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事件使得亨廷顿的这本书再受关注，此书于96年写出，却成功预言了2001年的恐袭事件，而且也暗示了2014年发生的乌克兰东部危机。让人不得不好好再审视这本备受争议的出版物。亨廷顿是美国当代著名的保守派政治学家，以其“文明冲突论”而闻名。冷战后形成的多极多文化世界，国际关系框架以几个文明为基准，在书中回顾了解体后的前苏联地区、前南斯拉夫、中东地区的武装冲突，亨廷顿指出文明间的利益冲突和博弈决定了国际秩序。此书先是论述了亨廷顿的文明观点，进而解释普世文明，随即是西方的衰落及挑战者文明的兴起，在此背景下的文明的核心国家和断层线冲突，最后是亨廷顿从他的观点对世界文明未来的展望。
文明的性质和关系
对于文明，亨廷顿是这样认为的，人类的历史是文明的历史，首先在单一文明和多元文明的看法之间存在着分歧，第二，在德国之外，文明被看作是一个文化实体，文明是放大的文化；第三，文明是包容广泛的，一个文明是一个最广泛的文化实体，文明没有明确的边界，也没有精确的起点和终点；第四，文明终有终结，但又生存得非常长久，文明虽然是持久的，但它们也在演变；第五，文明是文化实体而不是政治实体。他将当代文明分为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他认为文明的历史意义比国家的意义更大，把人类文明的交流划分为三个时期：1500年以前称之为遭遇时期，1500年-19世纪末称之为冲击时期，而19世纪末到20世纪 则是相互作用时期，1500年是西方认为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新航路开辟地理大发现；而后是发动侵略战争，经济掠夺，继而是民主观念普及。
普世文明
常说的“普世”，什么是普世。首先，实际上在所有的社会里，人类都具有某些共同的基本价值；其次，“普世文明”可以指文明化社会所共有的东西；第三，“普世文明”可以指西方文明中的许多人和其它文明中的一些人所持有的假定、价值和主张；第四，西方消费模式和大众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正在创造一个普世文明，这个论点既不是基本的也不是相关的，西方文明的本质是大宪章，而不是巨无霸，非西方的人可能接受后者，但对于接受前者则没有意义。
普世文明的概念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20世纪末，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西方对于其它社会文化的统治和那些社会模仿西方的实践和体制的需要作辩护。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的意识形态。普世文明正在出现被认为是18世纪以来持续进行的广泛的现代化进程的结果。西方文明核心的体制、理念包括：古典遗产、天主教和新教、欧洲语言、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的剥离、法治、社会多元主义、代议机构、个人主义等。非西方社会面对西方的影响表现出：拒绝主义（明治维新前的日本、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最终失败）、凯末尔主义（现代化是可望的和必要的，为成功实现现代化，社会必须西方化）、改良主义（试图把现代化和本土文化的主要实践、体制和价值结合起来）。现代化并不一定意味西方化，非西方社会在没有放弃自己的文化和全屏采用西方的实践、体制和价值，能够实现现代化。世界正变得更现代化和更少西方化。
西方衰落
随着人口、经济、军事形势的变迁，西方主宰天下的时代正在过去，西方的衰落和其它权力中心的兴起正促进全球本土化和非西方文化复兴的进程。
挑战者文明
本土化和宗教的复兴是全球现象。从亨廷顿看来，挑战者文明亚洲的自信来源于经济的增长，穆斯林的伸张相当大源于社会流动和人口增长。中国和其它亚洲社会的经济发展为其政府提供动力和资源，穆斯林国家人口的增长为原教旨主义、暴恐和移民提供生力军。他认为21世纪最初几年可能会发生非西方力量和文化的持续复兴，及非西方文明的各民族与西方之间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冲突。
核心国家
西方边界的形成，欧洲的范围结束于基督教的范围终止、伊斯兰教和东正教的范围开始的地方。欧盟扩大成员国优先考虑文化上属于西方及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欧盟与西方文明范围相重合，一直未吸纳穆斯林国家土耳其。西方与东正教的文明断层线穿过乌克兰，把东仪天主教的西部与东正教东部分离开。亨廷顿认为乌克兰和俄罗斯关系的发展有三种可能：一是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很小；二是乌克兰沿文明断层线分裂成两个相互独立的实体，东部可能与俄罗斯融合；三是乌克兰还是统一的、充满裂痕、独立的国家，总体上与俄罗斯密切合作。2014年爆发持续到现在的克里米亚危机则是第二个可能，文明的冲突再次应验了。
