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圈是以儒家文化构建基础社会的区域的统称。它是指文化相近、历史上受中国政治及中华文化影响、过去或现在使用汉字、并曾共同使用文言文（日韩越称之为“汉文”）作为书面语、覆盖东亚及东南亚部分地区的文化区域。儒家文化圈与基督教文化圈、伊斯兰教文化圈共同组成了全球三大国际性文化圈。
日韩两国是儒家文化圈中的杰出代表，两国都有千年以上儒家文化传承，都把儒家文化视作本民族重要的思想源泉，都在短短数十年间成功完成了向现代发达国家的转型，也都在政治、经济和科技等领域取得了不俗的成就。
有一个事实是，日韩两国在近现代拥抱西方的过程中，确实也都或多或少地出现了质疑、批判以致疏远儒家文化的现象。但是当日韩成功完成向现代化的转型、完成与西方文化的亲密接触之后，却都不约而同地重拾对儒家的情感和信赖。这种比较之后的鉴别是不是很能说明一些问题呢？
但是，现在仍然有很多人继承了100多年前的“新文化运动”对儒家文化的误解和偏见。用国内学者丁纪的话说，就是“一谈儒家思想，总是把它当作历史中的具体的意识形态。但是一提西方价值，就罔顾其历史情境”；“是用历史乃至意识形态去理解儒家，但却是用哲学和普世价值理解西方”。
针对这种状况，国内学者白彤东一针见血地指出：“哲学进路（‘进路’应为学术用语，经百度未发现有相关释义。经对照该词的中英文翻译，笔者推测该词应当含有方法、路径、模式等意）所关心的，是超出历史情境的、普世的、‘应该’的问题（比如，根据孔子在《论语》中的精神，我们如何回应自由民主的挑战，能提出什么样的替代制度？）。它与历史学者所关心的‘是’的问题（比如，孔子当然没有谈过当代意义上的自由民主的问题），是有着重大区分的”；“思想史学者用‘是’去否定‘应该’，用‘描述性的’去否定‘规范性的’，不仅仅是傲慢，更是对规范与描述这一基本概念区分的无知”。
白彤东还借用了上述以史学研究思路评判儒家的逻辑，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白彤东说，“现在西方普世价值的自由与民主所根据的洛克的自由和财产学说，不过是英国新兴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不过是在为英国在美洲的殖民辩护（洛克的一个恩主是英国在北美卡罗莱纳省的宗主，他自己也卷入了具体的殖民事务）”。如果以史学研究的逻辑说孔子倡导“礼”就是主张恢复奴隶制，那么同样以史学研究的逻辑，是否可以说洛克提倡“自由和财产学说”就是在主张殖民思想而不是“自由与民主”？
白彤东还批判这些人：“不知道谁是自由的真正敌人”是为“无知”，“不敢去挑战自由的真正敌人”是为“无勇”，“而只敢拿儒家出气”。
不得不承认，白彤东的这些批评意见相当中肯而且一针见血。
中国确实没有像西方那样在近现代的发展中产生出民主制度，因此令那些心仪西方民主而不得的人们不由自主地要找一个对象发泄怒气。但不知是出于无知还是胆怯，他们并没有把矛头指向主张“性恶”、“愚民”、“专制”的法家，而是迁怒于主张“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儒家。因为失望与气馁，他们便不加分辨地转头拥抱西方文化，甚至认为是基督教给西方带去了民主自由。难道他们对西方教会勾结专制君主残酷迫害科学和异见人士的暗黑历史完全视而不见吗？
曾经师从亨廷顿的美国著名政治学者福山说：“我们常常听到这样一种论点，说某个国家之所以无法民主化，是因为这个国家此前没有民主传统。如果这后一点是必要条件，那么没有任何国家可以成为民主国家。因为包括西欧在内，没有哪个民族和文化不是始于强有力的威权传统的”。
1、儒家在日本
《论语》这个中华文化宝藏，自传入日本以后，即逐渐在学者乃至普通民众生活中扎下根来，深刻影响日本长达千余年之久。
早在公元七世纪，日本著名的圣德太子即借用《论语》“礼”和“仁”的思想制定了日本宪法的前身《17条宪法》。
至公元十七世纪，德川幕府大量印发《论语》等书籍，使儒学在日本达到了一个全盛时期。即便在不识字的日本普通民众中，《论语》也渐渐成为日本人生活中的思想源泉，出现了“用《论语》而不知《论语》（論語読みの論語知らず）”等有趣的生活谚语。江户大儒学家伊藤仁斋更是对《论语》推崇备至，将《论语》誉为“最上至极宇宙第一书”。《论语》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明治维新开始后，明治天皇颁发了“道德以孔子为先”的圣旨，《论语》在日本道德教育上的地位得到明确肯定。
