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自带着湘军进入江西后，一切又如刚进长沙一样，江西同僚官员处处为难，湘军举步维艰。曾国藩心里好不窝囊，不巧的是，家里又传来父亲逝世的讣告。曾国藩抓紧机会，便修书一份呈交给了圣上：
“臣细察今日局势，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者，决不能以治军；纵能治军，决不能兼及筹饷。臣处客寄虚悬之位，又无圆通济变之才，恐终不免于贻误大局。”
此书信，曾国藩将自己的难处统一交代了，尤其在湘军的军饷上，并因此威胁咸丰皇帝，如果咸丰皇帝不给他督抚之权，他就只能“在籍终制”，不复出山。曾国藩自认为自己已经一五一十，通情达理的与皇帝作了掏心肺的交流。然让曾国藩想不到的是，咸丰并不吃这一套，非但没理解自己提出的痛点，反而允许了他守孝三年，解除了他的带兵权。
曾国藩心里烦闷的回到了家乡，眼看着同期官员，甚至自己的手下不断在与太平军的战斗中升官腾达，而自己只能郁闷的蜷缩在家中，不久就犯上了“不寐之疾”，患了“怔悸之症”，卧病在床。家里的兄弟、仆人每天更是被骂的的狗血淋头，曾国藩尽失去理学风度，颇有无赖之状。
这天，在极端痛苦中，曾国藩终于他拿起了朋友向他推荐的老庄著作。刚翻了几页，曾国藩细细咀嚼后，便觉得振容发聩，几千年前的圣人之言一下子让自己烦闷消失了。曾国藩细细思索之前的言行举止，越发的觉得自己当时就是一愤青，难怪自己会在在官场上一再碰壁，咸丰皇帝也不敢委以重托，这并非他人的原因，自己的个性、脾气、气质、风格也是至要因素。
在家乡大彻大悟两年后，曾国藩遵循皇帝的诏曰，重新开始上任带领湘军，这一上任，以往的官员都有点被吓到，只见曾国藩他变得无比和气、谦虚、周到。到了长沙后，首先就拜遍了长沙各大小衙门，连小小的长沙县衙，他也亲自造访。一时间，议论纷纷，各官员都表示不解其意。
同僚好友郭嵩焘说：“曾司马再出，颇务委曲周全。龙翰臣方伯寓书少鹤，言司马再至江西，人人惬望，而渠独以为忧。忧其毁方瓦合，而任事之气不如前此之坚也。”胡林翼则说他“渐趋圆熟之风，无复刚方之气”。
更为长进的是，对于朝廷，曾国藩也从此有了一套，不再直言不讳，而是和皇帝玩起了太极，圣令来了，不立马拒绝，而是曲折委婉娓娓续来。
对于二年前的曾国藩来说，自己如今正在践行的这套儒道溶糅的老练、神鬼莫测的神态会是当时的自己无法接受的，甚至是憎恶的，但如今，这套法则，却让二年后的自己在官场上如鱼得水，“再至江西，更是人人惬望”，用人、备饷也大比以前顺利。虽最终变成了自己憎恶的样子，但曾国藩深究此道，无不喜悦地叹道：“吾往年在外，与官场中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
本文参考资料：
张宏杰——《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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