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初的一天，我与夫人在美国带孙子，接到父亲微信，得知94岁的母亲摔了一跤，股骨颈断裂，住在中医院，生命垂危。我急忙买了机票，连夜赶回，直冲医院。母亲躺在病床上，痛苦地闭着眼睛，兄弟姐妹都守着，我喊，妈妈，我回来了，你认识我吗？母亲摇摇头，哎呀，才隔了半年，怎么连自己的儿子也不认识了。在我们的印象中，母亲的记忆力一直是很好的。大概是在2004年前后，母亲的大弟媳（我们的大舅妈）突然过世，母亲深受刺激，以后母亲的记忆力就逐渐下降，慢慢地还出现了幻觉、一直要往外走、脾气暴躁等现象。请教了专业医生专家，认为这至少是年高脑萎缩的表现，需要服药控制。但是，父亲、兄弟姐妹意见不一致，不主张服药。到2013年左右，眼看母亲的状况越来越严重，在父亲同意下，母亲服药后，情绪逐渐稳定下来了，但是，记忆力衰退是无法挽回了。现在摔断了股骨颈，医生不主张手术，母亲只能躺在床上，记忆力就更差了。看着母亲又闭上眼睛睡了。我想，母亲为了把我们兄弟姐妹五个拉扯长大，整天忙碌，辛苦了一辈子，累坏了，是要让她好好休息休息了。
母亲4岁时，就失去了亲娘，与2岁的弟弟相依为命，从小就尝够了人间的甜酸苦辣，所以生活中即使碰到困难情况，她总会说：比起伲小辰光，现在蛮好哉。
我们兄弟姐妹五个，年龄相差1至3岁。我和以定仅相差1岁，据母亲说，我出生才几个月，母亲又怀上了以定，我就没奶吃了，难怪后来我就长不高、脑子又不好使。记得母亲生小弟以建时，我已6岁了。不久，父亲为了养活全家七口人，到上海去找工作。抚养五个孩子的担子全落在母亲身上了。一时间，家里没有收入，母亲整天愁眉苦脸，卖这卖那，东借西凑，想方设法让五个孩子活下来。据说大伯伯没有儿子，想把我领去，母亲不答应：自己的骨肉，再苦也要在一起。在我的记忆中，每天早上，天蒙蒙亮，母亲就起来了，买菜烧饭、洗衣打扫，到了晚上，我们一觉醒来，母亲还在缝补衣服、做鞋子、补袜子。记得我读一年级的时候，学校组织同学去乘火车，苏州到浒墅关，每人交1角6分钱，我真的想去看看火车是怎么样的，闹着向母亲要钱，母亲说，吃饭钱也不够，哪来钱坐火车？从此我再也没有向母亲要钱了。母亲一直说，穷要穷得有志气。学校里组织订报刊杂志、暑寒假儿童电影专场、收费的其他活动，我们都不参加的，也不眼热。我喜欢看书，家里没有钱买书，我就利用课余时间到儿童图书馆做义务管理员，这样每次可以借5本书，够我看的了。
那时候，我们虽然还小，但也蛮懂事了。知道妈妈劳累，我们也尽量乖点，免得让母亲生气。尽管兄弟姐妹也要吵吵闹闹，但还是跟着母亲，带好弟妹，做好家务。当然，有时候也会让母亲生气：偷吃烧菜的糖、到河边去钓鱼等等，难免被母亲吃＂生活＂。
尽管家穷，但是每到过年，母亲总是让我们开心一番。大年夜晚上，父母总让我们吃个饱，不象平时一直叮嘱：吃要省点吃，少吃滋味多，多吃滋味少。吃好年夜饭，母亲教我们到房门后面跳三跳，说是可以快点长大，然后去睡觉，枕头边已经放好新袜子、新鞋子、新衣服（有时是旧衣翻新）第二天是年初一，父母还分给我们每人一份糖果，有新衣服穿，又有糖果吃，所以那时候总是天天盼着过年。
后来到了1958年大跃进，解放妇女劳动力，母亲到了居委会办的工厂里劳动，有了一点收入加上父亲寄来的钱，家里生活稍有好转。可是到了1961至1963年＂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物资供应紧张，什么东西都要凭票。我那时候已经是14、15岁了，正在长身体，整天总觉得肚子饿。一个冬天的晚上，我做好功课，肚子饿得发慌，想找点什么吃。家里熟的东西什么也没有，我偷偷地用碗盛了一些面粉，没有热水，我就用睡觉取暖用的汤婆子热水冲泡，不是沸水，冲出来的就是一碗半生的浆糊，也没放盐、酱油什么的，端起碗来就吃，一股铜绿味直打恶心，我也顾不上这些，三口两口吃完了，好像吃饱了，肚子里难过了一夜。后来这件事不知道谁知道了，告诉母亲，母亲摇摇头，没吭一声。以后，吃饭时母亲总是说我不饿，你们先吃，看到我们吃完了自己的，还想吃，就把自己的一碗饭分给我们吃。然后让大弟以定拿了一个小锅子去饮食店买2碗杨春面，等到买回来，锅子盖一开，喷喷香，大家又围到母亲身边，你一口我一口吃起来，最后母亲不知道能不能吃到半碗面。我清楚记得有一天，母亲下班已经很晚了，看到我们一个个饥饿的样子，母亲把一锅饭分完，让我们吃饱。因为太晚了，估计饮食店已关门，母亲没有让大弟去买面。母亲在菜橱里想找些什么吃，可惜什么饭菜都没有了。于是我看母亲从橱里拿出一瓶浸了杨梅白酒，（我知道这浸过酒的杨梅是用来止泻的）用筷子夹了两只杨梅吃，吃完就去睡觉了。这一夜母亲不知道有多难受。以后，每当我想起这件事就会心痛一阵子。