在明治维新期间，还出现了以涩泽荣一为代表的、将《论语》作为第一经营哲学的经商热潮。1873年，33岁的涩泽荣一创办了日本第一家股份制银行，并由此开始了极具传奇色彩的企业家生涯。其业务遍及金融、铁道、海运、矿山、纺织、钢铁、造船、机电、保险、建筑等众多领域，一生创办了500多家企业，被称为“日本近代实业界之父”。涩泽荣一将他的成功之道写成了著名的《论语和算盘》一书，该书在日本工商界一直被奉为经营宝典。
二战之后，由于受欧美文化影响，儒家思想在日本的影响力一度有所消弱。但一些日本人说话时仍经常引用《论语》的句子，在书店里研究《论语》的著作很多。在日常生活中，儒家思想仍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尤其近年来日本不景气，整个社会都在找寻救命药方，结果又回归到《论语》，于是“《论语》热”在日本再度兴起，《论语》在日本也呈现越来越普及的趋势，日本各地都有《论语》学习班。现在东京的孔庙已经成为中国“国学”大讲堂，《论语》朗读班期期爆满。
《论语》在日本近年来一直保持着畅销书的地位，出版社打出的宣传语是：“在混乱的时代，向《论语》学习做人之道”。而销售最好的是儿童论语读物，据悉以办儿童论语私塾著称的东京明治书院出版的《儿童论语》，以销量超过20万册荣登超级畅销书。购书的父母们表示，“希望孩子们从小就接受孔子的教育”。
日本著名教育家阴山英男在其所著的《天才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列出要求学生背诵的书目，其中即包括《论语》、《老子》、《孟子》等中国国学经典。《天才是怎样炼成的》在全日本发行量超过三百万册，被认为是改变日本近年教育观念的畅销书，受日本教育厅推荐。
日本文部省小野前副大臣说：之所以中小学普及《论语》，是因为作为人生的教科书来讲,《论语》是最好的学习教材，并通过了日本近千年的验证。从小学习孔子，对孩子们学做人大有益处。所以我一直坚持在中小学普及《论语》，让日本的新一代都成为孔子的好学生。
位于东京以北80公里的足利市曾经是日本儒学的中心。足利学校被称为日本最古老的学校，和中国的孔子有很深的渊源，自古便教授人们学习汉唐儒学，在1532年至1554年最兴盛时期，学生曾多达3000多人。该校目前仍是日本展示和传播儒家文化的重要场所，平时举办各种中国文化的讲座，《论语》的讲座和知识竞赛。每年都会举行全国性的祭祀孔子的活动。
足利市教育委员会早在1992年就编辑出版了《论语抄》，1999年又编写了专门供小学生阅读的《假名论语》，每年都有数十所学校组织学生到足利学校诵读《论语》。
教委负责人告诉记者，让学生学习《论语》是为了让他们将来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记住家乡热爱儒学的传统，并为此感到自豪。他说，通过诵读，学生对《论语》可以初步做到“耳熟”，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加，他们自然会明白其中的含意，这有利于他们将来不断完善自己的道德品质，对学校教育而言也是最为重要的任务。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对日本影响深远。日本人通过读《论语》、品《论语》，将传统文化推陈出新，用儒家思想培养和规范自己的道德情操。
2、儒家在韩国
儒家文化在公元前一世纪末既已传入朝鲜，在之后的2000多年中，儒家文化始终深刻、持久地影响着韩国人的精神。韩国学者李允熙认为，韩国最早的国家正统思想是儒家，在民族思想中一直以来就起着轴心作用。韩国的国旗、国徽中都使用了中国古代的太极图，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儒家思想的象征。
当儒家思想和文化在近现代的中国饱受摧残、日渐衰落之时，韩国却依旧保留并遵守着很多儒家的传统信条，直到今天，儒家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仍然是韩国社会共同尊崇的道德规范；《朱子家礼》自元代传入朝鲜后，至今也仍然是韩国人家庭伦理的规范基础。在韩国，孔子的名字家喻户晓，深受爱戴。孔子思想已融入韩国人的基因，成为国家发展和人生道路的精神力量。
韩国著名荀子研究专家、龙仁大学的张铉根教授认为：“世界文化有两个中心，一个在欧洲，一个在中国”；“孔子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守护理想，有理想才能批评现实。坚韧不拔，克服诱惑，走大道，做大梦，追求真知”。
