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了几本惊心动魄的书，是一个叫杜高的先生写的。这几本书的价值，丝毫不输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与早些年出版的《夹边沟纪事》、《定西孤儿院纪事》以及凤凰卫视采访的关于四川峨边大堡少年劳教队的悲惨纪事构成了共和国前三十年的政治基础。
杜高先生的书我读了三本，《杜高档案》、《生命在我》、《又见昨天》，这三本书互为补充，构成了杜高先生从青年到壮年间的历史。说起来，这世间许多事都是一个奇字。在一个专权时代，每个人的档案都是一个秘密，特别是那些经历过各种政治运动的人物，个人档案还原了当年的细节。因此，所有的个人档案，它的保管和销毁是非常神秘的。
时间来到了1994年的一天，喜欢收藏历史旧物的《人民日报》记者李辉接到潘家园旧货市场打来的电话，一个旧货摊主收到了一纸箱史料，里面是几大册装订成册的个人档案，记录的是一个叫杜高的人从1955年“反胡风”集团，再到1957“反右”后长达十二年的劳改生活，直到1969年释放回家，历史跨越十四年。档案中有近五十万字的交代、揭发、外调、批判、总结、评语、结论等，构成了一个庞杂的世界。档案之奇，批判会上的领导人随意写下的小纸条，劳改期间每年必填的表格，都原封不动地按时间顺序装订。这独一无二的个人档案文本，为后人解读当代政治历史提供了一份完整记录。直觉告诉记者李辉，他碰到了一个金矿。
经过几年的整理，在当事人杜高先生和夫人的亲自参与下，杜高先生同意原封不动地将所有档案公之于世。这不仅具有非凡的勇气还有对历史的担当。
杜高犯了什么罪呢？杜高长沙人，出生于1930年，少有文采，十四岁开始发表剧评，十九岁担任《新少年报》文艺版主编，出版了一本文艺评论集。1952年从朝鲜战场回到北京，调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创作组。那时，22岁还是单身汉的杜高住在一个小楼上，同楼的邻居是一个叫路翎的作家，时年不到三十岁，已经著作等身。路翎1942年在重庆天府煤矿工作期间创作的中篇小说《饥饿的郭素娥》，受到著名文艺评论家胡风的赞赏，胡风说“在路翎君这里，新文学里面原已存在了的某些人物得到了不同的面貌，终于带着活的意欲登场了，路翎君替新文学的主题开拓了疆土。”小说受到胡风表扬，本来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然而1955年，路翎就因为这点事被作为胡风集团最重要的一个分子，受到猛烈批判。
路翎受批，杜高和他的朋友们也受到牵连，路翎曾是创作组的负责人，又是杜高的邻居。虽然他们与胡风没有直接的联系，更没有见过胡风本人，灾难还是落在了这群年轻人的头上，要他们交代和胡风集团的关系。一个二十岁叫蔡亮的美术学院研究生，被抓后吓哭了，他说根本不认识什么胡风啊，我交待什么呢？还有一个朋友叫陶冶，在文化部外联工作，那时他陪周而复、郑振铎二位出国访问，回来一下飞机，就被带走不许回家，让他交代跟胡风的关系。他并不认识胡风，反复声明无用，审问他的人掏出公安机关的证件说，你交代杜高、汪明给你的密信。据说，胡风的问题就是从一封信开始揭出来的。后来，这几个热爱文学戏剧艺术的朋友被打成“小家族小集团。”这个罪名的起源是有次朋友聚会，说我们都是一群流浪儿童，像一个母亲生的孩子，人家一听，这个小集团还有个名字呢，于是便深挖。档案中《杜高交代“小家族”的情况》，审来审去，这几个常在一起玩的年轻人已经演变成反革命分子。
很多年后，杜高先生亲眼看到自己档案的时候，他深有感触地说：“政治运动的档案是怎么回事，它并不是全面地去反映你这个人，而是要把你塑造成一个他希望你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收集了一大堆材料就是要把你塑造成一个反革命。要把你送去劳改，他就不能说你这个人还是有些革命表现的，那些好的材料都不要了，他就专门抽那些对你不利的。过去我以为一个人的档案应该是反映他的各个方面，很全面很客观的，但不是这样的，档案是按照运动领导人的意图，经过选择，经过编选，经过改造的。”
中国剧协召开群众斗争会，由剧协的副秘书长主持，他宣布，把反革命嫌疑分子杜高带进来，1955年的夏天非常热，杜高流着汗站在台子上，交待与胡风的关系，他说不清楚，台下的人便喊口号，打倒反革命分子杜高。杜高回忆道，开斗争会的那些人，都是机关里原来认识我的，有些人原来对我是很友好的，运动一来，立刻换了一副面孔。你挨斗，他在嘲笑你，他对着你笑，你不是很有才华吗？你越狼狈，他越高兴。这种人对人的冷酷，带来的心灵伤害是很惨重的。写过电影剧片《山间铃响马帮来》的作家白桦，十七岁参军，1958年打成右派分子，开除军籍、党籍，后来他在自己的文集前言中写道：“一个群体对一个个体的疏远孤立是可怕的，它让人丧失正常的认知力和判断力。它让人没有起码的耐心去了解事实的真相而人云亦云。它甚至让人变得匪夷所思，看到个体在群体力量的压抑之下的无助显得冷漠。也许人都惯于依附和顺从在一个群体的意志中，这使得人们感到安全和省心。许多的时候，在这种依附和顺从中，我们丢失了个人的情感、立场、意志、甚至没有爱和真诚。”
