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状态中几乎没有任何不平等，所有现在盛行的不平等来源于人类能力的发展和思想的进步，并随着这二者的发展而逐渐加深，最终在私有制和法律建立之后，确立为永恒的合法现象。此外，仅为实在法所确立的精神不平等，当和生理不平等相抵触的时候，它就与自然法则相冲突。这两种不平等之间的区别足以使我们决定对待所有文明国家之中的那种不平等应该持有什么样的看法。无论人们怎样定义不平等，孩子指挥老人，傻子命令智者，少数权贵挥霍无度，而大众却因缺少基本生活必需品而忍饥挨饿，显然都是违法自然法则的。
——摘自 卢梭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
以卢梭这段话作为开头，是因为我觉得这段话可以作为阿马蒂亚•森的《贫困与饥饿》这本书的引子。卢梭将不平等的起源解释为生产的发展和私有制的产生，并在书中解释了私有制引发的不平等。而阿马蒂亚•森的《贫困与饥荒》，则是聚焦了在私有制背景下，“贫困与权利”的关系，并将饥荒的原因，主要归结于粮食的支配及其背后的交换权利。
权利体系的分析框架
阿马蒂亚·森在《贫困与饥荒》一书的第一章即明确：要说明饥饿现象，必须深入研究所有权的结构；要理解饥饿，必须把饥饿问题放在权利体系中加以分析（P7）。据此，他构建了一个在私人所有制市场经济中的典型的权利关系：以贸易为基础得到的权利、以生产为基础的权利、自己劳动的权利以及继承和转移权利。权力关系集合之间互相联系，最后形成一个“交换权利映射”。“交换权利映射”为每一个所有权组合指定了一个交换权利集合，即每一种所有权情况下，一个人拥有的机会。其所有权组合称之为资源禀赋，例如一个农民拥有的土地、劳动力和其他资源，而后者则是他能够生产出来的粮食组合等。
对FAD的反驳
一般的饥荒解释方法，将发生饥荒的原因归结为食物供给下降，也简称为FAD方法。如1943年孟加拉饥荒，其原因就被归结为“可用于消费的大米供给总量严重短缺” （P77） 。政府企图根据“需求”和“供给”来估计“实际短缺”，这一企图似乎一直在影响着政府关于食物问题的认识。……这一方法并不能提醒人们，大规模饥荒发生的真正原因是“交换权利”的变化；这一方法甚至使一些人在饥荒实际出现后也不愿意承认灾难的严重程度。从作者的观点来看，这些饥荒产生是因为人们没有足够的资源去交换粮食，以及粮食相对价格提高的结果。这些原因也许是源于粮食供给的下降，但是事例中粮食下降的水平在FAD理论框架下并不会引起事实上发生的饥荒。在作者看来，许多饥荒的发生与市场经济的产权分配有关系；是产权在危急时期的僵滞，造成了大量的饥荒。这让我想起来上世纪60年代左右发生的自然灾害引发的饥荒，如果用粮食供给下降来解释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不是基于私有制的市场经济框架下，或许可以探讨四川饥荒的一些原因（粮食供给与粮食的直接权利，前者是存量的多少，而后者涉及一个粮食生产者有权直接消费多少他自己生产的粮食，该分析框架参照P202，具体不陈）。
此外，饥饿普遍存在的国家经常被指责为允许人口过度增长，而作者也对此进行了反驳。
社会保障系统是交换权利的组成
阿马蒂亚·森在书中将国家所提供的社会保障列为交换权利背后的依赖之一。社会保障系统会影响到每个人可以控制的商品组合，它们是一个人交换权利的组成部分，其条件是这个人没有进行其他交换（P12）。同时，作者将社会保障归为对市场交换和生产过程的补充，当两者相结合时，才决定了一个人的交换权力，当然这一论断基于已经建立社会保障系统的私人所有制的市场经济这一背景当中。也就是说，社会保障系统所提供的是最低限度的交换权利。
而在作者的其他著作和论文中，还提到贫困的成因亦有“可行能力获得”这一论点，并基于此对社会保障系统进行再度论述。
“繁荣过程自身就有可能成为饥荒的诱因”
经济衰退时期与经济繁荣时期都有可能发生饥荒，如果经济繁荣表现为社会不平等的扩大（如有利于城市人口，不有利于农村劳动力），那么，繁荣过程自身就有可能成为饥荒的诱因。在争夺市场控制或支配权力的斗争中，一部分人会因为另一部分人的繁荣而受损（P201）。
事实证明，资本、市场的繁荣发展不必然带来社会整体的富裕，如果不有效调整公民与国家、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权利关系，这种繁荣发展必然带来巨大的分配鸿沟，而贫困因素、“不患寡，患不均”的思想意识进而会严重威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从交换权利来说，社会中不平等、非合理的交换权利关系导致一部分人完全不用考虑饥饿，而更多的人则面临严重的饥荒，当然交换权利可以应用于更多分析。
新的理解视域
阿马蒂亚·森在本书中以四次大饥荒为案例，从具体层面分析一般贫困和权利体系的关系。作者提出：“关于贫困的事情，许多是一目了然的。有些事情，就像李尔王告诉瞎子格洛斯特那样，一个人不用眼睛看就能知道事情是如何发生的”，但是作者也说：“并非所有关于贫困的事情都是如此简单明了。当我们离开极端的和原生的贫困时，对于贫困人口的识别和判断都会变得模糊不清” （书籍序言） 。
因为书籍原本是为了国际劳工局就业计划准备，作者的研究视域并没有局限于一国，一地。因此相关理论及研究框架，虽然是基于私有制基础下的市场经济，但是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依然具有参考价值。
作者在一次演讲中说，我们生活在国家是重要的政治体的时代，许多对社会公正的寻求都是在国家的内部进行的，这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改变，但是——而且这点与实践直接相关——这不能使我们只在国家的层面上思考公正。在理解公正的要求的时候，我们必须考虑到世界范围内的不公正。马丁•路德•金说得对：“任何一处的不公正对每一处的公正都是威胁。” （引自“Justice and the world”，2012年阿马蒂亚·森在人民大学的主题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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