据张铉根教授介绍，“韩国有将近80%的人信奉儒家思想或受过儒家思想的熏陶”。以《论语》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在韩国具有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基础。《论语》是培养完美的人，是企业家的圣经，三星公司的宪法就是《论语》。《论语》一书在韩国文化中的重要性，是别的经典所无法替代的。在韩国，高中生如果不熟读《论语》，是考不上最好的学校的。首尔富裕的江南区也正在兴起《论语》学堂和充满复古味的大小书店。
韩国人对孔子敬仰有加，尊之为“万师之表”。每年春秋两季，韩国都要在首尔文庙大成殿和全国两百多所地方“乡校”举行盛大的“释奠大祭”，追悼孔子及众多中国儒家圣贤。祭孔仪式已经连续举行了1600多年。韩国具有在现存各国孔庙中唯一完整地保存祭孔典礼原貌的文庙，有韩国学者自称韩国是“儒教国家的活化石”。
韩国人对《论语》研究之透彻、对《论语》的顶礼膜拜，以及《论语》对韩国思想道德引领之深，是很多当代中国人所难以想象的。
1960年以来，韩国为传承儒学，正式把儒家的道德伦理列入大、中、小学的教育科目。韩国初中道德课也渗透儒家文化传统，要求学生要孝敬父母老师，尊敬师长，团结同学，与人要和谐相处。大学开设的国民伦理课吸取儒家文化的精华，并且进行自立自主思想方面的教育，以达到强国之目的。以儒家思想建校的成均馆大学，其校训就是仁、义、礼、智。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延世大学等众多高校里也专门开设研究儒学的学科，建立了相应的研究机构并发行自己的刊物。分布于全国各地的300余所乡校则有“儒生大学”之美誉，每年寒暑假，乡校都会为中小学生开课，教他们忠、孝、仁、爱等道德规范和各种行为准则，学生们必须要穿着传统韩服上课，学习书写汉字，体验传统游戏和传统音乐，还体会茶道、行礼、饮食礼节等生活礼节，发挥着地方儒教教育中心的作用。
在二战后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韩国从一个经济濒临崩溃的国家，一跃跻身于令世人瞩目的世界新兴工业国行列。韩国在现代化过程中虽然主要参照的是欧美模式，但儒学作为韩国传统的主导文化，始终起着潜在的、根深蒂固的作用。正是由于儒学的影响，韩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才表现出与西方文化不同的特征。
一是群体观念。西方文化的特征是“个人本位”和自我中心，强调个人主义的原则。与此不同的是，韩国深受儒家传统的影响，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更加注重群体。韩国的企业也受这种群体观念的影响，每个人在群体中不管能力大小，只要诚实勤勉工作，都会得到大家的认可，人与人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协作的关系。
二是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儒家精神鼓舞了韩国人。在这种精神的影响下，韩国人克服了现代化过程中的重重困难，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了现代化和工业化。
三是重视教育、知识和人才，注重伦理教育和道德修养。儒家重教的传统同样影响到现代韩国的教育。正是各类学校培养出来的众多人才促进了韩国的现代化建设。传统儒家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也使韩国人在现代化进程中，重视通过修身来促进社会的和谐。
在学习借鉴西方经验，成功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日韩两国依靠自己保持良好的儒家传统，创造出了有别于西方文明的东方奇迹。这一过程和结果都非常值得当代中国人、尤其是那些视中国传统文化如敝履的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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