的，不是跪着甚至趴着拍的——换句话说，他们绝不会为了提高官家贬低自己。
“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韩荆州的形象固然光辉了起来，作者本人的形象却没有变得卑下、猥琐，甚至还跟着韩荆州的形象一起变得伟岸光彩。
再读读什么县长“眼中布满的血丝，已成为迎春的花卉”之类的诗，你会觉得作者的行为固然下作，嘴脸固然可憎，他歌颂的对象，却没有因此变得高大，反而是那么的滑稽可笑。
那些被他“歌颂”的官家，只要智商还在线，只要还有起码的鉴赏能力，他们感到的也不是飘飘然的愉悦，而是反胃和肉麻。
退一步说，就算官家们不反感作家们的肉麻伺候，网友们铺天盖地的嘲讽，也对官家的形象和仕途，有害无益。
3、我有一个朋友因为平时喜欢写小说，加入了当地的作家协会。
新冠肺炎发生后，他发现了一个现象：作家微信群的言论尺度，要比其他群的言论尺度窄很多。
比如，某人在作家群里发了一篇非官方媒体的文章，马上就有作家说，不要转非官方的文章，可能是谣言。
这些作家好像一点也不晓得李文亮等八个吹哨人的“故事”，不知道所谓谣言可能是“先知”的告诫，而所谓官方消息反倒可能是别有目的的忽悠。
又比如，某个体制内的作家发了几篇批评湖北抗疫救灾方面的文章，有作家就会说，这种时候，怎么能写这么负面的文章呢？要写阳光面嘛，要写正能量嘛。
有人用王朔的话回敬他：文学艺术是对生活的发现而不是对生活的肯定。
他马上上纲上线：那个，作家要爱国嘛！
有人反驳说，爱国是不是就不能批评呢？你爱你的孩子，他要是做了错事，比如亲了7岁的小同桌一口，你是不是也一个劲儿的表扬“我儿情商真高动作真潇洒”呢？
他沉默了半天，说，嗯，那个，我们是作家群，管控比较严……
管控严是真话，还有一句真话他们不愿说出来：作为拿着官家薪水的体制内作家，他们说什么也不敢，得罪财神爷。
4、朋友开玩笑说，很多体制内作家，是被人捏着睾丸在写文章，只要有一句话犯忌，捏他们睾丸的手就会紧一下。
这还不是最可悲的，最可悲的是：当没人捏他们的时候，他们反而不习惯了，开始自己捏住睾丸搞创作。
朋友的话，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有些体制内作家要写那么肉麻的文章——除了利益与生计，还有高压以及高下下形成的惯性。
然而，这个时代毕竟已经是一个比较宽容的时代，个人也不是只有一种选择。
如果作家们不想写县长“眼中布满的血丝，已成为迎春的花卉”之类的文字，还可以选择做沉默的大多数。
如果实在忍不住要写，还可以提升自己的文采，就算原创不出“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至少可以像金庸一样，依样画瓢，写一句“平生不识陈近南，就称英雄也枉然”。
毕竟，作家是指“创作上的专家”，而不是——使人作呕的专家，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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