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特没劲，干了一辈子错事。
那时候（八十年代）能折腾敢辞职的人不多，人也都木讷，哪里懂什么人生规划、自我价值。知足常乐，说的就是我这种人。
嘿嘿，我这是给自己找借口。
实际情况是，艺高人胆大。改开初期，那些不甘平庸的文化人基本都赶着出国潮去看外国的月亮是不是真的更圆更亮；还有一些打架斗殴大狱出来的，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起早贪黑练摊儿率先富了起来，那时候的「万元户」说的就是他们。
我干的错事儿倒也不是什么伤天害理的，就是教书，误人子弟的那种。
01
第一次站在讲台，只有20岁，普通高中毕业，插队种地近两年，没经过正经师范培训直接硬站的。
特殊时期，高等教育断档，教育资源缺成了这样。
班里有些早熟的蹲班生跟我耍流氓，先是说刚看到我时以为是新转来的学生（穿得跟学生一样，那时候学生也没有校服），后来课间敢跟我讨论生孩子的事儿。
其实我也不懂。
站讲台之前，在家是经过彩排的，五十分钟一节课，我不知道自己备的那点儿内容合适不，也不会把控节奏，摸着石头过河。
我妈看我自己叨逼叨得振振有词，心疼得直乐。
头几句，声音应该是颤抖的，正常生理反应。实话说，记不清了。
初三物理，热学，忘不了。
反正就是照本宣科，别讲错了就得。
不过我口才应该还行，毕竟也算能说会道伶牙俐齿，虽然有时候扯得不靠谱。
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次进教室异常安静，熊孩子们都笔杆条直地端坐在座位上。
我挺纳闷，乖得不合常理。
我环顾教室，才发现老校长坐在教室最后一排靠近后门的角落里，正微笑地看着我。
还带这么玩儿的？第二遍铃声响了，顾不上多想，开讲吧。
校长这个「推门课」来着了，因为是重复课，讲起来比较自如。学生们也都跟打了鸡血似的，极其配合。那几个平时调皮捣蛋的，也都悄没声儿地发呆。
下课铃响起，我刚好说完了最后一句话，我一直都是考试型选手，就是那种平时不咋地，关键时刻绝对不掉链子（吹呗，不上税），是不是有点儿人来疯。
校长是个慈眉善目的胖子，他笑盈盈地从教室后面向我走来说「小简老师讲得不错嘛。」
听到领导表扬，窃喜。不过我也知道，文科生出身的他根本不懂物理，只是看着场面还行而已，狐假虎威，他该知道吧。
还有一次也忘不了，这个挺丢人的。
这天是上午最后一节课，离下课还有三分钟，我没得可讲了，没经验也不懂完全可以扯点儿没用的，比如励志鸡汤上一波；讲个瓦特、牛顿、爱因斯坦也行不是么。
神兽们看我不说话，开始稀里哗啦收拾书包，有人带头用手掌拍打铁皮桌斗，一边拍一边说「饿了饿了，快放学……」
看有人带头折腾，我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制止，只知道铃声没响，提前下课违规。
孩子们最会察言观色，看我没吱声，以为就算默许了。像打哈欠可以传染似的，马上有几个孩子跟上了节奏，教室里就像鼓号队的排练场，沉闷的「咚咚咚」此起彼伏。
这场面，没见过呀！完全失控，当时我就蒙圈了，再说啥也于事无补，被噪音淹了。
当孩子们呼啦啦一阵风窜出教室后，我直接就哭了，那天午饭都没吃，年轻就是傻。
中学物理老师当了不到一年，恢复高考。
像我这种入学前工龄不够数的，大学读书期间不给带薪，毕业后会重新分配工作。不然就是「打哪儿来回哪儿去」。
离开时还记得校长不舍的表情，并说「希望能回来」，他给了我做教师的信心，而我当时存着私心，想通过高考跳槽，不想教书了。
就这样，告别了海淀区铁道附中。后来更名为交大附中。
02
误打误撞学了四年枯燥无比要了亲命的数学，跳槽未果，命中注定这辈子就是用来毁人不倦的。
毕业分配去了一个成人教育培训机构。特殊时期停课闹革命，有一大批年轻人已经参加了工作，却只有初中甚至高小文化水平。
当时的「双补」，就是给这波人补数学和语文，达到初、高中水平。
大学学的是数学专业，但不是师范类院校，所以继续摸着石头过河，胆儿小怕饿死。
第一次被派去讲课，是给一家建筑公司的骨干补高中数学。
又好几年没上讲台了，这次面对的绝大多数都是三、四十岁的有着丰富工作经验的工人师傅，几乎都比我年长，这对我来说很有新鲜感。
这些「老同志」特点是基础参差不齐，但主意都特大。上课讲什么内容经常得商量着来，他们觉得那些塞音、扣塞音（三角函数）和他们的工作没有半毛钱关系。
有的师傅直言不讳「讲点初中数学得了，高中没必要」，特有贫下中农不信邪的精神。讲真，有几个人天生喜欢学数学呢？记得我女儿后来管Tan叫摊煎饼，把我乐出了鹅声！
鲁班应该也没学过函数吧？
也有个别基础好些的，白净斯文，但是他们是小众没有市场。
都是来混个「文凭」的，提职需要吧。
