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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题目想了很久，最后还是用了“流年”。习惯性地， “流年”后面仿佛就一定会被“不利”紧紧迫住。但好像还是只有这个词，能够给人带来时间飞逝的无奈和畅快，并代表一种古老而踏实、水乳交融的生命姿态，也是“时代”具象化后的个人版本。在《兄弟》的后记中，余华将它定义为“两个时代相遇以后出生的小说”。假若可以有那么一个量词，我觉得将“两个时代”换成“两股流年”似乎更加贴切。
读完《兄弟》，长长地吁一口气。比起前半部的强烈，后半部的描写好像偏弱了一些。余华带有一点童稚口吻的直白文字，再加上相对单一的语句结构，似乎更适合用来组建以敏感脆弱的儿童为主视角的文本，或是如《许三观卖血记》或者《十八岁出门远行》那样简洁的成人童话。后半部里缺了儿童角色的余华小说，就变得干瘪苍白，让人读来觉得越嚼越淡，还未看完就已去回味前半部的丰润，仿佛小说本身也随着人物的成长而变得僵老了一样。
虽然《兄弟》不能称得上是完美的小说，但是这依然不能折损它作为一本好书的光芒。几十年来，伴随着反思情绪，用细微的个人或者一个小区域作为切入，将大时代背景的变迁铺展开来的文艺作品不计其数，例如《芙蓉镇》、《白鹿原》，或者贾樟柯的大部分电影。在现实主义的大前提之下，似乎这也已经是唯一并且最好的叙述之道。从这点来说，《兄弟》在还未动笔之初，就已注定不会是一部在艺术史上划时代的作品。但是，通过种种戏剧化的对比，再加上余华惯用的那一点点荒诞气息，还是构建起了一个让人啼笑的刘镇，以及那一双异父异母的兄弟。
大体上，李光头和宋钢之间可见的联系如同抛物线，在小说叙事进行到中部的时候达到极值，然后衰减，直至被生死轻轻地吞没。“仿佛一条雪中的道路，慢慢延伸到了现在，然后突然消失了。”但是，不同于现实中的远离，两人之间的共同羁绊却像一条细硬的链，锁紧了他们的胸口，将他们的命运纽系在一起。无关沙文主义，但是兄弟之爱的宽容和深密，大概就像男人无法理解female friendship那样，是女性所无法真正理解和感知的。林红在宋钢接济李光头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就是一个很好的典型。
关于李光头和宋钢，余华自己说，“他们的生活在裂变中裂变，他们的悲喜在爆发中爆发。” 西方几百年的发展史，在中国被浓缩成了狂热的四十年，又被余华简化成了两个人与一个镇子的故事，如同一粒被刻意研磨掉杂质的玉石，带着纯粹的光亮。然而，记录重点的缩小和时间跨度上的截短并不意味着细节的缺失。相反，使用第三人称，余华用了大量的篇幅，不厌其繁地叙述了那些人与人的对话、心理和起起伏伏相互交缠的感情。渐渐地，那些种种的甘愿与为难，在轻描淡写之中，已经模糊地合二为一。
二十世纪的最后四十年，对于每一个经历过的中国人来说都是神奇而又酸楚的。时代伸展出无数充满可能性的枝干，最后又微妙地朝某个特定方向蔓延，直至开花结果。余华刻意地消隐了对整个宏观环境的描述，而将重点集中在一个标本式的小圈子里。在这里，历史的宏大感与个人的卑微裹挟在一起，缓缓地推进着。人们冰凉的喊叫和灼热的沉默经过熔融，变成了一首天翻地覆而又恩怨交集的歌谣。人们一边对它进行着集体创作，一边又被里面那些充满力量的简洁诗句冲刷着大脑。这是一个消亡与重生不断更替的过程，是一种近似本能的、自创口中长出新的骨血的尝试。余华用了五十万个汉字将这种努力简化，打包，模块化，又将它们组装成一个个部件，然后用兄弟之情作为光源，最终投射出一卷海水般源源不断漫无边际的社会图景。
对于读者来说，这卷图景就变成了一个掩藏下的入口，通往追忆与内心，使他们不由自主地在中搜寻着与自己面貌相类的身影。阅毕《兄弟》，大概有人迷离，有人感叹，有人五味杂陈，但是，可以肯定，没有人会无动于衷。比之于时代，流年的感染力就在于此了。
2010年11月1日 于日本大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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