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政要》之“贞观”，即唐太宗在位及治世时所使用的纪年年号，该年号起始于公元627年，迄止于公元649年，凡23年；“政要”，即施政的重点与纲要。因是“要”，所以全书篇幅短小，总计10卷40篇258章，大约75000字。吴兢《上〈贞观政要〉表》和《贞观政要·序》所述进奏本的卷数、篇数与现在通行的本子基本吻合。
《贞观政要》取材于唐代的宫廷档案。全书以唐太宗君臣的言论、谏议、奏折为主体，间以少量人物事迹，是对中国封建社会的近乎完美的“贞观之治”时代的政治经验的历史总结。
《贞观政要》全书分为十卷，每卷2到9个专题不等，共四十个专题（篇）。以下是各专题及其下篇目的主要内容：
第一卷2篇，讨论怎样做皇帝和如何治理好自己的国家。
《君道》第一。“为君之道”当以“正其身”、“存百姓”为首务。本专题是全书的总纲，以后各篇都是紧紧围绕着这个重点展开的。
《政体》第二。介绍基本的政治原则，进而认真讨论了安邦治国的办法措施，强调了君民的“舟”“水”关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第二卷3篇，讨论任贤、求谏和纳谏等问题。
《任贤》第三。本篇依次介绍了深得唐太宗尊崇、信赖和重用的八位重臣的事迹，他们是：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王珪、李靖、虞世南、李勣、马周等八位著名大臣。他们或是太宗的旧属（如房玄龄、杜如晦、虞世南）、或是前太子李建成的谋臣（如魏征、王珪），或是隋朝的官员（如李靖），或是农民起义的骁将（如李勣），或是普通的百姓（如马周），但因太宗的知人善任，而能君臣一体，共创佳业。八位大臣是贞观群臣的代表和翘楚。
《求谏》第四。唐太宗强烈要求诸位大臣“尽情极谏”，多提有益于人君身心修养和国家繁荣昌盛的批评性意见。
《纳谏》第五。本篇后附“直谏”10章。专述朝臣犯颜进谏，唐太宗虚心纳谏、“从谏如流”的有关情况。
第三卷3篇，讨论君臣之间的关系以及君臣各自的名分。
《君臣鉴戒》第六。君臣关系应该是“同治乱，共安危”，人君应该“自强不息”地去追求“德”、“仁”，对臣下既得委以重任，又不可滥施怀疑。
《论择官》第七。论选官在得人，知人善任之难。魏徵言，人君须行“君道”，人臣须执“臣术”。“臣术”，“人臣之术”，“处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术”，如此，方可“上安而下治”，“生则见乐，死则见思”。可以肯定，这就是人君择官、任官的标准。
《论封建》第八。关于分封建国的争论。唐太宗初拟分封子弟为王，功臣为世袭刺史，为李百药所谏阻。他指出，建官分职，任贤使能，“与人共其乐者，人必忧其忧；与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这才是治国安民的关键。
第四卷4篇，讨论对皇太子和皇子的管束、教育等问题。
《论太子诸王定分》第九。“定分”，即规定相应的名分而不能逾越。也就是说，太子、诸王必须严格遵守各种各样的礼仪制度，认真修身养性，“惟忠惟孝”，既得尊卑有序，也要无觊觎、贪婪之心。人君则应该“尊嫡悲庶”，“爱子教以义方”，“搜访贤德，以辅储宫，爰及诸王，咸求正士。”
《论尊师傅》第十。太子、诸王应该尊师重道、尊师重学，日闻雅训，长仁益德，不可懈怠。而为其精选的师傅就必须是“正直忠信”之人。
《论教戒太子诸王》第十一。严格约束太子、诸王，使之戒奢戒骄，亲君子远小人。“克修德行”，至少需要弄明白“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的道理。
《规谏太子》第十二。记李百药、于志宁、张玄素等人对太子李承乾种种不善行为的揭露、规劝和谏诤以及太子对规谏的恶劣态度。
第五卷5篇，分别从仁义、忠节、孝友、公平、诚信等几个方面介绍了维护君权，巩固统治的大政方针。
《论仁义》第十三。唐太宗论行仁义。以儒家的仁义思想为指导，以施行仁政为首务，这是唐太宗“君道”的核心。
《论忠义》第十四。本篇表彰了冯立、谢叔方、姚思廉、魏征、王珪、屈突通、陈叔达、李弘节等人的忠义之行。为臣尽忠尽节、清贞慎守、始终不渝，就能得到应有的褒奖。
《论孝友》第十五。记朝臣房玄龄、虞世南，宗室韩王李元嘉、霍王李元轨及突厥人史行昌的孝行。
《论公平》第十六。唐太宗以天下为家，不能私于物。以礼法为据，却不依情感的因素和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滥施赏罚，所以理事比较的公正平允。
《论诚信》第十七。君王以诚信待朝臣，信用不疑，才可得到朝臣们真心实意地拥戴与辅佐；朝臣摈弃诈委，取信于民，就能使百姓归心，天下太平。
第六卷9篇，继续上卷内容，强调人君人臣的道德观念、行为规范、处事原则，包括俭约、谦让、仁恻、慎好、慎言、远佞、戒奢、戒贪等。
《论俭约》第十八。本篇论应节制物欲，帝王若恣意娇奢，志在无厌，则危亡之期立至。为免灭顶之灾，就当“以欲从人”、“节己以顺人”。
《论谦让》第十九。为君者当“自守谦恭，常怀畏惧”，却不可“以才陵人，饰非拒谏。”
