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沦。是山河的沦陷，还是个人的沦落？
都是，又或者，都不是。
在郁达夫的《沉沦》里，塑造了一个远离故乡，去日本留学的中国人的形象，展现了他与所处的世界格格不入的境况。
小说中的“他”是一个忧郁症患者，“他”随兄长去日本后，经常被人欺辱。后来他便因为琐事与回到北京的兄长决裂。“他”说，“自家兄弟尚且如此，何况其他人呢！”无论是日本人，还是同他一样都是中国人的留学生，甚至他觉得“有几个了解他的意的人”，都是仇敌，满脑子都是复仇的欲望：“我总有一天来复仇，我总要复他们的仇。”
因为抑郁和孤独，“他”总认为有人在笑他，“若有偶然看他一眼的人，他又忽然红起脸来，以为他们是在那里讲他。”他渴望一个爱他的女人：
若有一个美人，能理解我的苦楚，她要我死，我也肯的。
若有一个妇人，无论她是美是丑，能真心真意的爱我，我也愿意为她死的。
我所要求的就是异性的爱情！
苍天呀苍天，我并不要知识，我并不要名誉，我也不要那些无用的金钱，你若能赐我一个伊甸园内的“伊扶”，使她的肉体与心灵，全归我有，我就心满意足了。
然而， “他”渴望“性”，却对“性”充满了罪恶感。在被子里他一次又一次打破“身体发肤不敢毁伤”的圣训之后，却又觉得惭愧不已，总觉得那是犯罪。听到旅店老板的女儿洗澡的声音，他屈从于自己对性的渴望去偷看，“他起初以为看一看就可以走的，然而到了一看之后，他竟同被钉子钉住的一样，动也不能动了。”因为心虚发出声响被旅店老板的女儿听到，回到住所听到店主的女儿上来之后，“他”觉得全身的血液，都往上奔注的样子。他心里怕得非常，羞得非常，也喜欢得非常。然而若有人问他，他无论如何，总不肯承认说，这时候他是喜欢的。他压抑他内心对性的渴望，当听到旅馆老板与其女儿的谈话，他心惊胆战，内心充满了罪恶：他把被蒙头的一罩，咬紧了牙齿说：“她告诉了他了！她告诉了他了！”
不仅如此，听到苇草后面的男女性爱的声音，“他正同偷了食的野狗一样，就惊心吊胆的把身子屈倒去听了。”可是他又痛骂自己：“你去死罢，你去死罢，你怎么会下流到这样的地步。”
他对性既压抑又自卑：到那卖酒食又有妓女的酒家去，他“要想进去又不能进去，要想出来又不得出来；可怜他那同兔儿似的小胆，同猿猴似的淫心”，鼓足勇气进去之后，他“把他的心里的苦闷都告诉了她，然而他的眼睛怎么也不敢平视她一眼”。
他还对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感到自卑：当侍女问他：“你府上是什么地方？”他“那清瘦苍白的面上，又起了一层红色；含含糊糊的回答了一声，他呐呐的总说不出话来。” 因为“原来日本人轻视中国人，同我们轻视猪狗一样。日本人都叫中国人作'支那人' ” 于是他问：
“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强大起来！”
“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
“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作为郁达夫的自叙传小说，郁达夫通过对自己留学日本期间自身生活的揭露，以及思想上的揭露，深刻地表现了那时候求学在外的中国青年的苦闷，揭露了他们在生活和精神上与当时所面临的社会现实的格格不入。同时，饱含了对山河破碎、国家羸弱的不幸的同情与对祖国富强的渴求。
终归结底，小说中的“他”的一切的抑郁、一切的自卑、一切的压抑，都源于祖国的羸弱而引发的别人的欺辱。实则，在精神上已经超越了个人的抑郁与苦闷，而上升到民族意识的层面上。
正如钱理群和温儒敏所编撰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所提到的那样：他的民族自尊心、性苦闷和沉沦般的心底波澜，化为激愤控诉、大胆暴露及无顾忌的自虐自伤自悼的文字，尽管这种宣泄似乎缺少理性的过滤，显得不够深刻，但他的感伤风格还是能激起广大青年心理的和审美的巨大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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