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佛系”成了一个很热的词。抛开内涵和是非对错，“佛系”不是一个孤立或者个别的现象，“佛系”大热的背后，可能有社会的、文化等因素的助推。据说佛系一词最早出现在日本，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后，“佛系”成了当下热词。派生出了佛系青年、佛系买家、佛系老板等专用的称谓。“佛系”有很多解读，大概意思是不争不抢、一切随缘。
有趣的是，太阳底下永远没有新鲜事，五百年前，就有一个叫王阳明的人，热衷于佛老之道，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佛系青年。
这个人很厉害，他是中国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军事家。心学之集大成者，精通儒家、佛家、道家，而且能够统军征战，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大儒。
年轻时，阳明在青少年时期有“五溺”，即“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看起来，五溺耽误了王阳明，实际上，没有五溺，就没有后来的心学。王阳明成就了心学。如果说心学是一棵参天大树，那么它的扎根之处就是儒、释、道。
王阳明从小就不太安分，在上小学的年纪，就显示出了不走寻常路的气象。这孩子从小就想当个圣人，怎么当圣人，书上有标准答案，但是王阳明一直不太信。儒家经典读了不少，王阳明仍然没办法全盘吸收。对一个善于怀疑的少年来说，世上有太多的未解之谜。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往哪里去？这个问题，困扰着志向远大的王阳明。
二十一岁那年，王阳明看到课本上写着“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就想亲自体验一下格物致知的感受。他邀请好友，一起在院子里格竹子，好友没坚持多久就放弃了这个不好玩的游戏，王阳明不信邪，一直坚持看了七日七夜的竹子，他想通过格竹来悟得人生真谛。但真理没有格到，换来的却是刻骨铭心的失败，自己更因此而病倒了。
从此，王阳明开始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对于占据社会主流的儒学，他开始有了新的怀疑。
之后，他先后两次会试不第，这加剧了他对科举制度的怀疑，也让他开始审视起传统教材的种种缺陷。于是他把目光转向了佛老之道，读佛经，学导引，大有遁世入山之意。实际上，在幼年时期，受祖父母影响，王阳明已经对佛教和道教思想有所接触。十六岁那年，王阳明前往南昌娶妻。婚礼当天，他却突然消失了。众人遍寻不见，最后发现他去了道观，“行入铁柱宫，遇道士趺坐一榻，即而叩之，因闻养生之说，遂相与对坐忘归。”
王阳明在儒、释、道间流连，这种奇异的学习经历，使他具备了常人所不及的宽广视野。三十岁那年，怀疑再一次重构了王阳明的精神世界。王阳明年谱中记载，有一天，王阳明“往来南屏、虎跑诸刹，有禅僧坐关三年，不语不视，先生喝之曰：这和尚终日口巴巴说甚么！终日眼睁看甚么！僧惊起，即开视对语。先生问其家。对曰：有母在。问：起念否？对曰：不能不起。先生即指爱亲本性谕之，僧涕泣谢。明日问之，僧已去矣。”
他问和尚，想不想家，想不想母亲。和尚说当然想。王阳明说那你还坐在这里干什么，赶紧回家照料母亲！王阳明成功地说服僧人归尘还俗后，突然发现，自己心向往之的佛道两家学问，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美。
因为，他看到的佛道两门，都是一些“自了”的功夫，是独善其身的学问。他敏锐地发现，不论是佛家还是道家，都把修行和社会责任、亲情人伦对立起来。对于王阳明而言，佛老之学是不理物事之学，是遗弃伦理之学，是偏执之学，是空疏之学。他称这些出家修行的为“自了汉”，在阳明看来，佛系看起来无私无欲，实际上只是解决了自己的问题，是空疏而不究实用的，从一个心怀大志的读书人看来，对于齐家治国平天下毫无积极意义。“吾儒养心，未尝离却事物，只顺其天则自然，就是功夫。释氏却要尽绝事物，把心看做幻相，渐入虚寂去了。与世间若无些子交涉，所以不可治天下。”
话说到这里，他对佛道之学批判借鉴的观点已经非常明确了。
三十七岁时，受坏人迫害，被贬龙场的王阳明，顿悟“圣人之道，悟性自足”。此后，他的心学思想便变得更加简洁，最后集中到了“致良知”“事上磨炼”上。
半生求索后，王阳明终于从儒、释、道中提炼出了心学的精髓。大道至简，心学在后期变得更加简易：只要求诸自己，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圣人。成圣之道，重在听从良知的声音。知行合一，事上磨炼，是成就心学的路径。
当然，对于曾经的佛系少年王阳明来说，五溺之一的佛系经历仍然弥足珍贵，如果没有这段经历，心学可能不会如此完整。但如果没有后来的怀疑和主动出离，他就跳不出佛系的局限，我们今天看到的心学，也很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
要知道，空对空成不了圣人。生而为人，总得有所依附，有所承受。佛系很美，但要走进去再走出来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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