《论仁恻》第二十。述唐太宗怜悯百姓、忧恤将士的事迹。如出后宫掖庭三千人；又如以御府金宝赎因水旱而被迫卖掉自身的男女归家。
《慎所好》第二十一。论帝王当以周、孔之教（儒家学说）正身修道，却无必要信仰佛、老之学和从事神仙之事。
《慎言语》第二十二。论为人君者当慎言，唐太宗自道，“欲出一言，即思此一言于百姓有利否”，故“万乘之主，不可出言有所乖失。”
《杜谗邪》第二十三。唐太宗厌恶进佞言者，“斥弃群小，不听谗言”，是因为小人、谗言祸国殃民。“自今以后，有上书讦人小恶者，当以谗人之罪罪之。”
《论悔过》第二十四。人君须有自知之明，“自咎其责”之时，还得找出所犯过失的根由。
《论奢纵》第二十五。隋文帝务积聚致炀帝奢华亡国，郭孝恪奢华以致亡身，唐太宗由是认为，应“以节俭于身、恩加于人二者是务”。人主不务德，而务聚财积谷、外事四夷、内治宫室者，结果必定是民散国亡。
《论贪鄙》第二十六。唐太宗认为无论为人君者还是为人臣者，均须戒贪婪。“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居高位，食厚禄，当须履忠正，蹈公清，则无灾害，长守富贵矣。”并表彰了岑文本“宅卑湿，无帏帐之饰”、戴胄“居宅弊陋”、温彦博“家贫无正寝”、魏征宅内无正堂的节俭、清廉行为。
第七卷3篇，记载了朝廷对儒学的尊崇、对史学功能的强调以及因社会某些风气不纯而专门制定礼、乐制度而予以纠正。
《崇儒学》第二十七。贞观年间“尊儒重道”（道，指儒家的经典、学术和德行等）的政策及其措施。
《论文史》第二十八。唐太宗不重文学，注重撰修国史，“善恶毕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彰善瘅恶，足为将来规诫。”
《论礼乐》第二十九。礼乐的功用及贞观年间因施行礼乐制度而使风俗移易。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章还专门介绍了太宗下诏高士廉、岑文本等撰修《氏族志》，必须以今日官品、人才作等级、为永则的情况，却并非旧有的门第。
第八卷5篇，本卷紧承第五卷、第六卷的思想，继续讲述经邦治国的办法、措施。
《论务农》第三十。太宗认为，“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使农业生产能依季节进行）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仁君简静的内容有二：一，“躬务俭约，必不辄为奢侈”；二，“省徭赋，不夺其时，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
《论刑法》第三十一。述太宗慎罚之思想。“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在京诸司奏决死囚，宜二日中五覆奏，天下诸州三覆奏。”魏征著名的《论时政疏》之第三疏就出自此篇。
《论赦令》第三十二。述唐太宗关于制法、执法的思想。唐太宗虽主张仁恻，但反对滥行大赦，故贞观年间，少有大赦。
《论贡赋》第三十三。述唐太宗严令禁止接受域内、境外的贡献之物以及却还贡献之物的行为。
《辩兴亡》第三十四。唐太宗论国之兴亡。“务弘仁义”者兴，“专行诈力”者亡；“凡理国者，务积于人（按，民），不在盈其仓库”，“人君赋敛不已，百姓既弊，其君亦亡”；人君“如其不肖，多积仓库，徒益其奢侈，危亡之本也。”
第九卷2篇，述战争、国防及对少数民族和边远地区的方针政策。
《议征伐》第三十五。述唐太宗慎用兵主张。“自古以来穷兵极武，未有不亡者”，“兵甲者，……不可以全除，不可以常用。”本篇还详载房玄龄、充容（后宫女官名，皇帝之妃，为九嫔之一）徐惠的谏书，揭发了太宗晚年征打高丽而致百姓劳弊的错误。
《议安边》第三十六。如何安置内附的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民众，以及平定高昌后，君臣之间关于以其他地为州县还是保持现状的一场激烈的论争。
第十卷4篇，主要强调的是人君如何“志在忧人（当为‘民’）”、克制私欲和怎样可以有始善终。
《论行幸》第三十七。隋炀帝特好巡行，因耗费人力、终致天怒人怨，身死国灭。这一惨痛教训，应该时时铭记于心。
《论畋猎》第三十八。唐太宗畋猎，为臣下谏阻。谓人君须“割私情之误，罢格兽之乐”，“上为宗庙社稷，下慰群僚兆庶”。
《论灾祥》第三十九。唐太宗拒祥瑞，认为人君在上，“百姓敬之如田地，爱之如父母，动作兴事，人皆乐之；发号施令，人皆悦之，此是大祥瑞”。但对于灾异，又常怀警惧之心，“妖不胜德，修德可以销变”，“但使朝无阙政，百姓安乐，虽有灾变，何损于德？”
《论慎终》第四十。“居安思危，孜孜不怠”，“有始有卒，太下永赖”。如果“君臣常无懈怠，各保其终，则天下无忧不理”。该篇与首篇《君道》呼应，强调了施行君道必须善始慎终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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