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乡运动如一场大梦，梦醒之后，做梦的人们便星散而去，他们真如一群飘然而来的候鸟，在季节还暖的时候，又飘然而去。天还在巴彦淖尔上空蓝着，云还追随着西北风向东而去，一幢幢曾经喧闹的知识青年营房仿佛一夜之间，就陷入了无尽的沉寂。像一个体态松散，皱纹满面的老人，怅然若失地坐在那里，守护着心灵中曾经的经历。北京、天津、青岛、上海、济南、保定，一座座大城市，收留了他们曾经飞到广阔天地炼红心的儿女们。归来的儿女，带着一个时代的烙印，跌跌撞撞地开始了他们新的人生之路的构筑。也有一些永远归不去的灵魂，以一堆堆黄土的形象，守候在这片曾经热闹而又激情的土地上。而已经“扎根”在第二故乡的“游子”，则成为了巴彦淖尔和他们家乡城市之间扯不断，理还乱的牵挂与思念。
兵团企业中留下来的知识青年较为集中，也比较多一些。比如临河糖厂、乌拉山发电厂等效益和条件较好的企业，就有很多兵团战士。他们中大多都成了家，挣上了国家定额工资，成了在城里上班的国营正式工，这种身份在一段时间内还是有一定的诱惑力。在农场的兵团战士，则多数由于与当地职工或农家女组建了家庭，生育了后代。全家回城政策不允许，个人一走了之，又难以割舍骨肉亲情。许多人就只能含泪放弃了回城的念头，拖泥带水地留了下来，成为真正信守上山下乡誓言的老知青。这中间也有一些人痛下决心，带着撕裂的感情，撇下所有的一切回城而去。个中的悲剧，在巴彦淖尔大地上，年年随着沙尘暴呼嚎着心灵之痛。四十年后，这些人的儿女长大了，他们有了属于自己第二代、第三代的传人。现在到各个农场走一遭，你会发现有不少两鬓斑白的老人，他们一会儿满口的老版本京腔津味，一会儿后套话说得如行云流水。而他们的儿孙，已经完全后套化了。
插队知青留下来的人数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原因和前面所说的兵团知青基本一样，相对而言，不过是在各方面陷得更深一点罢了。他们中绝大多数都享受了政策照顾，有的当上了教师，有的成了公社机关干部，商场售货员……。他们建立在农村的家，则随着政策的阳光雨露，有的享受了一次性补助，安心在蹲点的老村庄里，继续着修理地球的“历史重任”。有的拉家带口进入一些农场，当上了植树造林，种粮淌水的种地工人，每个月能拿到定额的工资，生活上有了明显的改变。也有的人在多年之后，禁不住对城市家乡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热爱”，犯了“晚节性的错误”，抛家弃子，没带任何手续返城而去。也有个别采取蚂蚁搬家的手段，把老婆儿女慢慢都带回了城市。有些则把一、二个儿女的户口办进了大城市，自己陪伴着农村的老伴和留下来的儿女一起，靠种地维持着生活，成为了一名普普通通的农民。知识青年的身份，成为了他们心中久远的记忆。
五原县六中心理热线老师高崇毅，就是一位有着30多年教龄的老知青。他15岁的时候报名下乡，不被批准，作为少先中队主席的他写了一封血书，颈系红领巾，胸戴团徽，蹦蹦跳跳爬上了西去的列车，成了一名光荣的知识青年。在农村，他掏过厕所，挖过大渠，扣过泥坯。1972年，他成为了一名民办教师。1975年以后，他调到现在的学校，一干就是30多年。这期间，他与另外两个老师创办的《绿叶》文学社，获首届全国中学九十九佳文学社刊（报）评选最佳奖。他曾获过“健康杯”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优秀成果奖；获过市级百名优秀骨干教师称号和自治区师德先进个人。他创办的巴彦淖尔青少年心理咨询“心语”服务热线，是内蒙古西部的唯一。在回访的天津老知青眼里，高崇毅是一位活得最充实的人！熟不知在他所有的光荣与成绩后面，有着一位淳朴善良、吃苦耐劳的河套老婆，在用省吃俭用下来的钱，支持自己的男人先后完成了进修巴彦淖尔盟师范和内蒙古师大的学业。
方铃，一位16岁就下乡到巴彦淖尔来的天津老知青，现留守在乌兰布和农场五管区四队。当年，她因为受不了无人照料的苦，被生产队长和一帮热心的群众，用各种手段婚配了当地一位老实巴交的赶车二后生。结婚的那一年，她还差两个月才十八岁。1975年开始的知青大返城，有好多人为了回城办理了假离婚手续。方铃也提出了这个想法，可丈夫说什么也不同意，他怕失去这个天津来的老婆。方铃的母亲出面来为女儿了断此事，却被三个喊着要妈妈的外孙子的泪眼给软了心。方铃也因割舍不下自己的一群孩子和丈夫，最后选择了留乡这条被逼无奈的道路。1979年的时候，政策落实方铃可以到供销社上班。她要求连丈夫也一并安排，结果被分配到了国营农牧场，当了领工资的种地人。可没过多久，农场把土地分给个人种，生活又和原来的农村没什么两样了。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方铃一家都回到天津生活过几年，最后因为种种原因，最终又回到巴彦淖尔来，只把一儿一女留在了天津市。
1969年赴磴口县包尔盖农场屯垦戍边的河北籍兵团战士刘彦波，现在已经是一位有着35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当年，他没有随着大返城的浪潮而去，坚持留守农场不离开的个中原因有很多，但有一个不容置疑，而又非常了不起了理由，那就是本人对上山下乡这场运动的深刻理解与深厚感情。这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明白的事情，这和文革前党和国家对一代人的那种教育形式与内容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刘彦波从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知识青年，是知识青年中扎根下来的老党员。他在生活中保持兵团时候艰苦朴素的传统，在劳动中俨然是一位军人的风格。他要求自己和家人过日子要从俭，但献爱心却从不犹豫，每次多则几千元，少则几十元。巴彦淖尔《农垦新报》载文说：“近年来，刘彦波累计为农户垫支耕种费10万多元；为贫困户垫付化肥款3万多元；为农场小康分场建设义务推土50多小时；为各地捐款捐物合计5万多元。当记者让他说几句心里话的时候，他回答的非常简短：‘说甚了，我都35年的党龄了，这还用说。’”
总而言之，对留下来的知识青年来说，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教育战线上像高崇毅老师这样的留守老知青还有很多，他们有不少人被评为校级、县级优秀教师，有的还担任了学校的领导职务。天津知青田琪、尚仪华、娄凤贤、韩志兰等人荣获过全国优秀教师、教学能手，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和自治区优秀教师的光荣称号。还有许多经选调后进入了巴彦淖尔地方公务员队伍，不少人还担任了领导职务。如任亚平、昝振英、张秉全、单学文、杨弘等等。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任劳任怨，兢兢业业，为巴彦淖尔的人民奉献着自己的光和热。像方铃这样的种地知青，巴彦淖尔各地还大有人在，仅乌兰布和农场里，就有十几位之多。他们把自己的青春年华都献给了河套这片土地，他们在这里生儿育女，辛勤地刨闹着自己的衣食所用。但他们并没有因此忘记自己曾经生长过的‘家乡’，时常有空都会回去看一看，寻找一番大城市人的感觉。在他们心中，天津、北京，原本也有他们的一份工作，一块立足之地的。可现在一切都不可挽回了，他们不得不服从命运的安排，最终留在了这片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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