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长得像这个国家的主要问题

他，长得像这个国家的主要问题

在崔健眼里他是曾经横扫一代的大诗人，在有司黑档他是蹲了八年大狱的 “强奸犯”；诗人西川评价他有天才一般的言语；评论员闻松、朱其看来他不过是农民工气质的盲流。

他一度被誉为“离诺贝尔文学奖最近的人”，他的作品号称“诗歌的民法典”，他发起过“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组建过“中国复兴dang”，蹲过监狱，见过DL喇嘛，还拿了“意大利Liberate国际文学大奖”……

他，就是俞心樵，一个誉谤满乾坤的天才诗人。

诗人，在当今中国似乎是个尴尬的存在。如艺术家程美信先生所言，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文化艺术界，招安的招安，自杀的自杀，下海的下海，放逐的放逐，堕落的堕落，剩下寥寥无几亦充作理想幻灭的时代祭品。

俞心樵何方神圣，还妄想撑起这杆萎靡的破旗吗？闲言少叙，随意摘选他的几句诗：

“我，一个从不谈恋爱的人/一个焚琴煮鹤闭关锁国不需要海的人/因为，我是中国人”

“孤岛，像一家从未有过任何客户的公司/但，苍茫的大海是它巨大的利润”

“我也没有时间亲自去死/都安排好了，让领导先死”

“自从得知有那么多中国小姐在读我的诗/空前的幸福感像犯罪集团紧紧将我抓住”

“灾难难道只有最近才有吗/写作难道不是更大的灾难吗/如果蠢材和庸才/也在写作”

一步到位的“智性”表达，悖论与反讽接连对撞的语言张力，修辞技法在老俞手中像个凌空高蹈的女子，竟似有一种“反重力”的邪魅。在俞心樵诗选《我也很少与自己来往》一书序言，评论家陈林甚至吐露了不乏激情的盛赞，他说老俞常常让他想起“音乐基督”莫扎特，老俞的诗歌天才般雄奇瑰丽，重新赋予了汉语诗歌至高的尊严。

如果你犹然表示不感冒，老俞还说了“因为不读诗，你有误会一切的特权”。

他，长得像这个国家的主要问题

1.我是一个天才，正冒险来到人间

老俞1968年生人，20岁出头就已声名鹊起，当时文化界的李劼先生感慨他是“自中国有新诗以来最伟大的诗人” ，北大谢冕教授称赞他的诗歌有“金属般的坚实和重量”。

且看他在1989年9月那个特殊历史时刻写下的《墓志铭》（节选）：

“在我的祖国/只有你还未曾读过我的诗/只有你还未曾爱过我/当你知道我葬身何处/请选择最美丽的春天/走最光明的道路来向我认错……你是我光明祖国惟一的阴影/你要向蓝天认错/向白云认错/向青山认错/最后向我认错/最后说/要是俞心樵还活着/该多好”

如果说北岛献给遇罗克的《结局或开始》诗中“以太阳的名义/黑暗在公开地掠夺/沉默依然是东方的故事/人民在古老的壁画上/沉默地永生/沉默地死去”是一种受难者的苍凉悲恸，那么此诗则是俞心樵对毫无心肝的造物主的训斥，无数青年已死去，21岁的俞心樵惟有孤身与之对峙，诗人因孤身而愈显高大，骄傲的口吻要求造物主向每一个被毁灭的个体生命谢罪！

从中已隐隐可见青年俞心樵身上的启蒙精神，他不愧自幼熟读西方文艺复兴经典作品，情怀所至折射的乃是彼得拉克所谓“作为人的那份荣光”。

俞心樵的诗歌，不单有对时局的批判嘲讽，更有一种浩大的气势，开阔的格局，纯粹而生猛的力量，一种基于旺盛的年轻生命的理想主义蓬勃气质：

“回忆人类/我以痛苦为花园/以真理为家/以政治和经济为左邻右舍……以英雄主义为一生的路途”

陈林先生一向对其推崇备至。他由此联想到中国传统诗歌的“发育不良”，碍于持续2000多年专制体制的压迫，中国古代诗歌往往表现为苍白孱弱的辗转吟哦，近乎泛滥了的“感伤主义”（sentimantalism），软绵绵而酸溜溜。少有博大健硕人格，缺乏悲剧性体验，流于自欺欺人的故弄玄虚，而更复杂更深沉的矛盾与索思被置若罔闻。然而俞心樵的诗作，有着极为罕见的刚纯气象，一举摧毁了自古以来泛滥着病态呻吟的一己之“私”，乃是摒除庸常妄念、直抵生存真相的大“诗”。

