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如是说：“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分析的所有关于存在的重大主题他认为在此之前的欧洲哲学都将它们忽视了，在四个世纪的欧洲小说中都已被揭示、显明、澄清。一部接一部的小说，以小说特有的方式，以小说特有的逻辑，发现了存在的不同方面：在塞万提斯的时代，小说探讨什么是冒险；在塞缪尔•理查森那里，小说开始审视“发生于内心的东西”，展示感情的隐秘生活；在巴尔扎克那里，小说发现人如何扎根于历史之中；在福楼拜那里，小说探索直至当时都还不为人知l的日常生活的土壤；在托尔斯泰那里，小说探寻在人作出的决定和人的行为中，非理性如何起作用。小说探索时间：马塞尔•普鲁斯特探索无法抓住的过去的瞬间；詹姆斯•乔伊斯探索无法抓住的现在的瞬间。到了托马斯•曼那里，小说探讨神话的作用，因为来自遥远的年代深处的神话在遥控着我们的一举一动。”
昆德拉并没有给小说是什么，下一个明确的定义或者界定一个概念。因为他认为对于小说的理解应该是开放性的，小说没有一个固定的边界，小说的发展本身是一个不断自我增殖的过程。因此，他列举了小说在欧洲自塞万提斯起，对存在的不同方面的探讨、审视和发现。无论小说的存在形态揭示的内容和思索的问题怎样变化，总归都是“探索人的具体生活”并保护这一具体生活逃过“对存在的遗忘”，让小说永恒的照亮“生活世界”。小说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发现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由此，昆德拉得出关于小说存在价值和意义的结论：“一部小说，若不发现一点在它当时还未知的存在，那它就是一部不道德的小说，知识是小说的唯一道德。”小说产生于“唯一的神圣的真理被分解为由人类分享的成百上千相对真理。”之后的现代世界。
二、
昆德拉对小说本质的认识，是建立在欧洲小说的发展历史之上的，“小说史的各个时期都很长（它们跟时尚的变化毫无关系），并以该时期小说优先探索的存在的这个或那个方面为特征。”因此，昆德拉强调“小说是全欧洲的产物，它的那些发现，尽管是通过不同的语言完成的。却属于整个欧洲。”昆德拉对小说的理解非常深刻，但视域却并不广阔，如同黑格尔认为古代中国没有哲学一样，他在探讨小说的时候，并未将目光投向欧洲外的更广阔地区，尤其是东方。他在《小说的艺术》中，提及最多的是东欧和中欧的小说家，其次是欧洲其他地区的小说家，美洲作家提及过一两次，东方小说家只字未提。
欧洲的小说是对存在的勘探，东方的小说也是对存在的发现和澄明。《源氏物语》将“物哀”与“幽玄”的细腻美感表现得淋漓尽致，《西游记》与拉伯雷的《巨人传》同样以笑和幽默的方式体现了“狂欢化”的世界和民间自由的精神，以小说的形式体现了《神曲》与《浮士德》以诗歌的方式所表达的对永恒及世界终极意义的追寻。《红楼梦》以“补天”神话作为文化原型，以“大荒山”作为隐喻的原初永恒世界，太虚幻景为象征的超验世界和大观园为代表的现实世界为背景，展现了人类存在的现实观照、超验追问乃至永恒关怀。小说以最大的热情写出了文学艺术所能表现的诸种美，人物之美、生存之美，艺术之美、超验之美、灵性之美等。将小说所能表现的意义，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三国演义》在百年历史动荡的历史风云中，揭示了东方儒家文明的“仁爱”与“大义”，体现了社会历史兴衰中正义和伦理价值的永恒性和崇高性。《儒林外史》揭示了在充满压抑的社会中，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困境。《聊斋志异》以象征和超现实的手法，对人性和人间至情进行了讴歌。《阿Q正传》批判了人性中的愚昧、卑微和渺小和“自欺精神”。《围城》表现了现代知识分子在爱情与事业中的悖论困境等。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东方小说，还是西方小说，都是在发现、揭示和表现存在。由于表现存在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出现了不同类型和不同风格的小说。小说由于呈现出不同的主题，表现形式、方法和技巧。因而产生了不同的文学流派。由于文化传统与地域的差异，不同时代、不同时期的作品，又呈现出更多的差异性。但小说，或者说作为艺术的小说，要揭示和勘探的存在，却离不开胡塞尔的“生活世界”和海德格尔所说的“思”与“诗”。
三、
存在的概念过于抽象和难以理解，因为存在根本不可能用概念和定义来表达。我们先从胡塞尔所说的“生活世界”为出发点，来理解小说要发现、解蔽和澄明的是一种怎样的存在。
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现象学》中提出了科学世界和生活世界，两种以不同方式和理念存在的世界。由于自然科学在近代的兴起，“发现的天才”伽利略发现了精确的、只有因果关系的规律性。因此，世界开始在人们的眼中变成了一个数学化和理念化了的，可以精确认知、存在于因果关系的规定性之中的科学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理性的、系统的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中，一切个别的细节都必须被理性所规定。如此一来，一切具体可感之物都成了“课题”，而活生生的，真实的、具体可感的“日常生活世界”，就这样被遮蔽了，成为“被遗忘的存在”。这也就是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指出的：“欧洲的科学将世界缩减为一个简单的，科技与数学探讨的对象，具有单边性，将具体的生活世界，即胡塞尔所称的dieLebenswelt,排除在视线之外了。”因此，“人们掌握的知识越深，就变得越盲目，变得无法看清世界的整体，又无法看清自身。”由此，活生生的、真实的、具体可感的“日常生活世界”，就被“真理”所遮蔽，进而成为“被遗忘的存在”。
