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读经史、卧读小说

坐读经史、卧读小说

说到古人读书发奋用功，欧阳修的“三上”——马上、枕上、厕上——大概属于流传度最广的故事。即使在今天，在枕上、厕上读书想必也是很多人的习惯。但在马上读书的说法，却有待商榷。以现代社会的体验，即使在颠簸不算明显的汽车上看书，相当一部分人也会因晃动而晕车，更何况在马背上看书。

事实上，这个故事在流传过程中逐渐产生讹误，才导致今人误以为欧阳修利用“三上”学习、读书。关于“三上”，欧阳修在《归田录》中这样写道：“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马上、枕上、厕上也。盖惟此尤可以属思尔。”换言之，欧阳修是在“三上”作文，而非读书，并且他给出自己的理由：可以更好地构思。

虽然欧阳修并没有说自己在“三上”读书，但在同一则笔记中，他却道出同时代文学家钱惟演的类似癖好——“（钱惟演）在西洛时尝语僚属，言：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

那么，钱氏为何“坐读经史、卧读小说”呢？

首先，上文“小说”并非现代汉语中的小说，此处“小说”相当于杂记、笔记，而“小辞”则可以理解为诗文词曲。进一步讲，“小说”语义近似“子部”，“小辞”语义近似“集部”。因此，钱惟演的话可以转换为：坐读经史，卧读子，厕读集。

这就又涉及到古代图书的分类。自《隋书·经籍志》确立四部（经、史、子、集）分类法，后世大型典籍也多用四部将图书分类，典型代表即《四库全书》。

经部收录的儒家“十三经”及其注疏等相关著作。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儒家经典的重要性对于古代士人不言而喻，“经”自然是重中之重。

史部收录各种史书。古代经史不分家，合称帝王之学。司马光撰《资治通鉴》，书名即来自宋神宗御笔——“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龚自珍“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也表明，在古人眼中，“史”与“政”是密切相关的。史部于古人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子部收录诸子百家著作，包括阴阳五行、书画草木、杂记小说等五花八门的著作；集部则是收录诗文词曲的总集和专集，多为文学作品。但在古人眼中，经史之外，皆末流杂学。所谓“学者研理于经，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征事于史，可以明古今之成败；余皆杂学也。”

厘清了四部图书分类，钱惟演在读不同门类的书时所采取的不同姿势也就容易理解了：经史乃帝王之学，必须“正襟危坐”，子集乃末流杂学，可以卧读，亦可厕读，无关紧要。

中国古代图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四部体制的最终确立，体现在《隋书·经籍志》中，这部实际上由唐初名臣魏征所编的目录，正式标注经、史、子、集四部的名称，并进一步细分为40个类目。隋朝以后图书分类的主流是沿用四部分类。

经部收录儒家"十三经"及相关著作，包括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等10个大类，其中礼类又分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6属，小学类又分训诂、字书、韵书3属。

史部收录史书，包括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杂史类、别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等15个大类，其中诏令奏议类又分诏令、奏议2属，传记类又分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5属，地理类又分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10属，职官类又分官制、官箴2属，政书类又分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6属，目录类又分经籍、金石2属。

子部收录诸子百家著作和类书，包括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等14大类，其中天文算法类又分推步、算书2属，术数类又分数学、占侯、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7属，艺术类又分书画、琴谱、篆刻、杂技4属，谱录类又分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3属，杂家类又分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6属，小说家类又分杂事、异闻、琐语3属。

集部收录诗文词总集和专集等，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5个大类，其中词曲类又分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5属。除了章回小说、戏剧著作之外，以上门类基本上包括了社会上流的各种图书。就著者而言，包括妇女，僧人、道家、宦官、军人、帝王、外国人等在内的各类人物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