从来，“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孤绝的咏叹以外，老俞的爱情诗也堪称一绝：

“你是在爱情比金子更少/比昙花更短暂/比铁树开花更艰难的日子来到我的身旁的/你是冰天雪地里仅有的一点火种/仅有的一点心意/一点爱情的标志”

“你是蓝天下的大雪/阳光中的暴风雨/火山深处的一汪清泉 /是秀丽甲天下的神女峰 /是下一代少女的方向/我的病根和诗歌的源头”

“当土地要粮/天空要翅膀/百姓要当家作主/我/只要你 ”

“此生值得冒险一去的地方/只剩下一本书和她的身与心”

“我吃得饱/是因为她端出了一盘抽象的水果/我睡得香/是因为她十分具体地躺在钢丝上”

“要是你守口如瓶/我将带你到天边/我将告诉你/接下来我要干的事”

至情至性，溢于言表。如一把锋利的刀子，凌厉又好看。可想而知当年那个一米八多的绍兴汉子虏获了多少为之颤动的芳心！也因此牵出1999年的一桩公案。

2.诗人还是“强奸犯”？

因“强奸罪”被判入狱八年，这种罪名和经历无论放在谁身上想必都是沉重的罪过与耻痛，去年底艺术界掀起大讨论的“闻朱俞事件”

中，闻松、朱其两人就曾拿此大做文章，试图通过诋毁俞心樵的人格，否定他的艺术成就和社会影响。堪称“政治上搞不了你，经济上搞倒你，经济上搞不倒你，生活上搞臭你”的鬼蜮伎俩。

不过，为何倒霉的恰好是俞心樵，又偏偏是臭名昭著的“强奸罪”？

如前所述，上世纪90年代，俞心樵曾经是“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倡导者，力主通过身体力行的社会活动，实践文艺复兴的历史使命。此后，又参与筹建“中国复兴dang”，甚至当真跑到民政局登记，希冀以此坐实宪法赋予的结社自由权利。

结果，你懂的。这是在中国，社会和谐繁荣昌盛的中国，俞心樵毫无悬念成了异端，成了“一小撮”。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何况才华横溢、血气方刚的老俞本就是风流之士，有司将计就计，老俞也就百口莫辩了。“强奸”的对象，便是他同居了半年的对象。针对此事，他后来也作了说明：

“我是在1998年夏天认识成xx的，认识后她常约我，要采访我，她说她在大学就读我的诗，说她崇拜我，不久，我答应她见面，她请我吃晚饭，那一晚我们就住在一起了。随后我们背着我已经在一起两年的女友波波到处打游击，她把我带到她的宿舍住，带到她姨妈家住，带到翻译家马高明家住，我也带她去一些艺术家朋友家住，带她到我的清华老友张卫民家住，有时候住旅馆，甚至有时候在野外，总之，到处打游击。直到1999年4月的某一天，她明确提出，要我和波波分手和她在一起，她还给波波打电话，要求波波退出。在两者的选择之间，我犹豫了一些日子。应当承认，成xx长得很美，对我很有吸引力，但我内心显然更倾向于波波。

成xx一再逼我离开波波，我终于拒绝了成xx。大约是在5月7号的晚上，成xx在消失多天之后，突然约我去东四十条那边我们常去的一家酒吧，她说她很想念我，她说除了她，她身边还有不少崇拜者想见我……然后我就出事了……”

诗人多是风流浪客，古代文人自不必说，他们的创作灵感可谓深受许多优雅动人、才色卓绝的歌姬滋养。谪居荒野邂逅“犹抱琵琶半遮面”于是才有“江州司马青衫湿”；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然后凡井水饮处皆能歌柳七词； 苹、鸿、莲、云四位歌女散去，晏几道的绝妙好辞怦然出世“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

及至民国，辜鸿铭、陈独秀、夏元瑮诸公纳妾挟妓；徐志摩与林徽因、陆小曼、张幼仪之爱恨缠绵，大抵皆如是也。尤其现代社会，私德如何，本无涉一个人的文艺作品或政治主张，老俞说到底是个“政治犯”。而他也终于在今年2月6日移民美国，美国移民，先决条件是没有普世意义的犯罪记录。老俞获得美国移民许可，也算是对他八年无妄之灾的一点安慰。