对中国，客观论述了炎黄子孙的文化认同在大陆与港台、东南亚华人社会之间的联系及起到的积极作用。但在“亚洲：中国和美国”中则认为中国是谋取霸权，将美国树立为新敌人，挑战美国，还是反映出亨廷顿对中国还是沿用美国老一套的思维，对中国的印象仅是表面与外在，夸大了中国的国力，也夸大了中华文明对西方文明的挑战，对中国传统文化理解也不到位，只简单概括为权威等级与一致性，国家高于社会，社会高于个人，而没能划分出核心的家庭或家族层次。
对伊斯兰文明，亨廷顿认为没有凝聚力的意识，民族国家一直不太重要，缺少核心国家，伊朗、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土耳其都在积极努力在伊斯兰世界发挥影响并企图充当领导。
断层线
断层线原是地理学的概念，“地震的原因是地壳中的断层线，而且会沿着断层线发生。断层面与地面的交线称断层线，反映断层的延伸方向和延伸规模。
断层线不是由地震产生的，而是引发地震的重要条件，通过对断层线的研究，可以帮助人们预测地震，减少损失。亨廷顿借用此概念，在人类的漫漫历史中，所有的冲突，从原始社会的部落冲突，近现代社会的大规模文明冲突，其实内在都有其断层线的存在，称之为文明的断层线。文明的断层线引发了地震般的冲突，导致断层线战争。
亨廷顿认为冷战结束后，主要的冲突是不同文明的冲突，伊斯兰文明、儒教文明出现了拥抱现代化、拒绝西方化的现象。经济越成功的国家，未像西方国家期待的那样，接受西方的政治、文化、价值观，反而越来越强调自己民族的优越性，认为是自己的文化导致了自己的发展。西方文明不是普世价值观，而是独特的。在正在来临的时代，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
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关系几乎从来就不是紧密的，它们通常是冷淡的并且常常是充满敌意的。不同文明国家之间从历史上继承的联系，例如冷战时期的军事联盟，可能减弱或消失。在很多情况下，它们可能接近叶利钦所警告的：俄罗斯和西方未来的关系可能出现“冷和平”。其他文明间的关系可能接近一种“冷战”状态。
文明间的冲突有两种形式。在地区或微观层面上，断层线冲突发生在属于不同文明的邻近国家之间、一个国家中属于不同文明的集团之间，或者想在残骸之上建立起新国家的集团之间，如在前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断层线冲突在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国家或集团之间特别普遍。在全球或宏观层面上，核心国家的冲突发生在不同文明的主要国家之间。这些冲突中的问题是国际政治的典型问题，包括：1、对全球发展的相对影响力，以及对诸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全球性国际组织行动的影响力；2、相对军事权力，体现在核不扩散、军备控制和军备竞赛中；3、经济权力和福利，体现在贸易、投资和其他争端中；4、人民，包括一个文明的国家为保护其生活在另一文明中的亲族所作的努力，歧视另一文明的人民，或者将属于另一文明的人民赶出自己的领土；5、价值观念和文化冲突，当一个国家试图推行自己的价值观或将其强加给另一文明的国家时展开的冲突；6、偶然还有领土问题，在断层线冲突中，核心国家成为第一层次的参与者。
文明间全球均势的变化可能导致核心国家的战争。正如修昔底德所指出的，在希腊文明中，雅典力量的增强导致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同样，西方的文明史是一部兴起和衰落的国家之间的“霸权战争”史。相同因素助长不同文明中正在兴起和衰落的核心国家间冲突的程度，部分地取决于属于该文明的国家是以均势还是以搭车的办法来适应一个新的力量的兴起。搭车可能更是亚洲文明的特点，但中国的崛起可能引起其他文明的国家，诸如美国、印度和俄罗斯，采取均势行动。
在西方和中国之间缺少这种亲缘关系的权力转移中，武装冲突并非一定会发生，但可能性会较大。伊斯兰的推动力，是造成许多相对较小的断层线战争的原因；中国的崛起则是核心国家大规模文明间战争的潜在根源。
亨廷顿分析断层线战争的原因：历史上的冲突遗产，恐惧不安和彼此仇恨的历史记忆；人口比例的巨变，一方对另一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压力；政治上新兴政治实体对民主化的强烈要求。他指出断层线战争是间断性的，冲突是无休止的，只能暂时休止断层线冲突。
伊斯兰与西方
有时，和平共处占上风；但在更多情况下，它们的关系是一种激烈竞争的、发生不同程度热战的关系。
