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雨秋灯，梨花海棠相伴老；小楼东风，往事不堪回首了。
有人写了这么一副对联感叹张学良与赵四小姐的爱情故事，而他们的故事听起来也确实伤感而美丽，一位是落寞英雄，一位是红粉佳人；少帅后半生被蒋介石软禁，孤独萧索，幸有这么一位佳人相伴，生活才不至于全然没有了色彩。
然而这位“英雄”，身为二十万东北军将士的少帅，面对日本人悍然发动的“九一八事变”却始终不抵抗，当日本人并不血刃拿下沈阳城时，不知国仇家恨在一身的张学良作何感想？后来人们常常把“不抵抗”造成的恶果，归罪于蒋介石，说张学良是听从蒋的命令，其实那时蒋的号令并没有那么管用，毕竟东北军是张作霖一手带出来的部队，而且军阀的独立性一向很强，与蒋介石的中央军隔阂又深，所以少帅完全可以不听号令，只要他有抵抗之意，他最终下令不抵抗，还是因为其内心畏敌如虎。
我们今天回顾这段历史，不是要分析错误应该谁来负责，而更应该深思为何会有这样的错误。当时畏敌如虎者可不止张学良、蒋介石，否则也不会出现那么多汉奸、伪军，抗日战争中，国民党投降的中央委员就有50多个，其中还包括汪精卫这样的孙中山的接班人。今人不应该太热衷于挖掘少帅和赵四小姐的爱情故事，只知道咀嚼回味个人苦乐，却忘记了那段沉重、悲壮、耻辱的战争岁月。
其实当时国人惊闻“九一八”事变，心中对张学良的作为也是十分愤慨的，广东马君武先生就曾写过这样的诗“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讽刺之意，入木三分。的确，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正在北京听梅兰芳先生的《宇宙锋》，身边相伴的或许也正是赵四、朱五这样的美女，张学良的确有些愧对国人，更愧对东三省的父老乡亲，所以终其一生，他再也没有回过东北。
东北军中，倒是胡子出身的马占山打响了抗日的第一枪。这位马占山出身贫苦农家，因受地主姜大牙的欺负，愤然离家而去，落草为寇，凭着义气与豪爽的性格，在山头做了头一把交椅，回家收拾了姜大牙，一雪前恨，接着又拉着队伍，投靠了东北军，在军中受到上司吴俊升的赏识一直混到团长。 皇姑屯事件中，他的恩人吴俊升死于日本人的阴谋，他当时就说:国仇家恨，必报之。正是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的这个粗人，在江桥一站中痛歼日军，带动了东北义勇军抗日的热潮，著名教育家陶行知专门写诗称赞道:“神武将军天上来，浩然正气系兴衰，手抛日球归常轨，十二金牌召不回”。
一位是不可一世的三军少帅，一位被逼落草的贫贱小民；前者是“不管东师入沈阳”，后者是“十二金牌召不回”，对比如此鲜明，我不禁感慨:英雄不必问出身，豪杰自有豪杰的气概与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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