母亲年轻时其实是长得很漂亮的，（不知道怎么搞的，我们兄弟姐妹五个长得都不如父母️）可是家庭沉重的负担压得母亲满脸的疲惫，又瘦又憔悴。大舅舅来总要说，阿姐啊，你要自己当心点身体，不要小人大了，你自己“啪啦哒”。“啪啦哒”是倒下的象声词，我们真怕母亲“啪啦哒”。我们虽然人小无能为力，但也真想为母亲分担一些。有时候，到外婆（母亲的继母）家去，外婆会给我们5分钱、1角钱，我们用这些钱在回家路上到南酱店去买了酱罗卜，想让母亲高兴高兴，哪里知道，回到家里，母亲看着我们，只是叹了一声。后来，大家回忆起这些事情，母亲说，我当时真的想哭出来。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我真想快点去工作、赚钱，早点为母亲分担。初中毕业，我已填好志愿，报考中专、技校，既可省生活费，又可早点工作。可是，班主任硬是做父母的工作，让我继续报考本校高中。结果后来文革，老三届全部下乡插队，我家五个挨到三个，我和大弟以定到太仓乡下插队，妹妹以玫到苏北农场。非但没有为母亲分担，反而各人带去了必需的生活用品，把家里的东西都卷光了。这时候，幸亏姐姐以敏参加工作了，给母亲分担了家里的困难。
到了农村，每年挣的工分自己也养不起，为母亲分担的想法全落空了。一年一年过去，不少同学通过落实政策、病退、走后门，陆陆续续回城了。我们家中因为有姐姐、小弟在母亲身边，根据政策挨不到回城，又没有其他的路，只能在乡下呆着。原来与我插在一起的两位同学也先后走了，插队棚里就剩我一个人了。一个人，就会东想西想，特别是想念母亲，自己20多岁了，也不能为母亲做些什么。大概是70年代中期，大队里放露天电影：朝鲜片《卖花姑娘》，看到影片中的母亲含辛茹苦景象，我就想起了自己的母亲，晚上还做了梦，一觉醒来，泪洒枕巾。
到了70年代晚期，知青大批大批回城了。我家兄妹3人也陆续回城了，年龄都在30岁左右，不久，一个一个成了家，又有了孩子，生活条件逐年好转。大家一有空，就会到父母家来，带点父母爱吃、爱穿的，乐得母亲一直笑喜喜的，逢人便讲：过去的苦没有白吃，现在老来开心哉。
父母身体一直还健康，特别是母亲，人虽瘦，不大生病。在我们从小到大记忆中，母亲没有去医院看过病。平时即使伤风感冒，也不大吃药，多喝点白开水，几天就好了。记得大概在1977年，我从农村刚回城不久，有一段时间，母亲两边耳朵里不舒服，看了几个医生，不见好转。姐姐不知道从哪里知道，说可能是坏毛病，我听了以后，泪水夺眶而出：母亲好不容易熬出头，难道会象大舅说的＂啪啦嗒＂？母亲笑着说，有啥道理，伲娘24岁就走了，我是活了伲娘的几倍哉。后来又托人找了位专家医生看，配了些药，不久就好了。还有一次，母亲说胸口痛，一问说是在阳台上凉衣服，不小心胸口磕到栏杆上。大家都劝她去医院，她坚持不去。后来请了一位做伤科医生的朋友上门来看：三根肋骨骨折。母亲就是这样，硬是忍痛挺着，不久也好了。现在很多人讲究养生，我看我父母一点也不讲究，该吃就吃，该睡就睡，买买小菜，做做家务，从不锻练，父亲今年97周岁，母亲96周岁。之前，社区领导请母亲讲讲长寿经验，母亲说，心里开心，五子女个个好，儿子好，媳妇好，女儿好，女婿好。
这次母亲跌了一跤，起不来了，只能卧床，再加上神志不清，时好时坏。父亲说，年轻时我一直在外面，欠你妈的，现在我要还她了。最后决定与母亲一起包一个房间，住进护理院。我们兄弟姐妹五人每天轮流值班，带点吃的、用的，儿孙们、本地的、外地的亲戚朋友都来探望老人家，父母似乎又开始了新的生活。
父母在，家就在！
妈妈，你为了我们五个孩子呕心沥血、操劳了一辈子，你不要再想这想那了，有父亲和我们五个兄弟姐妹陪伴，你就好好地休息吧，你一定能会坚强地生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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