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武侠时代，中国人真的不喜欢武侠。就像美国开拓西部的时代如果有电影，相信也没什么人愿意把镜头对准那些蔑视法纪、信奉枪杆子里面出安全，和中国的闯关东没有本质区别的农民亡命之徒。
侠客的祖师爷墨子，当年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位，虽然也名列几大家之中，但若论后世影响力，则是远不如儒法道兵几家，和儒家斗了百十年，人家最后登堂入室，自己却烟消云散，法家韩非更是一句“侠以武犯禁”就把侠打入了恐怖分子之列。汉代，武帝把最后的侠客组织予以消灭，此后中国基本只有利益至上的帮派，而没有墨家这样理想至上的侠客组织。同样被汉武帝“灭”了下半身的史家司马迁写《游侠列传》，更像是一种祭奠和寄托。
在整个国家文明强健向上的时代，不务正业的游侠其意义与浪荡子无异，唐代是进取的朝代，所谓“若个书生万户候”。所以一心想建功立业的王昌龄写下“莫学游侠儿，矜夸紫骝好”。侠客，基本被贬得一钱不值。著名的唐传奇往往也与时代挂钩，如唐末创作的《虬髯客传》常被看作武侠小说的始祖，但其真正主角却是大败突厥的唐代名将李靖。
武侠文化的真正兴起应在元明。元朝取消了科举，文人们一下失去了饭碗，于是小说评书开始创作，《水浒传》属于写实主义，小说的武功在现实中基本都有出处，可以印证，正如其中的人物，百分之九十九以现代文明标准来看都算不得好人，但却是真实江湖（庙堂与黑社会）的写照。再没有那种舍利而求义（墨家标准）的侠客，有的只是好勇斗狠，见了宋江等英雄纳头便拜，见了小民便板斧排头砍去的江湖豪强。这也并非武侠，而是世俗层面的强者崇拜。
每逢乱世之中，反而有对武侠文化的向往。明清交际之时，武侠小说发达，清末民国之间，剑仙小说与电影一齐上阵。这些武侠本质上是一种对超人的向往，正如瞿秋白写下“济贫自有飞仙剑，尔且安心做奴才”，著名的共产党人导演蔡楚生初见电影界前辈郑正秋，也痛陈神怪武侠的不良影响。
但也有另一种有识之士看到事物的另一面，因为武侠小说向上能成为神话，向下也能成为写实。武侠小说家之一的平江不肖生，本身是一位技击家；韩慕侠等武术家教练过的西北军，也成为了近代以来世界上唯一一支在冷兵器上打败日本军的军队。
孙中山在民国时代便倡导武术，曾说“自火器输入中国之后，国人多弃体育技击之术而不讲，以至整个社会积弱愈甚，却不知最后五分钟之决胜，常在对面五尺地短兵相接之时”。意思是说武术虽然不能敌枪炮，但却可以强化一个民族的尚武精神。同样的，当时的青年毛泽东为国家开出的药方是“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是同样的意思。
现代以来在武侠文化上最成功的小说家是金庸，电影家是徐克。金庸的小说承上启下，继承了传统武侠话本的特点，又引进现代小说和文化。同时，一连串的政治隐寓、预言也标志着金庸传统士大夫知识分子的身份。而徐克的电影一方面同样也有对政治、社会现实的隐寓，但最大的贡献是把武侠文化本身的娱乐魅力无限放大。
其实对超现实、超人的向往，这存在于许多民族之中，就像美国，其科学进步是一面，其喜欢蜘蛛侠超胆侠的幼稚心态又是一面，《银河护卫队》中抢夺毫无科学根据的石头，正如武侠小说中对武林秘籍的争夺。在人类进入太空时代之后，手持光剑砍人的软科幻《星球大战》也将失去魅力。
中国人为什么喜欢武侠，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意义，在和平盛世（也多是平庸时代），武侠是娱乐文化的代表，清代人听《三侠五义》，正如好莱坞戏院放《神奇四侠》。在乱世，武侠是一种寄托，是战斗的旗帜，当然有时也是精神鸦片。
在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禁锢中，武侠代表了对体制的叛逆，对自由的追求。而在声光影画的现代，武侠则是中国文化中唯一能在娱乐性上与世界电影抗衡的片种（所以也成为各大导演闯荡好莱坞时的首选），所以西方有科幻，中国有武侠，不是我们落后，而是两者本质上相同（有科学根据的硬科幻观众群其实很小），都是人类内心深处，对人类超出人类能力的一种根深蒂固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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