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已过七十余载，班级授课制依然在我们的教育领域盛行。况且由于全民教育的普及，所有的儿童都接受教育。教育出现了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的不可避免的转变，表面是实现了教育权利的普及和普惠，但是参差不齐的全部的儿童进入到了各个的学校、各个的教室，教师按工业化的课程表“送教上门”，时间是网格化的，课程是网格化的，座位是秧田式的，师生是相对的，教师高高在上，学生端坐在下，如此的教育，难免呈现灌输的弊端。
“现在中国的教育组织，是不能创造的。我们可以分两种来说：第一种是，学校是学校，社会是社会。他们认为学校是求知的地方，社会是行动的地方；他们说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日本人的炮弹已经飞到他们面前，还是子曰子曰读他的书，这种教育是亡了中国还不够的。第二种，他们已经觉得学校是离不开社会的，所以他们主张‘学校社会化’，他们想把社会的一切，都请到学校里来，所以学校里什么都有。”
学校与社会的隔离，由来已久，无论中西。只是到了近代以来，由于大众教育的勃兴，教育家才发现其实应该让教育走进生活、社会以及普世的民间。当然，我们从历史的分析来看，也必须注意到，近代以来的教育，内容、功能和目标已经发现了很大的变化和拓展。教育不再是培养有闲者、统治者、士大夫、贵族、上等人，教育关乎到了每一个公民。如此想来，古代和西方古典的教育规则和原理，以及教育的思想，本身就需要进行反思和拓展性的颠覆。
“我们要把学校的围墙拆去，那么，才可与社会沟通。这种围墙不是真的围墙，是各人心中的心墙。各人把他的感情、态度从以前传统教育那边改变过来，解放起来。实则这种教育，只要有决心去干，是很容易办到的。”
近代以来教育，自然就不再是高深学问的养成之所。既然教育已不再处于“庙堂之上”，那么教育对象也必须不再是少数的“精英”，如此，教育者也不再是上层的精英和知识的权威。教育回到民间，也正是陶行知所说的教育回归到了“太古时代”。
“我们要能够做，做的最高境界就是创造。我们要能够学，学从生活中去学，只知学而不知做，就不是真的学。我们要能够教，教要教得其所，要有整个的教育，平等的行动的教育，不像现在畸形的教育。”
当教育不再神圣，教师理应重新定义，而遍地而生的学校，自然即是社会和生活的一个组成，“在生活中”，“在社会中”，也即必不处于超然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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