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官僚集团的起源与传承
一、前 言
二、起源：从陈贾“禁伪学”谈起
三、官僚集团的传承
四、光宗朝的官僚集团
五、刘德秀的自叙
六、姜特立——官僚集团与皇权
七、总 结
一、前 言
南宋理学家深化了在北宋时期就已经高度发展的政治主体意识。作者举两个例子予以说明。宁宗于绍熙五年以“内批”逐去朱熹，吴猎以不经中书省谓宁宗“是谓乱政”，即沿用朱熹《经筵留身面陈四事劄子》中的观点。吴猎语“陛下毋谓天下为一人私有”是以宋代“与士大夫同治天下”的意识为背景，既然“天下”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则“内批”就是不合法的“乱政”。这句话充分体现了士大夫的政治主体意识。第二例是曹彦约在《应求言诏上封事》所说“天下之共治者”（指在位的士大夫）与“天下之论治者”（指不在位的士大夫）对”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得到更进一步的深化，他以政治主体自居，才能视此分别为当然。
宋太祖首先使用“同治天下”一词，神宗强调“与士大夫共定国是”。绍熙四年光宗所颁诰词有云“同治天下”，反映了当时流行的政治观念。太宗曾言“致治之具”（《续通鉴长编》），把士大夫当作是同治的工具。所以太宗的话与光宗诰词即可反映出宋代儒学在两个世纪中对政治文化的深刻影响。
本章的重点是研究官僚集团的起源及其传承，但也注重他与皇权与理学集团之间的互动关系。皇权最主要，最有决定性，另外两者争夺皇权的支持，同时也企图影响皇权运行的方向。相较而言，理学集团更明显的具有政治主体的自觉，主动的投入政治活动。官僚集团有共同的利害，并非一切听命于拥有权势的近幸。
二、起源：从陈贾“禁伪学”谈起
陈贾“请禁伪学”，林贾劾奏朱熹和庆元党禁环环相套，形成两个互相争执的士大夫壁垒，理学集团和官僚集团在互动中同时出现，同归寂灭。
陈贾“禁伪学”之奏是一划时代的事件，正式标志着官僚集团的出现。李心传跋语知他是代表王淮执政派发言。王淮将陈贾任命为监察御史，即为对付朱熹。因为朱熹一再劾奏王淮执政集团所任命的地方官。叶適说：“昔日王淮，表里台谏，阴废正人”，即指此事，恰可与李心传之言互证。
陈贾在奏文中承认“学者所当然”，在字面上来说似乎攻击的只是那些假“道学”之名“以济其伪”的人。但他确有历史的和现实的双重根据。在奏文最后，“朋党”的议论，以“万一有是人而得用也”暗指朱熹。“道学者”的活动被罗织成“道学朋党”的名目，正是执政集团经过仔细计虑而采用的策略，因孝宗不喜“朋党”出现在朝廷。陈贾“禁伪学”的历史后果十分严重，两大集团的两极分化由此开始。
在淳熙十年，“道学”仅指张栻，朱熹一派的“性理之学”而言。陈贾奏文中将“附之者”与“庇之者”一并归入“道学朋党”之内，扩大了“道学”的政治涵义，后多人为“道学”辩护，皆源于此事件。
“禁伪学”之后，朱熹一系的“道学家”获广泛支持与声援，形成了本书所谓的理学集团。“居要津者密相付授”是指朝中一批暗中互相勾结的官僚形成了官僚集团。
“道学朋党”的名目发生了为渊驱鱼的反作用，理学士大夫在政治上凝成了强有力的势力，同时也为理学集团增加了太学生这样一支有力的盟军。如太学生引齐国大夫陈贾讥贬周公以及将周公之“圣”与朱熹之“贤”相提并论等等，均可见太学生在理学集团的立场上攻击官僚集团。如移书切责何澹不肯为继母服丧以及大规模抗议光宗不从孙逢吉论劾近幸。例三就是如理学士大夫般上疏光宗处理国事。在赵汝愚被逐时，“太学诸生上封事”予以支持。太学生在执政派眼中已成为一股可怕的政治力量，《四朝闻见录》“悼赵忠定诗”上承“古今两陈贾”的传统，寓讥讽于古今对照中，“如何专把圣贤非”（以赵汝愚比之周公），此为例五。
淳熙十年“禁伪学”在太学生群中所激起的反作用同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有概括性描写。周密论南宋末年的太学生气焰高涨，“权乃与人主抗衡”夸大的描写了太学生的政治主体意识，这是南宋政治文化的一个新发展。
[if !supportLists]三、[endif]官僚集团的传承
