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洪武朝「胡惟庸案」到嘉靖朝的倭寇犯边

从洪武朝「胡惟庸案」到嘉靖朝的倭寇犯边

记得在之前的一篇文章里曾说起，洪武年间轰动全国的四大案中，就历史影响而言，确以洪武十三年的「胡惟庸案」为最。当然，在那篇文章里，主要说的是废相之后的政治制度的变迁，即权力如何一步步由丞相滑入内阁和宦官之手。然而，如果从另一个侧面回溯往事，我们发现此案同时也留下了另一个副作用。这个副作用或许当时波澜不惊，但就像一篇开头糟糕的小说那般，为明初之后跌宕起伏的中日关系奠定了一个不甚美妙的基调。

当然，这个开头如此糟糕跟「胡惟庸案」是脱不了干系的。俗话说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但让日本无从预料的是，他们跟胡惟庸并没有什么要紧的关系，而且又隔着茫茫大海，就算胡惟庸这城门失了火，自己怎么突然成了一条烤熟的池鱼呢？

这，的确令人纳闷儿。

众所周知，胡惟庸的死，本质上无非是皇权对相权的一次残酷暴击。因为在封建王朝时代，以天子为代表的皇权不但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且具有十分强烈的排它性和暴力性。也就是说，在皇权面前，一切势力都应该匍匐在地，对之三跪九叩，高呼万岁，任何势力都不能对皇权造成任何可能的潜在威胁。这几乎是每一个当皇帝的人所必须具备的第一常识。所以，平心而论，碰到朱元璋这样的皇帝，胡惟庸不但是应该死，几乎是必须死的。

历史上不得善终的宰相太多了，比如在汉武帝时代，当丞相几乎等同于判死刑。但朱元璋比汉武帝聪明，汉武帝干掉一个个宰相看似威猛无比，其实是治标不治本，是剪枝不断根。朱元璋所设想的绝不是仅仅杀掉一个胡惟庸而已，最好是断了源，连造就胡惟庸的宰相制也一并送进坟墓。

因此，这出保皇权的大戏的结局从一开始就是确定的，即：胡惟庸必杀无疑。但难点在于，怎么杀、用什么罪名杀，才能杀得天衣无缝，杀得让大家心服口服。这的确需要好好设计、颇费思量。毕竟，这一次，杀的可不是小小的九品芝麻官，而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

最方便的罪名当然是谋反，因为稽考历代刑法，谋反从来都是不赦的十恶之一。再说，如果皇帝成心想挑刺，就算尼姑也能挑成荡妇，何况胡惟庸本来就不是一个干净人呢。朱元璋认为，很多事之所以没能发生，有时候是因为缺乏创造。所以，即便胡惟庸完全缺乏谋反的动机，最后还是被安上谋反的帽子砍了头。至少，在公布天下的罪证里，胡惟庸不但要谋反，而且是通倭谋反。

所谓的胡惟庸通倭谋反，据说是胡惟庸派遣亲信陈得中与日本朝贡使节密谋，由林贤前往日本请求国王发兵，准备打着朝贡的幌子，配合胡惟庸发动叛乱。不过，据吴晗先生考证，这事纯属瞎扯。然而，就是这子虚乌有的事件，对中日之间的朝贡关系影响甚大。

我们知道，与唐宋极为不同的开放海上政策不同，明初秉承的是“片板不许入海”的严厉海禁政策。帝国之内除了宁波、泉州和广州三个市舶司之外，完全割断了民间的一切海外贸易通道。而这三个所谓的官方市舶司，在政府的定位中，其实也不是用来通商贸易的，主要是践行唯中国是大的朝贡体系的政治举措。这一点，仅从三市舶司招待所的名字就能看出一二。宁波、泉州、广州的官方招待所，名字依次为“安远”、“来远”及“怀远”。据说，宁波“安远”宾馆的东西关坊还分别刻有四字匾，东边的四大字为“观国之光”，西边四大字是“怀远以德”。总之，所谓的国际商贸，明初是没有的。尽管，在朝贡中皇帝也接受属国的特产贡品，并回赐超额的物品、钱财，帝国也允许贡使在规定的各种条件下做三到五天的买卖，但这主要是为了表明中国修德来远、天下共主的胸怀。哪怕后来郑和舰队下西洋，也是出于同样的政治动机而决非经济动机。