他，长得像这个国家的主要问题

3.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

似乎现代诗的巅峰时代已随海子、顾城、北岛那一代人远去，此后的诗人彷徨如岁暮晚钟，在令人窒息的空气中逐渐暗淡喑哑。自90年代以来，非正常死亡的诗人已超过20位，他们如枯叶凋零，仿佛宣告了凛冬将至——但俞心樵却相反，悲痛的劣酒没有使他昏颓潦倒，他几乎要在凛冽寒风中屹立成一座醒目的雕塑。

他曾说，“我不太赞赏自杀，我认为有些人活着，想方设法地活下去，承受下去，比自杀更具有献身精神。”

海子走后不久，1989年4月22日中共领导人胡耀邦追悼日，俞心樵在《中国青年报》发表《渴望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如果我们仅仅只想做一个人，世界将没有出路。” 或许这个热血青年注定要以英雄主义为一生的路途，他必须用灵与肉践行他的诺言，正如他的那句彪悍的名言“我是一个天才，冒险来到人间”，从此以后，他便开始了激越而悲壮的冒险。

1993年，经过在杭州、上海等地高校的反复交流酝酿，俞心樵发起了“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后改称“中国文化复兴运动”）。他极力呼吁，希望将此塑造为一场关于“人”的全面复兴的运动，要在历史沉渣泛起，前路晦暗不明的时代，为中华民族肩负起社会正义与文化重建双重使命。同年7月，他在《星光》月刊上发表了《掀起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一文，“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迅速吸引了众多文化界、文学界、思想界诸多重要人士支持。1997年，运动索性升级为向有关部门申请成立“中国复兴dang”，欲以建dang的形式突破时局对于结社自由的封锁……

形格势禁，此次运动的结局自是意料之中的黯然落幕。但某种意义上，它却是继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1966年台湾孙科、王云五、陈立夫、孔德成等人发起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之后，中国有识之士又一次重建文化格局的努力。俞心樵坦言，从五四以来，中国就一直没有独立于本土上的成熟思潮，它不是被外来思潮所裹挟，就是被政治权力所扭曲。

老俞眼中，即便是毛泽东这样极富洞见的领袖人物所主张的政治、枪炮、金钱的革命也终究是表面的，最重要的是文化革命，只有文化革命才能从深处改变人性和民族性，但令人悲哀的是文化革命蜕变为政治运动了，变成文化毁灭运动。

诚如他在《中国文化复兴运动宣言》中所言：“当前的事实是，我们面对着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庞大的Z制统治集团，它以貌似的繁荣和花哨使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的精神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更迅速地平庸化、奴性化、弱智化。”所以建立公正之社会秩序刻不容缓，秩序的重建有赖文化的复兴，文化复兴的关键又在每一个人自我意识、权利意识的觉醒，我们必须用完满、健全、丰富的生命去追寻真正的幸福。而非在强权面前畏缩退却，甘愿为奴或者与之调情。

今天看来，这些文字不免有些稚气，有些空疏，有些情绪激动，但谁能想见这是一个二十余岁年轻诗人的呐喊，他不过是高墙之下的鸡蛋，所要面对的是整个国家的高压，他几乎站到了所有无动于衷之人的对立面。

扪心自问，现在的我们就果真高明吗？我们是否能读出老俞当年的言论主张中的普世价值呢？每一个现代国家的公民都应当是独立、自由的个体，拥有保障个体生存发展的基本自由权利，而国家，不过是实现每个个体幸福的工具。诗人并非热衷政治，恰如波兰诗人杜维姆所说，“政治不是我的职业，它是我良心与热情的功能。”

作为一个政治学出身的人，时常有感于文人的行云流水，不得要领，俞心樵的价值主张却是暗合了约翰·密尔、以赛亚·伯林、丹尼尔·贝尔等现代自由主义学人的理念。自由权利不是免费的午餐，而当人们获得自由权利之后，又仍须以积极行动维护之。此外，政治权利的声张、政治活动的参与也是现代人自我实现之文化心理的重要构成。

智者远见于未萌，2013年10月，俞心樵在纽约的一次演讲中提出“人格和文化的自我建设和自我完善，将成为未来人类社会更深刻的一种政治”，而他的诗歌不正是在探讨文化品质、人格品质的自我建设和完善的铿锵进路吗？

我最后想到艺术家萧沉先生的一段话：“遍览天下奇人，大约趋利者如沙，趋名者如砾，趋性命者如夜光明月，千百人中仅得一二，一二人中仅得一二分而已矣。老俞正是敢于‘趋性命’的‘夜光明月’，天下奇人中不可多得之一二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