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胡舒立说：媒体服从公共利益；媒体必须报道事实；媒体的价值标准是：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她前面的话，都在教科书上，后面这八个字，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所以，对其他媒体人而言，这不是什么认知问题。甚至，也不是什么能力问题。
财新，财经，中青，北青，人物，新京……也大致如此。
所以，新闻人，请不要回避这个结论：
是勇气。
2
陶勇醒过来了。
这位被医闹砍得血肉模糊的优秀眼科医生，经过七个小时的全麻手术，醒来后，从容地说：
“最近一两年我渐渐意识到医学不完全是给人治病。人其实是整个环境、整个大自然、整个宇宙中的一份子。”
“如果我不停地把自己陷入到仇恨中去，绕不出来，甚至去报复他人和社会，那我就变成了第二个他，那就是传染病。如果我还是这种水平的大夫的话，我会认为自己不够优秀。”
我希望我们的某些国人，也能像陶医生这样，面对异域同天的世界，不必动辄怀恨在心。
我希望我们这个国家，能像陶医生这样，襟怀坦荡，内心光明，拥有“近者悦，远者来”的人格力量。
仇恨中无救赎，唯仁爱能自信。
3
现在总结中国经验，还太早。
疫情尚未大定，逝者尚未安息，责任尚未厘清。比之于自我肯定，我们更需要的是自省。
以下五个问题是迟早要回答的：我们的治理理念有没有问题？决策机制有没有问题？信息发布制度有没有问题？官场作风有没有问题？疾控医疗体系有没有问题？
自省，不是为了所谓“批评或自我批评”，更不是要找人“背锅”，而是为了——避免“下一次”。
既然十七年前的教训我们都没能认真汲取，那么，如何才能消除所有人对下一次的恐惧？
庚子大疫，举国奋争，英雄辈出，人民可歌可泣。
如果没有自省，一切伟大的牺牲都会失去意义。
4
此时，我们复盘过去的两个月，已经晚了，而且太不合时宜。
最优选择，自然是有人高瞻远瞩。事后诸葛亮，无法解决历史的问题。
但是，如果做不到先知先觉，次优选择正是后知后觉。而社会管理的真正风险是：人，常常会以不知不觉来回避理性的拷问——
一线医院发现疫情后，真的不能使用网络直报系统吗？
专家组抵达武汉后，真的无法掌握人传人的疫情实况吗？
疫情信息泄露后，有关部门真的要优先解决泄露信息的人吗？
为了政治仪式，武汉市真的要隐瞒新增病例吗？
人人都不肯承担责任，真的只有钟南山才有资格向公众报告实情吗？
武汉疫情日烈，管理者真的不能提前预判医疗资源的大匮乏吗？
当疫情与恐慌同步蔓延时，真的只有封城才是最佳选择吗？
封城之后，真的不能将确诊的病人向其他医疗资源闲置省份妥善分流吗？
……
武汉的抗疫史，也许很快会成为过去，而过去两个月的历史，也早已无法假设。
但不知为什么，面对着“武汉的九百万种心碎”，夜夜夜夜，我们的心头会反复响起一个幽茫的声音：
如果……
5
这两天，因为《不合时宜的思考》和续篇，这里涌入了大量留言，绝大多数是热情的肯定，但也有不少不经思考的骂街。
小编费凡跟我说：“老师，可能是我修行不太够吧，今天看到后台很多留言，觉得生气与心寒。”
她说：“这会又重读了一遍《微博掐架系列》、《我们网民》、《我们就是那少数人》几篇，感觉心结已经解开了。”
她说：“老师说我们要保持热切，同时保持警觉，我想对于那些暴烈和盲动，也需葆有自我而不可投诚。中国的媒介环境道阻且长，我们要一路坚守信念，行而不辍。”
好学生。我同意她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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