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的民族政策和对各族上层的笼络
四等人制
民族分化政策并非始于元朝，金朝即已在任用官吏时，规定了先女真、次渤海、次契丹、次汉儿的四等级顺序。同样，元朝统治者为了维护蒙古贵族的特权，对各民族进行分化，让先被征服地区的人比后被征服地区的人地位高一些，人为地制造民族等级。元世祖时，明令把全国人分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指西北地区各族及中亚、东欧来中国的人）;第三等是汉人（指原来金统治下的汉族和女真、契丹、渤海、高丽等族及较早被蒙古征服的四川、云南两省的人）;第四等是南人（指原南宋统治下的汉族和其他民族）。这四等人在政治待遇、法律地位、经济负担以及其他权利义务上都有种种不平等的规定。如在法律上规定，蒙古、色目和汉人犯罪后，分属不同的机构审理。蒙古人殴打汉人，汉人不得还手，只可向司法部门申诉。蒙古人打死汉人，只需打五十七下，赔付烧埋银；而“汉儿人殴死蒙古人”，则要处死，正犯赔付家产，余者出烧埋银。汉人、南人不得集体打猎，不得执持弓矢等武器，不得举行宗教活动。在政府机关中，蒙古人任正职，汉人、南人只能充当副职。如地方上的官吏，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形成定例。在科举上，分进士为右、左榜，蒙古人以右为上，因而在右榜上的蒙古人、色目人都算上选，而列在左榜的汉人、南人就算低一级。蒙古人由科举出身者，一开始委任就是从六品官，而色目人、汉人、南人则递降一级。色目与北人“自以为右族身贵，视南方如奴隶”。在征敛方面，如括马，蒙古人不括，色目人括取三分之二，汉人、南人则全部括取。元世祖时一次括马竟达10万匹。括马是一种非常时期为了军事目的而施行的强征，有明显的民族压迫色彩，还带有防范农民起义的目的。
对各族上层的笼络元朝统治者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并不是一概而论，而是区别对待，一切以巩固统治为指归。例如，禁止汉人执弓箭兵器，甚至“诸神庙仪仗，止以土木纸彩代之，用真兵器者禁”。但为元朝政权效力的“汉人为军者不禁”，“诸打捕及捕盗巡马弓手、巡盐弓手，许执弓箭，余悉禁之”。对各族的上层更是优容有加，极力笼络联合，以使他们为蒙古政权忠实效劳。例如那些早期投靠蒙古政权的汉族地主武装头目，如真定董氏、易州张氏、大兴史氏、阳城郑氏等，由于他们对蒙古政权像董氏那样“乃心太庙，夷险一节”，死心塌地，所以元朝政府对他们都与蒙古贵族同样看待。如元世祖称董俊之子董文炳为董大哥，元成宗又称董文炳次子士选为董二哥，亲昵可知。董文炳被任为元世祖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佩金虎符，又拜参知政事。至元十四年元世祖北伐，将燕山以南政事全权托付给董文炳，并说：“竖子盗兵，朕自抚定。山以南，国之根本也，尽以托卿。卒有不虞，便宜处置以闻。中书省、枢密院事无大小，咨卿而行。”史天泽，中统二年拜中书右丞相。其二侄，一管民政，一掌兵权，“一门之内，处三要职”。
在取得江南后，元世祖又注意重用南方的汉族地主。至元二十四年诏命南宋建昌（今江西南城县）人程钜夫为参知政事，程钜夫固辞，改为御史中丞，台臣反对说：“钜夫南人，且年少。”元世祖大怒，斥责说：“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自今省部台院，必参用南人。”于是任程钜夫为侍御史，行御史台事，并诏命去江南求贤。原来诏令皆用蒙古字，元世祖又特命改用汉文。临行，元世祖密渝程钜夫一定要找到赵孟道（di,狄）和叶李等人。程钜
夫又乘便推荐了赵孟颊等二十余位江南名流，元世祖都任他们为台宪及文学之职，希望以此取得江南地主的拥护。
对汉人、南人中一般的中小地主，则采取对儒户蜀免兵赋的办法进行笼络。通过投靠元朝政府的军政官员的辊转引荐，不少汉族知识分子得以走上仕途、例如东平行台严实幕府招致许多名士，如徐世隆、宋子贞、李胆、刘肃等。窝阔台的翻译官杨惟中推荐了窦默、姚枢，姚枢又推荐许衡，他们都是元朝的名臣。
但是，元廷在笼络利用汉族地主的同时，防范意识并未放松，发生李擅之乱以后，汉族的“世侯”们纷纷被解除兵权；而汉族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仍是仕进无门，儒生的社会地位几乎降到了最低层，以致有“九儒十丐”之讥。
对各少数民族上层的笼络比对汉族更为优惠，早在成吉思汗时就注意争取他们。如耶律楚材每天不离成吉思汗左右，成吉思汗曾指着耶律楚材对窝阔台说：“此人天赐我家，尔后军国庶政当悉委之。”达鲁花赤一职按规定只有蒙古人才可担任，但色目人中担任此职者也不少。如花刺子模人牙老瓦赤与其子马思忽惕，在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时期受命管治征服的河中地区。后牙老瓦赤又奉命守燕京，管治中国北部，贵由汗时任也可礼鲁忽赤（大法官、大断事官）;其另一子阿里别曾任中书右丞、参知政事。回回人赛典赤，窝阔台时任丰、净、云内三州都达鲁花赤，太原、平阳二路达鲁花赤，燕京断事官，至其曾孙伯杭时，还任中庆路达鲁花赤。此外，对西夏人高智耀、李帧，畏爪儿人布鲁海牙，吐蓄人八思巴、赵阿哥潘，南诏段氏等，都给予特殊优待。目的在于得到他们和他们所代表的民族的拥护，巩固元朝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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