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最初来深圳的那个自己么？带着梦想？满腔豪情壮志？
每个来深圳打拼的人都曾有一份梦想，更确切的说是一份盼头。出人头地的强烈念想，让多少人把梦想装进背包，管它盘缠够不够，说走就走。
深圳，是一个谁也不要看不起谁的地方。
深圳，是一个房子打一折都不一定能买得起的地方。
深圳，是一个很多人留下，更多人离开的地方。
在深圳这样一所相对公平的都市里，每个人拥有相对平等的机会，它的城市特质让开拓者有“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胆识和魄力。她以最贴切“进化论”的运作方式，时刻淘汰着不合时宜的人和事，赢得“创意之都”的美称。
她的生机勃勃让人迷恋，她的现实和残酷却令人备受煎熬。
我始终记得那个初来乍到的黄昏，在站台上放眼望去，街上繁灯初上，她像一位初妆脸泛微醺的姑娘。梦想早已被我折叠安置在拉杠箱内，我拉着它找落脚的地方。
是的，我是带着梦想来深圳。我的梦想是当一名记者，每天在采访或是前往采访的路上，那样的方式会让自己更加真实地感知“活着”这件事。
我始终记得报社的内部刊物对记者的职责要求是：匡扶人间正义。如果说我曾活在梦里，那么匡扶人间正义，在某个节点曾是我人生的目标。以至于那时的我，在写一些新闻报道，在做采访稿的时候，我都觉得自己肩负重要使命感。我至今仍感激那时真挚而稚嫩的自己。
刚来深圳的时候，我是公共频道一档教育类栏目的编导。一切都是那么的新奇，做每件事都跟打了鸡血一样充满精力。尽管如此，梦想还是逃脱不了一天一天在被现实揉碎的结局。
深圳传媒行业的高度商业化，让采访也成为一种业务手段。记者不是匡扶人间正义么，怎么是业务呢？这样的心里落差曾经让我痛苦。那时我的月薪大概是3200除掉五险一金三千不到。
一个连自己都差点不能养活的人想要去匡扶人间正义？我在地下铁被自己的正义感笑哭了。那时我每天都在担忧自己几年后会碌碌无为，工作异常用力。那时的先见并没有改变些什么，我终究是日渐平庸。
我刚来深圳的时候，妹妹在观澜工作，老三在深圳念大学。我租的房子就在堂姐斜对面，隔一条街。房子在八楼顶楼，没有楼梯，新入住时，家里的所有用品基本都是堂姐给我的，她把家里的一些东西直接搬过来给我用。楼道上，锅碗盆瓢咯咯响，日子就在这磕磕碰碰的清脆声中开始了。
那年深圳冬天好冷，天空总飘着绵绵细雨，雾霭中夹带着渗入骨髓的寒冷。那时很多人在帮我，让我在这城开始有自己一个小小家。
堂姐做的一手好菜，每个周末经常会到姐姐家吃饱喝足一顿，满足的一顿。妹妹上日班就会跑来我这，给我带各种好吃，给我做饭吃。她每次来，包里揣着两个熟鸡蛋给我。我们在小小的出租屋里，过着吵吵闹闹的日子。
做栏目的时候，和我一起跑采访的是后期杨杨。我们都是90后女汉子，两人轮流拎机器到处跑采访。那时，别人肯定觉得我们俩特像小屁孩，尽管，我俩总是故意假装很成熟。每次采访结束又开始像两个小朋友在马路上快乐的玩耍。有时也很会迷茫，有时会一起吐槽老师，校长。
很多时候我们会一起聊聊以后的日子，我们最常说的内容是打算什么时候离开深圳。我那时才刚来不久，但似乎觉得终会离开深圳，但一直都没有离开。杨杨一声不响却真的离开深圳。
杨杨是去年年底辞职。离开了深圳，和她的男朋友“大峰哥”回老家开起小店做生意了。杨杨是典型的东北女生，讲话嗓门大，说话大大咧咧直爽得很。
有一次去她家蹭饭，做葱花炒鸡蛋。妈呀，一把葱花往里搁得劲炒。当场亮瞎，我见过得葱花炒蛋是金黄金黄的蛋上几抹葱花稍作点缀。她说北方人，葱花炒蛋是一道“菜”，葱就是那菜来的，鸡蛋只是点缀。
在吃这件事上，我们很好地演绎了南北餐饮文化如何大碰撞。我是清清淡淡便是幸福，杨杨是酸甜麻辣都要来一遍。就前几天我还收到她见报的报纸。她说生意刚起步，店里没什么事忙，跑到报社做兼职。一来多学些东西，二来积累多些人脉。
就在我来深圳的那个夏天，堂姐因为一些事离开了深圳。随后，我搬离那个离堂姐只有一路之隔的地方。妹妹在去年年底离开了深圳。她们都相继离开了深圳。老三过完今年也将前往上海工作。我也不知道自己会否继续留下还是离开。
如果有一天，你因为某些原因离开深圳。请记得这里曾经是离梦想最近的地方。它开明的文化氛围给过我们机会，它的繁华曾在黑夜里给我们慰藉，它的活力曾经让我们的青春变得沸腾。人生每一段走过路都不曾欺骗我们。
对于能在深圳留下的幸运儿，我会虔诚的祝福你，很多人花光一生的力气才得以留下，与她终老。 对于即将离开或是终会离开的人，请记得初来时陌上的那份微醺。毕竟，她始终美好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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