可是，在地大物博的中国这边是这样，对于那些撮尔小邦而言，视角就恰好颠倒过来了。至少他们的政治动机要让位于经济动机，因为每当他们拿100块钱的东西朝贡一次，可能回赐之后就变成了200块，300块甚至上千块，朝贡的经济受益相当可观。所以，那些周边的小国不但乐意去大明朝贡，而且希望经常去朝贡，不仅希望小小的朝贡，而且要大大的朝贡。自然，他们名义上是朝贡，实际上是把朝贡当贸易的。明晰此点之后，当我们看到明初那朝贡不绝的热闹队伍时，自然也就不以为怪。《太祖实录》中所谓“命使出疆，周于四维，历诸邦国，足履其境者三十六，声闻于耳者三十一”云云，其实说白了，主要是用白花花的银子买来的「老大」荣耀。

无论朱元璋当初出于怎样的理由，在众多邦国中独独挑了日本来背罪，但把日本和胡惟庸谋反串在一块，对日本朝贡贸易的打击无疑是致命的。哪怕这罪名实际上是朱元璋的栽赃，但朱元璋是明朝的开国皇帝，是朱姓皇帝们的太祖，就算是栽赃，也是太祖钦定的栽赃。儿孙之辈如果没有特别的理由，谁敢轻易违背祖训，作那不孝子孙？虽然我不知道特别的理由，但看起来太祖朱元璋似乎很是个厌日分子：「胡案」之前，日本来朝贡，朱元璋是不纳，以各种毛病一却再却，「胡案」之后，不用说，日本要朝贡更是没戏了。

朱元璋死后，虽然日本又快马加鞭地修复中日关系，再度请朝并且被朱棣获允。但相比于高丽、琉球而言，这恩赐是很令人郁闷的。因为高丽年年可以朝，琉球可以两年一朝，但日本按规定只许十年一朝！考虑到朝贡背后的经济效益，日本的失落可想而知。既然合法的朝贡贸易渠道是如此狭窄，日本只好进行不合法的贸易以及不合法的贿赂，而且就连如此狭窄的合法朝贡权，在日本国内也引起了各大势力的激烈竞争，最后竟在嘉靖二年，酿成了匪夷所思的宁波争贡事件：两批分属不同势力的日本朝贡团（一合法，一非法），在宁波市舶司的安远宾馆里狭路相逢，不但大打出手，而且烧了安远宾馆，甚而两朝贡团的斗殴场所从宁波扩展到了绍兴，明朝军方介入，居然还被干掉了一个备倭指挥……

可以说，这次的争贡事件影响是如此恶劣，随后的官方调查发现的问题是如此之多（问题比较复杂，还有受贿太监牵扯其中），处理自然也是相当严厉：自此之后，关闭宁波市舶司，掐断日本的朝贡渠道。

之前的朝贡虽说是可怜的“十年一贡”，好歹还留有“一线天”，如今这点指缝大的合法空间竟也关闭了。生意如果还要做下去，以后自然只能靠走私。由于走私贸易屡禁而不绝，愈禁而愈烈，由最初中国官府捉拿海上走私贩，渐渐变成了官方军与走私团的激烈武斗，然而就算经过多次大规模的痛剿，持续几十年的东南倭祸始终未能圆满解决。直到后来，大家才发现，原来真正的日本倭数目很少，许多都是被帝国海禁政策逼得无以为生的中国海民以及借走私发横财的官绅豪门之类，而且在走私贸易中形成了官绅相护，从地方到中央错综复杂的利益网，于是在嘉靖死后，海禁之策终因成本太高无力维持，只好驰禁，好在为祸嘉靖一朝的倭寇潮随着驰禁也慢慢褪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