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功于全世界范围科技、经济的发展，这也许是有史以来表达欲最强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任何事都能与任何人息息相关的“小”时代。不论你愿意与否，除非你是一个极端的、知行合一的陶渊明、阿米什般的人，否则迟早会被拖入某些事件的舆论场漩涡。
如果你恰巧对某些事件产生了兴趣，继续深入下去，那就更不得了，就像是在汪洋中潜水般，大海是既深且阔。更糟糕的是，你能看到的东西，99%都是二手的（2已经是最好的情况了），被不知多少人交替嚼过再喂进你的嘴里，这之中有多少偏差（bias）呢？运气好的话，你有机会寻到不同的信息来源对冲一下味道。但这只解决了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几乎无解的问题，那就是二手信息必然是压缩过、简化过的信息。
大家喜欢把坏事的原因归于人的蠢或者坏，但我觉得至少还得再加一个“懒”。是的，我们是懒的，懒惰无罪，因为懒惰是经济的，懒惰带来的是最佳性价比、最大ROI。因为恰饭和安全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直立动物最优先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们大多数人愿意接受，只费一点力气就能得到一个压缩过、简化过的信息的海洋。每天茶余饭后，我们只须在里面捞一捞，再嚼一嚼与小伙伴分享，就满足了我们一部分更高级的马斯洛需求（归属、尊重和自我实现），这还有什么不乐意的呢？
只有当我们发现，不对啊，好像这个事情会影响我、或我关心的人们的生存了，只有这时，我们才会拿出极大力气，去钻那一层一层的信息背后的事实细节（人物时地事）。但有时，为时已晚。
特别是疫情和战争这种大事，任何人或组织，没有拥有上帝视角，几乎是不可能钻到头、拿到所有细节的，因为它太复杂了，涉及太多实体、太多话题和角度、绵长的时间（历史）。谈细节等于在谈事实真相，一手信息收集太费力，二手信息可信度又低，更麻烦的是真实世界本身的复杂性，各种细节互相关联、纠缠甚至矛盾，你没办法轻松地把它们直接摊到一起，支撑出一个有明确方向的结论。这中间有非常大的思考空间，如果全部摊开来究根问底，好家伙，一个图书馆（光是新造学术概念的词典就能堆满一个书架）。
因此我们在思考这些事情、表达自己的想法时，只好试着做一些简化。
第一种简化的工具是“抽象”，抽象是形而上的。或者是把一整个复杂的系统考虑为单一个体并加以命名，比如国家；又或者像本文一样，讨论的都是概念化的内容，避开具体细节不谈。像“民主”、“自由”、“权利”、“道德”、“正义”，都是高度抽象的概念，看不见摸不着。哪怕是“民众”、“社会”这样有似有实指的词汇，我们也很难搞清其范围。
第二种简化的工具是“类比”，类比是形而下的。比如，我们把大型组织、国家用个人来类比，把它们在事件中的价值点、行为和动机用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交往中的价值点、行为和动机来类比，利用每个人都有的日常生活经验，来更轻松理解整个复杂的局面。
到这里先声明我自己的观点：工具是中性的，只具有功能或者说可供性（Affordance），工具能与事物交互，造成某种变化。工具的“中性”具体有两个层面，首先交互对象的选择，即它用在什么地方，是由使用者（通常指人）来决定的；其次，工具所造成的变化，其本身是中性的，好坏、价值，是由拥有具体价值观的具体的人判断得来。价值是主观的，如果说大部分人都认为某个事物是“好的”、“正义的”，那只能说因为他们达成了价值观的共识，而非找到了某种客观真理。
