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莲花香片
萧红和萧军在听周彦敏老师的这场“萧军的流浪人生”叁零文人讲座之前,我真是对萧军没有什么好印象。说来惭愧,萧军的作品没怎么读过,对他的了解完全来自于萧红,或者说来自于和萧红有关的文学作品或影视作品。大概是出于女性视角,对萧红的悲剧人生抱着由衷的同情,对萧军的感觉始终摆脱不了他的处处留情和始乱终弃。
这样对一个人的了解自然是片面、主观的。所幸在这一期的讲座中,跟随周彦敏老师梳理了萧军完整的人生经历,萧军的形象在我脑海中变得立体、丰满,甚至有些可爱、可敬起来。
青岛叁零年代的文人中,萧军和萧红应该说是最具知名度的两位了,当然这也和他们的情感纠葛不无关系,爱情八卦最能满足普通人对名人的猎奇心理。太多的文字描写他们俩的情爱故事,看这些文字,会有一个感觉:他们的相遇是偶然,而分手则是必然。这两个人有太多的不同:萧红敏感、柔弱,萧军强硬、粗暴,但有一点两人倒是很相似:率性,凭本能行事。他们彼此之间有浓烈的爱,也有锥心的伤害,二萧的爱情悲剧,实在没法分出个谁对谁错,感情这种事情,本来就很难说得清。若说原因,应该说个性和观念的冲突造成了两人最终的分道扬镳,也正应了那一句老话:因误解而结合,因了解而分手。但抛去孰是孰非不谈,萧军的屡屡出轨和对萧红的家庭暴力确实让人所不齿。
萧军和萧红在一起六年的时间,而成名、与鲁迅结缘,这两件他们人生中的重大事件都是在这期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六年可称得上是他俩的“黄金时代”了,然而与萧红如烟花般璀璨却短暂的生命不同,萧军在他以后漫长的人生道路中,经历了更多的坎坷和波折。这些坎坷和波折,一方面是被大时代的潮流所裹挟,另一方面也是萧军的性格始然。
讲座中,周彦敏老师不止一次地说到,萧军的整个人生应该算得上是圆满的。是的,这个圆满,首先得益于萧军有着足够健壮的身体,足够长寿,经得起岁月的风霜雪雨,否则以他这种草莽英雄、不畏权势、敢于抗上的行事风格,能挨过历次的政治风波着实不易。有几处细节让我对萧军这个人可爱和可敬的一面有所感触:
1940年,萧军到了延安,整风运动后期因与上级理念不合,他辞去公职跑到乡下去种地;
1950年,萧军回到北京,后又因《五月的矿山》受到批判,他弃文从医,学了4年中医,并打算办理行医执照;
1966年8月23日,老舍被红卫兵拉去批斗,遭受了皮带、拳头、火堆等毒打和折磨,老舍不甘受辱,次日投太平湖自尽;而就在这一批挨打的人里,也有萧军;
纵观萧军的人生经历,不得不佩服这个人生命力之顽强,无论处于何种逆境,他不绝望,不妥协,并且自有一套生存智慧,若是用一种植物来形容萧军,我觉得他比较像沙漠里的红柳。
萧军一生中曾四次来青岛,而这四次恰好也正是他人生的四个重要节点:
第一次是1934年,和萧红在青岛居住的四个半月里,他们完成了各自的成名作:萧红的《生死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
第二次是1936年7月,萧军和萧红陷入新的感情危机,萧红去了日本,萧军又回到青岛,借住在山大友人处,创作了以两人经历为蓝本的短篇小说《为了爱的缘故》。
第三次是1952年,萧军从东北回到北京后无业,受好友、时任青岛文联副主席方未艾邀请来青,完成了《五月的矿山》初稿,日后因此受到批判。
第四次是1986年,萧军去世两年前,他作为人文函授大学受聘顾问,来青岛讲学。那时的萧军已迎来了自己夕阳红的晚年。
晚年的萧军萧军的一生活得坦荡真实,他的人格缺陷和优点同样鲜明。作为丈夫或情人,他是不合格的;作为作家,尽管他的成名作《八月的乡村》被视为首部抗战小说,但其文学价值远逊于萧红的作品。萧军的文学生命并不长久,在1978年平反之后出版的几部书,包括《鲁迅给萧军萧红信注释录》、《延安日记》等更多具有历史文献价值。
萧军于中国文学最大的意义不是他的作品,而是他发现并拯救了一个文学天才:萧红,尽管后来他差不多也毁了她——这既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对萧红和萧军均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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