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在地球上，“人”这种生物在正常状态下都以男人或女人这样两种生理状态活着，在人类历史上曾存在较长时间的母系社会中，女性曾经占据过生产和生活中的主导地位，甚至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第一个女性形象，创世纪的女神——女娲，乃至西方神话中的神祗也大都以女性为主，而在劳动，生产力不断发展后，男性便不断地取代女性在社会生活及生产中的地位，以至于到最后将社会完完全全变成了男权社会，女性在社会中的角色逐步被边缘化为男性性欲的宣泄以及传宗接代的工具。
张贤亮的代表性作品《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这部小说在当时引起很大的争议，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在于他提及了一个在中国人眼里极其敏感的字眼：性！诚然，在那样一个新文学刚刚解禁，个人情感作品初初浮出水面的时代，这样做无疑具有往平静的湖水扔一颗手榴弹的效果，于是，街头巷尾无一不在谈论之，批判与赞扬也同期而至，张贤亮无疑便是那第一个吃螃蟹者；而另一个原因，就在于男主人公那纠结矛盾的知识分子形象以及人们对他所经历的那一个时代的敏感度，都在吸引着读者的眼球，这两点原因，对于一个道德感和身体存在感相当强的民族而言，是不大能够忍受这些东西的，尤其是经历了几千年甚至更久的时间积淀下来的对性的本能的回避以及羞耻感使得人们在对待这部作品的态度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纯文学评论，而是向另一个方向发展：道德评论，这正是应了中国的那句古话：文以载道。
在对待《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这部作品上也一样，文学评论家将更多的焦点都聚集到了章永璘这个矛盾集中点上，却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妇女在这部文学作品上起到的作用以及对她们命运的深思，也许换句话来说更为恰当，那就是，即便他们注意到了像马缨花以及黄香久这样的文学女性，但他们在评论他们的同时往往是从属与他们所要表达的各种各样的类似于当时的社会背景、政治因素以及围绕男主人公章永璘这样的主题上。
在中国的传统文学中，文学妇女的地位其实存在其共通性，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如今广为流传的《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辞》，到现如今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文学妇女中的角色都无一不遭到不平等待遇，《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在古时，如此一个家教严谨，多才多艺而又知书达礼的闺阁少女还是摆脱不了女性的传统命运，道德伦理观以及女子地位的低下促成其悲剧的发生，同样，在《木兰辞》中，虽然这是一首赞扬性的古典诗词，可是我们同时也发现，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女性的社会角色就只是男子的附属，只需温柔贤德，传宗接代，花木兰对父亲的一片孝心和对国家的报国之心竟要在男子装束的伪装之下才得以达成！同样，回到《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这部作品中，在章永璘在劳改所窥视到黄香久的裸体之后，一直到章永璘与之结合再到离弃，其实质却只是与一个男人对性的渴望、无能以及厌倦等隐秘的欲望所引起的，很多人都觉得章永璘是爱黄香久的，甚至连章永璘自己都是这么认为的。
在小说的趋近结尾部分，章永璘在知道周总理故去后，觉得另一波冲击即将到来，在这个时刻，他选择与黄香久离婚，因为他觉得他是爱这个女人的，他估计马上就要被再次投进监狱里去了，为了不连累这个女人，他要离开她，可是，正如周惟波在他的文章《章永磷是个伪君子》中说的一样：“当章永磷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匆匆地跨过一个个女人的身体，就象跨过尸体一样，奔向所谓的光明前程时，他的坦率和伪善同样使你感到震惊。”他从来没有考虑过黄香久作为一个人，她有她自己的选择权，他也从来没有将她说过的那句话放在心里：“只要你忘记我的过去，要死，我也陪你去死！”在男权社会里，男性以自己所掌握的话语权和阐释权，用礼教道德把女性身上的独立异质尽数洗去，然后以母、妻、女的具体社会职能把她们纳入社会秩序之中，把女性转化成传宗接代、操持家务的工具。一旦有其他异状出现，便会促使女性悲剧命运的发生。
诚然，当小说结尾提到“世界上还有比女人更重要的事情时”，当小说中多次提到他与大青马的对话以及对唯物主义理论的背诵与信仰时，你会发现，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其实黄香久并没有被视作与章永磷平等的人，她只是被视作他的“异性”、他的“他者”以及扰乱一个男人自由追求理想的欲望存在。在章永璘的眼里，黄香久就等同于“性”。这是在男权社会里悲剧的必然，是一种扭曲的社会状态，女性并不单单等同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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