抽象、类比这两种工具也是一样，它们用在什么地方，结果是好是坏，完全取决于我们。
作为一个有具体价值观的具体的人，我个人觉得这两种工具是双刃剑。好的一面前面已经解释了，它们带来的简化迎合了我们的懒惰，有经济意义上的好处。接着是坏的一面：
抽象的缺点在于：它去掉了细节，无论是事实的，还是概念的。
缺少事实细节，任何论点都变得可疑。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所以更高级也实在非常常见的玩法是cherry pick，也就是有选择地展示部分事实细节，能支撑某个论点的那部分。对其中一些证据的不可靠性，或者对任何反方向的证据视而不见。更糟的甚至还有捏造和再创作。这种屁股决定脑袋的情况大家见得太多了，背后除了“坏”（有意识的，为了牟取某种私利），也可能是“蠢”或“懒”（没意识的跟从、取乐，或者懒于厘清问题）。
缺少概念细节，真正的交流沟通将变得困难。当我们都声称我们支持“自由”时，可能你说的是“不伤害到他人安全为前提可以做任何事的自由”，而我说的是“X你狗X的老子爱干嘛干嘛”。那我们还谈个XX呢？（原谅我最近玩《赛博朋克2077》受到了某种祖安影响）。这些概念有充分的讨论价值，但君不见，对于这些概念的研究，养活了至少半个社科学界，而我们在谈论它们的时候，又已经、或是愿意花工夫理解到什么程度呢？
类比的缺点在于：它本身利用的是事物之间的相似性，但相似与相同是互斥的，你能想象出相似度100%是个啥情况吗？若我们类比得当，能省去很多繁琐的解释，甚至有新发现，比如说苹果是一种酸甜味的水果，可以用来做果酱涂面包，而樱桃与苹果相似，也是酸甜味的，所以我得出“樱桃可以用来做果酱涂面包”。
但当你把国家关系类比为人之间的关系，这个领域切换的步子就有点大，我们需要好好审视。如果你说的是，两国交战，第三国不应马上介入支持某方，首先需要理清事实原委，因为这可以类比“两个人打架，第三个人不应立即帮某边一起打，而是先弄清原因”。我觉得这算是ok的，只要有前提：这个第三方是中立的。
如果你说的是，A国、B国、C国，A和B有仇，A和C也有仇，所以B、C之间虽然也有点不对付但要先合作起来对付A，而C有个儿子D是个“大孝子”已经和C断绝关系了，但现在想要进一步投奔A和A的一群小弟{a1, a2...}。C因为怕A利用D来搞自己，忍无可忍跑去武力教训C，A和{a1, a2...}也不直接帮忙但暗中实力给D套debuff，而B发言暂时谁也不站，尊重所有人维护自身安全的权利，但C也有其苦衷，被某些人逼得太过分。实际上，A这样做是为了同时压住C和它自己的小弟{a1, a2...}........
对于这个类比，我首先想问的一句是：这是个黑社会剧本吗？
其次要问的是，你怎么解释某E地区和B之间的问题呢，E不也像是B的“大孝子”吗，那B到底要不要打E一顿呢？不同人的想法是：
- 对自己的孩子就是要狠狠打，别人的无所谓（这样貌似结论是，B就是个双标？）
- E根本就不算B的孩子，或者D根本就不算C的孩子（问题：怎样算是孩子，怎样不算是孩子？）
- B表面上是这样想的，但目前的情况还没到摊牌的时候，要等A再弱一点，B再强一点，再下手
我再问，那A这样做是如何压住C和{a1, a2...}的呢？有人的解释可能是：
- 对C，我和{a1, a2...}有借口经济上进一步惩罚它啦，根据道上的规矩，我冻结它在我钱庄上存的钱
- 对{a1, a2...}，这样一打它们就被C这个狠人吓到，更要和我搞好关系了，一天天还想着自己憋劲摆脱我，还要跟D做买卖，企图抢我生意
讨论无限延伸，都是基于国家和人这个类比的，这样讲故事娱乐吸睛效果MAX，讲的人和听的人都很爽，但当我们挑任意一条继续深想，都会发现有很多额外的东西要考虑，须不断重新解释、修正这个类比。但实际上这个类比忽略了太多根本的东西，我们迟早会在某一步修正上碰到没法圆的情况。
