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喝茶,是二十岁才开始有的一个习惯。而我的许多习惯大多缘自于父亲。
印象中,每天早上父亲可以不用早餐,但不会不喝茶。每次买茶回来,就会抱出他的宝物,一只有点锈迹的圆铁箱。底上口下倒净里面能飞的残沫,再将买回来的茶一撮一撮抓起,轻轻地放下,即使散落在桌面上的零碎几根也被轻柔地拣进铁箱,这时的父亲表现出来少有的细心与柔情,不像个五大三粗的汉子所为。放完茶叶,再将一节用黄裱纸裹得严密的栗炭插在铁箱中间,盖上盖子,举起铁箱再摇摇,像是在享受着茶叶拥挤的“沙沙”声。
泡茶的是母亲。清晨她打开大门,赶走了跟在脚边吵吵嚷嚷的鸡鸭,第一件事就是进锅屋升灶烧水。本来就是白颜色的白瓷茶壶被擦得能照见人影,立在黝黑的台面上显得有些不协调。沸腾的开水缓缓地注入,冲散了聚在一起的茶叶,不知道那些茶叶是不是也在经历着一种煎熬。
父亲起床就坐在大桌边的长凳上,低着头,满腹心思似的,白瓷茶壶立在他的面前,大品碗里盛满了红糖水颜色般的茶水,父亲在等适合饮茶的时机。
我还没到喜欢喝茶的年纪,但在门前见到过母亲倒下的茶叶残渣,褐色的,像坛里的腌萝卜菜。心里便嘀咕,这水怎么能喝呢?那时爱玩不爱家的孩子都一样,口渴了随便跑进哪一家的锅屋,掀开水缸盖,舀半瓢清水,咕咚咕咚就吞下腹中,出门时能听到水撞击胃壁的“咣咣”声。有时在野外,跑回村已来不及,就去沟边,双手撇除浮物,捧几捧水,大口大口痛快地畅饮。对茶一点也不感兴趣。
现在想想,童年的生活就是一捧清水,清凌凌,光滑滑的。
曾经我嘴对着茶壶,从那鹰勾鼻般的茶壶嘴里吮吸过几次茶水,旋即就吐掉,还吐掉一连串的“渍渍”声。那茶水真的的苦涩难咽,也不知道父亲怎么会拿它当作宝物。也许他适应了这种苦涩,就如适应了同样苦涩的生活。
读初中时土地到户了,父亲“升”到了村里的养殖场当场长,他手里多了个玻璃茶杯,盖子是铁皮的,很薄,比罐头盖稍厚的那种。很特别的是茶叶放的很多,多得看不见茶水,像母亲放在瓶里的一层压一层的咸菜。
大概嫌清水太淡无味,我也慢慢开始喜欢上喝茶了,但我从来没尝过父亲杯中的茶,像从来没认真的看待过父亲一样。
岁月的风拂过一年又一年,年年相似,年年迥异。走在他乡的田野,欣赏过春花烂漫,夏荷灿灿。但我没有习惯可乐、汽水的甜蜜,手中捧着的依旧是老家的绿色。每每举杯凝视,我便想起远方的老家,村庄,远方的父母,亲人。
渐渐地我也开始喜欢一个“浓”字,如同父亲手中的浓茶,在浓中识得淡味,在浓中感受一种静美,一种相思。
二O一六年的仲秋,八十四岁的父亲病重在铜陵人民医院住院,半个月的时间是我外出近三十年来陪伴他最长的一次。其实他的病情三月份就查出来了,准备做手术的前一天,医院通知说停止做手术了,原因是癌细胞已经扩散,一米八几的大个子,瘦得只有七十几斤。那时候我就知道,父亲这棵参天大树已被虫蛀空了树心,倒塌已是早晚的事情。
那段时间里,我日夜陪伴在他的身边,牵扶他上厕所,帮他擦洗身体,给他冲麦片,买骨头汤。早上父亲还是爱喝茶,但清淡了很多,茶杯里只放了几颗叶子,像是点缀,淡黄色的茶水和针管里的药水颜色差不多,点点滴滴注入他瘦如枯柴的体内.。
父亲住的是肿瘤科病房,在九楼。同在一个病房的有个无为人,和父亲同龄,参加过朝鲜战争,脾气暴躁得很,白天吵死吵活的,夜里像个婴儿睡得特别得香。他的儿子晚上从不陪在病房里,嫌这里味重,跑到附近的亲戚家住去了。父亲很安静,和邻床相反,夜里父亲很少睡觉,有时便和我聊天,他说他不怕死,能活到八十四岁是他没想到的,即使这次倒在这张病床上他觉得也值得了。
在断断续续的闲聊中我得悉了父亲的许多往事,六十多年党龄的父亲,他一生中经历的辛酸苦辣像一杯醇厚绵久的浓茶,我似乎闻到了那缕茶香,却无法品尝到其中的苦涩。
出院时父亲脸上的气色、精神都有所好转,早上还能喝下两包麦片或是黑芝麻糊。返回上海前我给他留下一盒半斤装上等的黄山毛峰。几天后我接到他的电话,说天气凉了,有人回家给他带一个保温杯,他喜欢喝烫一点的茶。父亲声音很清晰,不像是生了场大病的样子,这让我很欣慰。我忙打电话给在老洲街卖茶叶的朋友,给他送过去一只。
但半个月后,在冬至快来临的前几天,我接到家里的报急电话,匆匆赶回程家墩。这次我就没见到父亲的面了,在他的灵前,我见到朋友送过去的那只黑色的,大口径的保温杯,里面有茶,满满的,能看见拥挤在一起的茶叶,还是母亲给他泡的,但已经凉了。
岁月不能保温,我知道我和父亲的缘也尽了。
其实茶于我而言,只是喜欢,或者说是一个习惯,谈不上缘字;珍惜爱护每一个家人,亲友,尽自己所能,哪怕每天给一个小小的问候,这些才是来之不易的缘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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