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药神》:生命边缘的法与情
影片是由当时社会背景发生的真实事件改编来的
中国是法制大国也是充满人情味的社会主义国家,本片深刻地诠释法制与情义的关系,主角程勇就是法与情的代表。
从他的家暴和与妻子离婚时殴打律师的行为来说,表露了他无视法律规范的浪荡不羁和不珍惜爱情的行为,他两次在给医生送礼时的情节不仅体现了他深谙人情世故而且体现了他内心隐藏的孝心。
在当时惨淡经营的商铺濒临关门的状态下,身患慢性白血病的吕受益带着重金和挣大钱的渠道找他走私药物,尽管他的日子过的紧巴巴,但是他知道走私是犯法的事要坐牢的,所以在当时的法制意识下让他拒绝了吕受益。
当生活压力步步紧逼程勇时,房东催房租甚至锁了店铺,前妻要带儿子移民,父亲病情加重,不能承担巨额医疗费。迫使他疯狂找吕受益的联系方式,最终被生活逼上走私道路。
当时社会大多数病人都身患一种名叫慢性白血病的疾病,这种病要长期服用一种名叫格列宁的药,这种药是由瑞士诺华公司所研制的,但是公司卖药的价格简直是天价,一盒四万,而病人想活命必须长期服用,很多人为了活下去,都是倾家荡产的。
一位老奶奶为了吃药把房子都吃没啦,尽管病人都集体抗议药价太高,但是公司借正经制药正经公司正经法规流程的名义,拒不降价。
这讽刺了在病人生命边缘线上的法制法规下的人性冷漠和残酷无情
《我不是药神》:生命边缘的法与情药价太高很多人都买不起,这为程勇的走私生意带来很大的市场,当金钱怀抱程勇时,程勇完全忽视法规仲裁,他当上了从印度走私格列宁药物的代理商,尽管这个从印度走私的药物是真的有疗效功能,但是当时中国的法规是严令禁止走私这种药物,被抓至少会判八年甚至无期徒刑,法律是冰冷的,但人心是温暖的。
警察曹斌抓住走私从犯时,在她们身上看到对现实生活的无奈和对生命的极度渴望时,他知法犯法放了那些走私从犯,这表现了法与情的关系,警察都是以法大于情来执法的,而曹斌因为不忍亲眼看着病人痛苦和走向死亡,他最终违背了上司派的命令,他第一次从法向情倾斜。
在江湖骗子张长林的游说和威逼下,程勇决定洗手不干啦,他与他们走私团体的最后一次聚会上,坦白了自己身为父亲儿子的责任和身为商人的利益,但是他的伙伴们都是患病人,所以当听到这消息时都伤心绝望的离去。
在这次的法与情中,程勇选择站在法律这边,一年后他是走上正轨过上好日子啦,但是他的代价是失去了他的好友吕受益,吕受益因为饱受高价假药的摧残和病痛的折磨,最终离开人世。好友的离世,给程勇带来巨大变化,他不再是那个为钱走险的商人而是为义走险的药神,这是他内心的自我救赎之旅。
程勇第二次去印度走私时,他看到印度的神像也许正是生命与死亡的触动使他不再畏惧,不再自保,他在印度制药厂被禁厂后,仍然要继续为病人贩药,尽管已经是亏本生意啦他仍然要继续为广大病人服务,他说差价他来补,把他自己辛苦挣的公司资金都用来进药。
天公不作美,在运货时由于警察的捕捉,黄毛小子~彭浩为了帮他逃脱警察的逮捕,冒险开车引开警察,结果在追捕逃亡时发生意外,彭浩死了,程勇愤怒的咆哮警察:“他才二十岁,想活着有啥罪”。
这是直击观众内心的戏份,在惋惜彭浩死亡时,我们更揪心法制下冰冷,无助的生命,当生命濒临死亡时法与情往往是对立的,如何抉择取决于你我内心的情义和坚守。
江湖骗子张长林尽管是黑心商人也敲诈勒索过程勇,但是在他看到程勇冒险行善时,他发出了一种当时中国人病不能医的感慨:“我卖了这么多药就有一种病是任何药也治不了的,那就是穷病”。这反应当时社会的医疗环境:看病难,看病贵。
张长林被捕时本以为像他这种黑心商人肯定会供出程勇来,但是出乎意料的是他被程勇的善意和道义感化啦,用玩世不恭的语气把罪全揽下来。坏人也有在法与情的抉择下,选择了情义的,这是最具亮点和起伏的情节,这体现了在生命边缘时情有时能大于法的制裁。
天网恢恢,当程勇在贩药时被当场抓获时,他做出的反抗是保护药使病人有药可吃。
他在判刑法庭上没有为自己申辩,他说:“犯的错我都认,只是看到病友们心里难受,但我知道这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希望这一天早点到来吧”。
当他前往监狱时他救治过的病人都纷纷为他送行,病人们用摘下口罩的方式,来谢谢他的冒险与付出。
《我不是药神》:生命边缘的法与情尽管程勇出于人道主义贩药,但是这触犯法律规定,最后法院判了他五年有期徒刑,但是他在狱中表现好和病人的请求使他减刑两年,他出狱时社会已经建立医保了,再也不用他去贩药啦,他希望的那一天真的来临了。
在这生命边缘的挣扎中,法与情是对立的,希望人情社会早日走上真正的法制社会,依法治国,成就伟大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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