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莲儿
今年的新冠疫情，让我们不由得想起17年前的那场非典疫情，这当中真的有太多类似的经历。
那些年，我在YW小学任教，G先生在北京工作，我们和许多夫妻一样，长年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每年暑假，我都会带着孩子去北京和他团聚两个月。
2003年开春，和往年没有任何不同。我们春节后是在不舍中分别，盼着七月份早点到来，好让我们暂时结束这日夜思念的日子。谁知还没有到七月，忽然传来北京非典疫情严重的消息。
记得当时，G先生和我都刚刚才有了第一部手机。是那种只能通话发信息，没有别的功能的手机。每天除了工作照顾孩子，就是对他的担心，几乎每天都要打个电话问候。现在想起来，那时候仅仅是担心，没有那么多的恐惧与害怕，毕竟网络还没现在这么普及，只知道北京“非典”疫情严重，至于严重到什么程度，根本没有概念。
听说“非典”可以致命，已经是四五月间的事了。学校、机关、单位每日都在宣传“非典”属于飞沫传染，不要去人员密集的地方，一旦发生咳嗽发烧症状，立即要去正规医院就医云云。我一下子由原来的担心而变得紧张起来，G先生一个人在严重疫区，可怎么办呢！
五月十九号吧（现在已经不记得确切月份，但十九号是肯定的），我所在的学校放假了。五月二十号，G先生和几个同乡决定一起从北京回来。
那时候，我们还住在村子里。只要是从北京回乡的人，绝对是不允许进村的。记得当时村里的两个小媳妇去镇上接回乡的丈夫，远远看到丈夫来了，就捂着鼻子（那时候好像很少有人戴口罩），把挑行李的扁担扔给丈夫后，赶紧跑开了。
记忆中当时人们都说，只有从北京回来人的任何东西都是“安全”的。他们的行李箱随便放在街上，也没人敢上前去拿走。从我的这个记忆也可以判断，人们当时对“非典”畏惧的程度。
家里都买了消毒液，每天对门把手等地方进行消毒。G先生回来后，并没有让他回家。他的父母把一所老房子腾出来，让他和他同样从北京回来的堂姐夫一起住在里面进行隔离，每天他的父母给他们送去吃的喝的用的。
就是这样，G先生的一个住在老屋附近的堂嫂也害怕得要命，对邻居说他俩是定时炸弹。我们学校也如此。别的教师在学生假期回校统计学生情况，也没有让我去。
后来知道这些事，还是有些难受的。校长向我解释说是因为我先生回来，让我安心在家伺候他。实际我知道，不过是因为我家有一个从北京回家的“嫌疑犯”，大家担心有可能被传染罢了。那时候，想不通人们为何这样薄情。现在想来，人人都是珍爱生命的，当生命一旦受到威胁，哪怕平时关系多好，那也是不行的。人情，本就是如此浅薄，除了你的亲人。
这事如今过去17年了，今天我们又一次面对新冠疫情。我还是在学校，不同的是那时候我在家乡学校，现在我在北京了。
一场疫情往往能让我们认清许多人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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