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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初中的时候,我有两个非常要好的朋友。我们一起上学一起放学,一起逃课一起惊世骇俗。当然我们也曾认真讨论过很正经的问题,那个正经的问题就是:你的理想是什么。说白了就是,长大想干嘛。
老套?晚熟?你敢这么说我!但是,好吧。我承认,你说对了。
当时的情境不记得了,但是几个人的理想我却始终没有忘记。其中一个人说,我想当科学家(看吧,这是个没睡醒的)。另一个说,我想当企业家,赚很多很多钱(这个实际,但是我当初是瞧不起她的—俗气)。我的理想一直是当文学家(虽然当时对什么是文学并不了解,只认为写文章的都是文学家)。
距离那次讨论到现在,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三人中科学家失联了,失联之前听说得了很严重的病,得病之前嫁了个煤矿工。企业家初中毕业读了技校,技校毕业就嫁给了县长的儿子(县长的儿子青光眼,但是工作非常好,似乎在什么什么稽查队)。她结婚后,我们几乎断了联系。据说她后来干过宾馆和酒店,也倒腾过粮食,但从没有涉足过企业。企业家的公公退休后,我们又恢复了往来。不久前她找到我,说她儿子毕业后既不找工作,也不谈对象,而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写作,说是要当文学家(现在我还能清晰地记起听到这话时我的反应:左脸狠狠地抽了右脸一下)。
现在该说说我了。我的第一篇文章发表在《新晚报》上,文章题材是散文,题目叫《晒菜》,稿费五十多一点。那时候我还在上学,拿到稿费之后请舍友六人吃饭,花了八十多。文章发表后,我以为我的理想快实现了,文学的道路正在为我敞开。但是,那之后的二十多年,除了在我女儿爸爸单位的报纸上刊登过几篇文章之外,再无任何成就。理想?文学家?呵,呵呵,呵呵呵。
谁说的了,少年时期的理想是他上一世遗憾?遗憾刻在骨子里,影响他这一世的决定——我的写文经历为这个说法做了佐证。
疫情期间不上班,朋友同事都搞起了抖音直播网络带货,再不济也批发点口罩什么的在朋友圈里卖。而我却再次拿起笔,七拐八转歪歪扭扭又奔写作这条路来了。
连续从头条号、百家号和企鹅号折戟之后,转战到了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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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简书,搬运了一段时间的头条和百家之后,开始着手写《生.祭》。《生祭》是悲情的,我也写得痛快淋漓,涕泪横流。一万多字的文,几乎是一蹴而就。没想结构,没管主题,没考虑修辞手法和遣词造句,只是写,停不下来那种。《生祭》写了六七天(那时已经恢复上班,只有晚上下班才有空),我哭了六七天,情绪一直出不来(当然是偷偷地哭,我怕别人笑话)。后来读到大仲马写《三个火枪手》时的嚎哭不止,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不得不死时的无能无力,才多少理解了“真情实感胜过所有技巧”的道理。可惜《生祭》之后,只有《天眼查》令我再次体会体会了“痛并快乐”的情感体验,之后就没有了。
不得不承认,学识、修养、眼界、经历,是写好文章的前提条件,比如离九思老师的《玉印清虚》。如果没有金丝檀木罗汉床的描写,没有关于《阅微草堂笔记》刻本的介绍,尤其如果没有行文线索中玉石方印的引入,可能那篇作品就不会那么丰满。当然,以上那些品质,后天可以培养(但是太难了)。而情感真挚依然是好文章的第一技巧。如果说写好一篇文章除了情感真挚以外还有什么,估计除了天赋再也没有其他了。天赋这个东西,抢不来骗不到买不着,那是上天给的,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这也是写手多而作家少的原因吧。
扯远了又,这不怪我哈,周老师说的,想些什么就写什么。好不容易逮到这么一次可以无所顾忌地胡说八道的机会,不利用岂不是太傻了。
还是回来正题哈,我后来的文,都是细心揣摩,反复雕琢的产物。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那些文并不如何牵动我个人情感,只是因为喜欢写,所以才写。可以想见其过程是如何的痛苦。但是谁能说,贾岛反复推敲的时候是不快乐的呢?所以痛与快乐并存依然是我后期写作的体验。那种感觉就像一个酒鬼对白酒的依恋,烟鬼对香烟的执着。
周老师说,写作应该是快乐的,于我而言,似乎痛苦多于快乐,尤其是在卡文的时候,但我依然乐此不疲。痛苦是快乐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谁也不许说我是自虐狂),这话尤其适用于痴爱文字又没有天赋的人,比如我。
不得不说,不考虑谋篇布局、行文机构、主题思想和遣词造句的写作,确实轻松,也好像挺快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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