官僚集团最初形成于王淮执政时期，主要成员是在朝“居要津者”，并非泛指一般职业官僚，政治取向是维护现存的秩序，权力基础是靠因循敷衍，得过且过以维持一个表面上安静无事的政局。理学集团恰相反，他们要求改变现状，重建一个更合理的秩序，求变求新威胁了个别人的利益。也破坏了官僚集团关于整体“安静”的要求。中国传统职业官僚的升迁主要系于对常规化的行政作业程序和个人化的人事关系的运作，前提则需要经过长期培养而且保持现状，所以任何的体制或人事的基本更改都不利于追求个人名位职业官僚，这是官僚集团将理学集团摒除在权力中心之外的最大动力。
官僚集团历经孝、光、宁三朝仍能维持其集体的同一性，对于这一“臣僚朋党”叶適在《上殿劄子》中做了生动的描写，虽然个别成员“迭进迭退”，但集体的同一性质却始终能维持不变。
作者从具体的个人与事着手证成官僚集团，从淳熙到庆元一脉相承，延续不断。
官僚集团第一代的重要代表陈贾，在庆元二年官僚集团夺得执政权后被召回，在《道命录》中记载官僚集团对其“倡伪学”之禁最为重视，十五年后应给予很高的政治酬报（“酬其言”）。在《宋会要辑稿》《陈贾母亡赙赠御笔》补充了他淳熙十年后的动态。首先在淳熙十四年，陈贾已是“谏大夫”，作者考证以“道学”之名劾去刘清之必是出于他的手笔。其次绍熙元年有除静江知府之命，因十四年他丁母忧去职，此时复起。
周必大《文忠集》中一密档知陈贾的作用不止“禁伪学”一事。陈贾在任监察御史三年之后即被擢升为右谏议大夫，开始向除右相一个月的周必大进攻。淳熙十五年，周必大淳熙十五年答孝宗御笔问“朝士荐人”的《回奏》有明确的陈述，前已详述。
陈贾丁忧去籍，何澹登上舞台。必大疑心留正有逼他让位之意，何澹则利用这一矛盾而从中拨弄，真正关键是何澹“疑臣因贾之故，滞其进取，每每相嫉”，“向来预其议论”一语更点明了陈贾是在背后为何澹出谋划策的人。必大被“王党”认为是理学集团的“主盟”，荐士名单风波也由此而起。何澹劾去必大更深一层的原因仍是“王党”的集体行动，陈贾影响力不容低估。
官僚集团从第一代陈贾到第二代何澹的传承，从立场鲜明、无需掩饰到后来政治气候变化致不能过早暴露，理学集团逐渐聚拢在周、留周边，何澹善掩饰，先后为周、留所赏拨，其实他早已是官僚集团的第二代，直至庆元时期才暴露本性。
四、光宗朝的官僚集团
淳熙十六年至绍熙五年，留政执政，将很多理学士大夫引进中枢。因姜特立与其他近幸的关系，官僚集团在朝廷上的势力依然很可观，留正不得不与之周旋，妥协。朱熹于绍熙二年《与留丞相书》为我们提供了光宗一朝有关官僚集团的重要史料。朱熹将绍熙时期官僚集团与理学集团之间的势力悬殊的情况做了一次最鲜明的对比，他借“朝士私书”对中枢一举一动了如指掌，知留正不仅不能安置理学士大夫于关键职位发挥革新作用，也无力保护他们不受官僚集团的排挤。《与留丞相书》抉出了皇权的向背是官僚集团权势蒸天的根源所在。“近习”为官僚“挟持简赎，关通内外”，即“彼已先据必胜之地”，理学集团无法“用力于根本之地，以觉上心而清言路”。“居侍从之列”与“居丞弼之任”的人为官僚集团的领袖人物，在上层发踪指示，作者考证分别为陈骙与葛邲。
陈骙与理学集团势不两立，《庆元党禁》强调他与韩侂胄合谋，以排挤赵汝愚，他通过“近习”取得皇权的支持，从他阻止吕祖谦“直密阁”的除命可知他在政治上敌视理学之士由来已久。《东莱集》附录《年谱》“骙既徼驳不行，故假王言，以寓诬诋云”知陈骙在王淮执政之前已深恶“道学”，所以“况居侍从之列”者必包括陈骙在内。他在官僚集团中声望日隆，从吏部侍郎至同知枢密院事到参知政事，逐渐成为了理学集团的劲敌。
“居丞弼之任”者是葛邲，他在绍熙元年自参知政事除知枢院事，随后迁除右丞相。南宋孝宗以来，参知政事掌握用人大权，葛邲确有“潜植私党，布满要津”的力量。从《葛邲传》中记载他既是光宗的“旧”属，又极得其“亲”信。另外，从右相后“专守祖宗法度”，完全符合官僚集团拒绝改变现状的基本立场。绍熙四年赵汝愚由孝宗在幕后安排入枢密院，取得执政大臣的地位，所以理学集团得以除去葛邲。
官僚集团在绍熙时期重整旗鼓，并出现新的领导中心，陈骙与葛邲为这种延续性提供了保证。葛邲是王淮集团中的一员，发动了荐士名单的风波，陈骙在宁宗即位之初便与韩侂胄所代表的皇权合流，官僚集团承先启后，经历三朝，与理学集团的争斗未曾间断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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