杜高和他的朋友们被批斗后，他所在的党支部书记鼓励他，向上级领导申诉。于是，年轻又敢讲真话的杜高写了一封信给当时的中宣部长陆定一。支部书记是个老同志，又是我们创作室的领导，觉得他很关怀我，他要我把申诉信交给他由他转送。杜高没有想到，这封信交到支部书记手里后，不但没有寄出，反倒成了杜高为“小家族集团”翻案的罪证。1957年，戏剧电影界出了最大的一个右派吴祖光。杜高是中国剧协的创作员，喜欢去戏剧家吴祖光家玩，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新凤霞对这些年轻人非常好，他们住的那个院子里，还有黄苗子、郁凤夫妇。这下好戏又开场了。吴祖光打成大右派，过去是胡风集团的外围分子，顺理成章，正好接上吴祖光这个“二流堂”的小集团，定性为“二流堂”的第二代。杜高回忆道，1957年的夏天，北京王府井大街的文联大楼，大批判的火焰熊熊，先是批判文学界的“丁玲”反党集团，戏剧电影界的“吴祖光右派集团”、还有美术界的“江丰反动集团”，都在这座大楼轮流批判。“几千人啊，当着几千人的面，你只有听人家说，台上的人义愤填膺地揭发你的罪行，台底下就一片啧啧声 ，表示愤慨，表示吃惊，台上的人就更来劲，全场怒吼声响成一片。”1958年2月，文化部把划进“二流堂”和“小家族集团”的全部成员召集到一起，一位副部长在会上宣布了对他们的处理决定。吴祖光等送北大荒劳动，杜高他们五个年轻人被开除党籍和公职，送到半步桥北京监狱。
如果说，“胡风案”开启了“莫须有”之罪，让许多才华横溢的人被打入冷宫，“反右”则把所有敢说真话的人打入地狱。从此，这世界开始了最大的疯狂，从大跃进说假话谎话到1961年前后饿殍遍野。
当时有个说法，就是劳教期满三年可以恢复自由，杜高满心期待1961年的春天，结果他被宣布继续劳教三年，其中的原因非常简单。杜高档案披露，有一天犯人们在监舍休息，一个二十来岁的犯人正在看一本破书，是托尔斯泰的《复活》，杜高很熟悉这本书，就跟犯人聊天，书中写的狱吏，大概就相当于现在监管我们的这些人吧。谁知这年轻犯人就去向上汇报了，说杜高比喻现在的管教人员，跟沙皇时代的狱吏一样。这还了得，杜高回忆，那个管教找我谈话，他一只脚踏在椅子上，抽着烟，“你知道为什么又定你劳教三年吗？我说不知道。他说你思想反动，骂我们是沙俄时代的狱吏，你诬蔑革命干部。他就一口烟一喷，喷到我的眼睛里。我用手擦了一下，他说，你后悔了吧，你流泪了吧。”1961年是一个死亡的冬天，杜高住的棚子，每天晚上都抬死人，因为我们是挤着住的，每人睡觉大概一尺宽的地方，人挨着人，很长的一个土炕。杜高回忆，当一个人在生理上崩溃以后，他巳经没有精神上的需求了。
到了文革初期，杜高看到报上的文章，觉得更没有希望了。他劳改了十年，罪行不但没有减轻，又升级了。原来的罪名是以吴祖光为首，到了“文革”，变成夏𧗠为首，再后来，后台老板又变成更大的领导。匪夷所思的是，曾经审查、批判过杜高的三位文化部领导也成了被批判的对象。他们的命运都很悲惨，在文化部直接管杜高“小家族”案子，而且做了最严厉批示的那个徐副部长，进了秦城监狱；在“反右”运动首都文艺界两千人大会上给杜高戴上右派帽子的陈克寒副部长，文革时期跳楼自杀未遂，断腿后也进了监狱；给杜高等年轻人做政治结论的姓刘的副部长，“文革”作为文联系统最大的走资派，受尽屈辱，被造反派皮带抽打，活生生被折磨死了。据说刘副部长的儿子眼看父亲快死了，还同他划清政治界线。
1979年，杜高得以全面平反，回到中国剧协工作，先后担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戏剧出版社总编辑、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书记处书记，1995年离休。2000年，已经七旬的杜高作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同意原封不动地将全部档案公之于众。他愿意淡忘自己的痛苦记忆，把一个真实的昨天原封不动地交还给历史。杜高在给档案发现者和档案编辑者李辉的信中写道，“上世纪50年代以后的二十余年岁月，中国经历了一个特殊的以个人迷信为特征的专制年代。亿万人受煎熬，千万人送掉生命，我只是一个侥幸的生存者。对于那个年代，今后可能会有不同的认识和评价，任何文字都抵不上这本泪痕斑斑的原始文本更有力量。”
杜高先生还给另外一个发现并收藏部分档案的丽江写了一段话：“前代知识分子的政治磨难和精神痛苦，必将唤起后代人追求思想自由和人格独立的现代民主。”
杜高的书出版后，女作家张抗抗写了一篇文章，“这本书尤其让我们警觉，一个不善于在今天拷问昨天的民族，是没有明天的。”我很同意，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怕我们配不上自己受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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