胡塞尔所说的dieLebenswelt，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其实就是我们可以感觉到的，日常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用胡塞尔的话说，就是“唯一实在的，由知觉实际地被给予的，被经验的，并且能够经验到的世界。”生活世界是“原初的”、“本真的”世界。因此，生活世界是一个自明的领域，在此领域之中，一切事物都处于人的直观之中。此世界中的一切，都是可以被实际地知觉到的，而且是以“可被实际知觉为标志”的。
我们可以说，小说是以语言显示生活世界的艺术。生活世界是作为主体的人，可以知觉和经验到的，但是生活世界本身并非对每个主体都是自明的，因为在大自然和我们之间，在我们和我们的意识之间，存在着一层因意识和理性而形成的迷雾。生活迫使人们仅仅接受外在事物对人们有直接影响的印象，以便采取相应的行动，而其他的一切印象，就变得暗淡不明了。从而事物都是按照人们可能从中得到好处来分类的，为了所谓“科学”、“理性”或实用功利的目的，人们已经把外在现实简单化了。在感官和意识为人们所提供的关于事物的画面中，对人们无用的差异被抹去了，对人们有用的相同之处被强调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从外在现实世界和内在精神世界中抓住的只是“有用”和“类似”的东西，而忽略或完全放弃了“个性”。就连人们自己的精神状态中最亲切的、个人的、他人所未曾体会过的东西，最后也逐渐的不为人们所察觉。人们根本就不曾注意真正的实在，注意的充其量是浮在表面上的一些虚幻的东西。
个体由于完全承袭文化模式所给予他的那种人格，变得和所有其他人一样，变得和他人所期望的一样，认同其周遭的文化暗示。由此完全失去了自我，失去了自由，成为只会从众与模仿的无个性的人，以虚假的需求代替真实的需要，以“我们”掩盖了真实的“自我”。用伊格尔顿的话说就是：“意识形态为每一个个体准备好了一个位置，唤出个体并且赋予它一个名称，然后通过自我形象或再现的形式给个人提供一种关于整体的幻境，一种完全的一致性。”当然，存在之所以被遮蔽，远远不止意识形态一个原因。在福轲看来：“从根本上说，我们今天习焉不察地视为自明生理事实或行当的东西，其实并无‘前社会’的先验本质，而是由复杂社会实践背景下生成的话语概念所剥离，捕捉和界定的，更不用说像‘人’或‘主体’的社会存在物。”
无论是在由传统引导的古代社会，由内在引导的现代社会和由他人引导的后现代社会。人们在承袭时代的文化模式和接受一般话语概念时，总会形成一整套“常论”。在罗兰•巴特看来：“常论就是公众的观点，多数人的意愿，小资产阶级的共识，本质的声音，偏见的暴力，完全是普通的观点，重复的意识。”常论让人们对社会的行为不再有自觉的意识，从而使他们盲目的跟在别人的后面。常论使存在被遮蔽，让人们遗忘的生活世界和本真存在。“毁灭了温文尔雅的，为过早出现的一些真理之一线月光而欣喜异常的天才（纳博科夫语）。”常论在纳博科夫看来还是不道德的，因为人类的自然品性就像魔术仪式一样毫无理智可言，这种仪式早在远古的时间朦始就存在着。而从最近处说，常论是被公共化了的意念，任何事情被它触及便舒舒服服的被贬值。
四、
米兰•昆得拉说：“现代愚昧不是意味着无知，而是意味着流行观念的无思想。”作为小说来说，其对生活世界的表现，就不应该是关于常论的一种重复。现代主义曾经意味着对公众思想和媚俗的不妥协的反抗，而在今天，现代性已经熔化在大众媒介巨大的活力之中。成为现代的，意味着竭尽全力追随时尚和顺从。常论作为后现代社会的引导方式，能有效的将一切曾经是边缘的、零散的东西整合于其中。一种认识和思想在媒体的运作中成为时尚，就意味着其已经成为一种常论，而真实的存在被遮蔽，人们远离了真理。
在现代，我们通常将文学划分为二种，纯文学和通俗文学。对于小说来说，前者是指作为一种艺术的小说，也就是昆德拉所说的勘探存在，文学历史中的小说。后者是被其称为“一直到时间的尽头，它们讲不出什么新东西，没有任何美学抱负，没有为小说形式和我们对人的理解带来任何的改变，它们彼此相像，完全是那种早上拿来可一读，晚上拿去可一扔的货色。”这样的小说无疑是对生活世界简单的复制和模仿，重复着陈词滥调般的常论。而这种小说使用的语言无非就是“日常语言”，一种使存在被遮蔽，没有任何美学抱负和有意义的思想的常论。
纯文学已经无法指称我们称之为勘探存在的小说，但我们仍然要为小说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吗？小说之为小说，首先在于其是一门艺术，而不是其它别的东西。其次，小说应该是一门语言的艺术。再次，小说区别于其他文学体裁，其独特性在于其是用什么样的语言来书写的呢？那必然是一种不同于常论的语言，不同于“日常语言”的“诗性语言”。运用诗性语言显现存在，需要一种超越理性和非理性的“思”。作为一门语言艺术的小说，必然是真理的自行置入，是“运思“与“作诗”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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