比如，B和E可以类比为父子关系，那请问B的政权和E的政权，这个“政权”，或其背后的“执政党”，是人身上的什么器官呢？另外，明明B父E子，为什么反而是后者更早建立呢，甚至前者的执政党成员里，很多都曾经是后者前执政党的成员。又另外，孩子的妈是谁？是无性繁殖？又或是像神话一样，自己的一块肉分出去就变成孩子？再另外，你怎么解释ABCDE中每个具体的人呢？人身上的一个细胞？而这些细胞居然还对ABCDE干的事情持有相同或不同的看法，它们都有独立意识？政党和人这些重要的实体，在类比中全被简化没了，而且根本打不了补丁，而这些实体其实才是真正做出所有行为、承担所有结果的对象。
如果我们想要用类比来帮助做一些初步的理解，那是好的，但如果想拿类比物作为模型，以解决实际的问题，那除了低效外，可能错到姥姥家了还不自知。
此外，类比还会带来一个致命的问题，那就是它会强迫我们选一个阈值，来区分“相似的”和“不相似”的。一旦这种逻辑用在人身上，具体的人就会被拆分成不同的群体，而群体之间会自动因为那些“不相似”的部分互相排斥，即使它们有更多的相似之处（至少我们都是人类，对吗）。
这再配合起抽象就更糟了，群体对个人进行了抽象，导致以偏概全和刻板印象，更易形成对立化、仇敌化。此外，群体的抽象还使得人被异物化、陌生化了，我们失去了共情的能力，不再尝试理解和沟通，忽视不同角度的解释，选择站队和双重标准，使对立逐渐极化，造成的后果是难以估量的（他们就该被消灭，他们怎么可能是跟我们一样，有血肉、有家人、有悲欢、有梦想的人类呢）。
到这里，本文似乎有了一个结论，抽象也好、类比也好，在我们认识和解决疫情、战争这种非常复杂问题的过程中，它们有一定益处，但若我们太过依赖，可能会出大错。有些复杂性是无法被简化的，是必须要我们集中精神去啃下来的。它们就是那些具体的事、具体的人，那些具体的困难和痛苦，它们才是第一性的。如果无法做到对具体的关注、查验、分析，我们就会被抽象蒙蔽，被类比误导，最终得到是一个闹哄哄的，所有人都在表达自我、党同伐异、为抽象牺牲具体的世界。漂亮话下面，依然有人在流血。
须知，在我们都知道的那栋建筑上，写着“世界人民大团结”，一个多么美好的愿景，我相信没有人是真心反对它的，但因为主观（文化、价值观）和客观因素（利益、历史旧账）的差异，这是极难做到的了。而“世界人民”这个抽象，背后难道不是我、你这样具体的人吗？
如果我们作为具体的人，都一味求简化，在思考问题、表达意见时，无法落到具体的人和事身上，无法以同一标准努力去理解、沟通，去求同存异，去具体化这个抽象的愿景，那我们就更不要指望世界可以朝好的方向发展，甚至可以看到，这些无谓的表达反带来了更大的撕裂和冲突。果真如此，那我们充斥整个时代的表达，是为了什么呢？
如果我们对世界的前进没有期待，那表达是一种浪费，不符合“懒”的精髓，若只是为了在社交中攫取归属感与尊重，那是否能找点更无害的方式？如果我们真的有所期待，那我们不能懒，做有实际意义的事，如果有必要表达，要尽力使其有益而无害。无论是站队、宣扬、说明还是调侃，如果我们明知表达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 一定要挥霍自由表达的权利，或者故意要做反方向的努力，那我们只须记得，事情的发生，还可以归因于人的蠢，或者坏，而在这个一切息息相关的世界里，你我不见得能每次置身事外。
千头万绪，落笔而出只是些不成熟的东西，见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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