这类学生后来又教过好几波，就是哄着学。
03
到了九十年代初期，「双补」完成了历史使命。开始了成人教育或者叫继续教育。其实就是各种夜大，电大，自学高考。
教育对象是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各类从业人员、也有高考落榜生，经过成人高考入门，经过两至三年的脱产或者业余学习，最终取得大专或者本科文凭。
为了扩大生源维持生计，我们的招生「魔爪」伸向了郊区。
说这些，没人爱听，还是说说我遇到过的奇葩人或事。
我去的最早的郊区是延庆，那时候还没有京藏高速，单程需要两三个小时的车程，当然是长途车。
每次乘车，总能遇到一伙骗子，利用打牌做局骗钱。有三、四个人，开始是坐在车子的不同位置，假装不认识。车子行驶中，开始演戏，从围观群众中寻找目标下手，总能得逞。
车到昌平，几个人下车扬长而去，据说是回到出发地，重施故技。被骗者恍然大悟捶胸顿足。
吃惊的是，司乘人员明显认识这伙人，就是装傻，估计也拿到了好处。
跟他们比起来，我还真不算坏人。这事儿我打了妖妖灵。
有点儿跑偏，但是扣题。
郊区招的都是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除了缺张文凭，啥都不缺，当时称其为「劳模班」。
劳模班正经讲了好几届，这拨人真的是太难崴鼓了。
说对牛弹琴不能再准确了。
他们是冲着大专文凭来的，数学就是要学高等数学的。跟之前建筑公司的「鲁班」补习高中课程相比，难度更大。
说是参加成人高考进来的，但因为头上顶着劳模的光环，监考也稀松，地方小，监考老师没准就是七大姑八大姨也说不定。
学习数学需要系统性，简单说，没有代数几何的基础，微积分就无异于听天书。
咱卖什么得吆喝什么，第一次上课得一个劲儿地给他们灌输学习数学的重要性，实在不管事就拿考试吓唬他们。
他们可都是见过世面的，不吃这套，连基本的出勤都得不到保证。
但是都特会搞公关。
小到家里的老玉米熟了，要给我扛一麻袋来，大到问我要不要来套永宁镇的福利房。
咱小老师一枚，不好越距。师生关系搞得跟亲人似的。
印象比较深的是一个跟我同名不同姓的男生，是当地一家建筑公司的老总，特别忙。他从头到尾一次课都没来听过，按规定是要取消考试资格的。
结果您猜怎么着？办学点的领导都来替他求情，我确实扛不住。
其实我也知道，来了其实也听不懂，还耽误发财。对他们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沦陷了，允许他参加了期末考试，他给我开了间总统套让我过了一宿富人的日子。
那时候我挺羡慕中小学老师的，觉得有成就感。甚至想过假如没有参加高考，至今也许还在铁道附中教中学生呢。
可惜，没有岁月可回头。
04
在郊区教书那些年真的很辛苦，尤其冬天，延庆特别冷。我买了条新款棉裤，扎了很多道道那种，跟旧式游泳衣似的，我叫它「蛤蟆咕嘟」。
一个学期结束，办学点会结算课酬，都是现金，脏兮兮的。
把钱捂在兜里，月黑风高，饥寒交迫，那感觉特像杨白劳「卖豆腐赚了几个钱」的感觉。
咳咳咳，怎么跟诉苦大会似的。
说个有味道的事儿，我尽量云淡风轻，戴上口罩看。
有一次在返程的长途车上，一阵阵地肚子疼，要跑肚那种。当时车在高速上狂奔。
我多年修炼的内力做功对抗内急，此时武功全废。再忍就要出大事了。我跟司售人员说「师傅，我要上厕所！」当着全车男女老少几十口子。
跟内急比，面子算个P。
没想到司机师傅很快驶出了高速，停到了路边，并给我指着不远处的茅厕。太贴心了！
我以最快的速度冲向圣地，彻底地舒爽了一番。这会儿才想起我这是在哪儿？我怎么回家？
我慢悠悠地拐出茅厕，走向大路，居然，居然那辆长途车停在原地在等我！我撒丫子又来了个百米冲刺，气踹嘘嘘地回到车上，一个劲儿的「谢谢，谢谢」，真想献上膝盖。
退休之前大概有十几年的时间，就没再去做「乡村女教师」，在市区「蜡炬成灰泪始干」。
这些年就是和高中毕业生较劲，普高毕业的少，基本都是职高毕业。帝都高考那么低的门槛都迈不进去，都是妥妥的差生——不爱念书，娇生惯养，能玩会吃，青春逼人。
和他们在一起，别提念书，其他都还挺欢乐的。
后来还培训过新疆的中学数学老师，教他们如何用汉语讲好数学课，挺有趣。
我特简单，就是一教书的。成人教育，生源杂，花样多，学生混文凭，教师获得感偏低。
我确实一直不咋喜欢老师这个职业，但我喜欢自由，不坐班，有假期，不用看「老板」脸色行事。综合看，还不错。
教师其实是需要极强的自我约束力的，而我是个散淡之人。
边走边唱，唱累了就跑调了，该落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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