而在于这两种宗教的本性和基于其上的文明。一方面，冲突是差异的产物，特别是穆斯林的伊斯兰教观念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超越并结合了宗教和政治，而西方基督教则持有政教分离的观念。然而，冲突也产生于它们的相似性。这两种宗教都是一神教，与多神教不同，它们不容易接受其他的神；它们都用二元的、非我即彼的眼光看待世界；它们又都是普世主义的，声称自己是全人类都应追随的唯一真正信仰；它们都是负有使命感的宗教，认为其教徒有义务说服非教徒皈依这唯一的真正信仰。
一些类似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加剧了20世纪末伊斯兰教和西方之间的冲突。首先，穆斯林人口的增长造成了大量的失业，使得新近投身伊斯兰事业的年轻人大为不满，给邻近的社会造成了压力，并导致了向西方的移民。其次，当伊斯兰复兴运动使穆斯林将其文明和价值观与西方相比较之时，对它们的独特性与重要性重新建立了信心。第三，西方同时向全世界推广其价值观和体制、维持军事和经济优势的努力，以及对穆斯林世界内部冲突进行的干预，引起了穆斯林强烈的不满。第四，共产主义的崩溃消除了西方人和穆斯林共同的敌人，使它们彼此将对方视为主要威胁。第五，穆斯林与西方人之间的接触和混居日益扩大，激发了他们各自的新的认同感，并认识到他们的认同有何不同，对各自的民族特性以及不同于他人之处有了新的认识。两者的相互作用和混居还加剧了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即：一个文明的成员在由另一个文明成员所控制的国家中的权利问题。80年代和90年代，穆斯林和基督教社会的相互容忍程度都急剧下降。伊斯兰和西方之间冲突再起的原因，在于权力和文化的根本的问题。谁统治淮？谁是统治者？谁被统治？在冷战后的文明冲突中，穆斯林则将对手视为“不信神的西方”。他们认为西方骄傲自大、物质主义、压制他人、残忍、颓废的，不仅有原教旨主义的伊玛目们，还有很多被西方视为天然盟友和支持者的人。
西方面临的根本问题不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而是一个不同的文明——伊斯兰，它的人民坚信自身文化的优越性，并担心自己的力量处于劣势。伊斯兰面临的问题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而是一个不同的文明——西方，它的人民确信自身文化的普遍性，而且确信，尽管他们的优势正在下降，但这一优势仍然使他们有义务把他们的文化扩展到全世界。这些是造成伊斯兰和西方冲突的根本因素。
文明的未来
亨廷顿认为西方的生存有赖于美国人重新肯定他们的西方认同，以及西方人把他们的文明看作是独特而非普世的，并团结一致对付来自非西方社会的挑战。引用莱斯特·皮尔逊的话，“人类正在进入一个不同文明必须学会在和平交往中共同生活的时代，相互学习，研究彼此的历史、理想、艺术和文化，丰富彼此的生活。否则，在这个拥挤不堪的窄小世界里，便会出现误解、紧张、冲突和灾难”。最后，亨廷顿指出和平与文明的未来都取决于世界各大文明的政治、精神和知识领袖之间的理解与合作；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最大的威胁，建立在多文明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保障。文化是相对的，道德是绝对的。
修昔底德与中美贸易
上面提到的“修昔底德陷阱”，是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
2015年，习近平访美时在欢迎晚宴上表示：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
引用经济学家高善文的话：未来面对修昔底德陷阱下潜在的竞争甚至对抗的关系，中美之间更加需要一个共同的压舱石，而经贸关系无疑仍然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基础。要管理中美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我们必须继续把经贸关系视为长期最重要的压舱石。一方面要全力维护好WTO这一多边机制，同时对于WTO无法覆盖的领域，应当通过中美双边谈判来解决，应该就双方共同关切的核心利益、核心关系、核心做法建立准则，以此准则为基础，再进一步覆盖更多国家，从而完善目前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并确立一个更加牢不可破的中美经贸关系压舱石。
如上文的核心国家间的冲突，其中一点表现就是“经济权力和福利，体现在贸易、投资和其他争端中”，从美国看来，中国正在全方位地和美国争夺战略影响力和全球事务的主导权，并且越来越具有对抗性。中美贸易战也具有文明冲突的原因。
文明的冲突是核心的冲突，意识形态只是浅层的，即使是意识形态换了，文明的冲突还会存在。如果美国还是将中国作为假想敌，这样的冲突也就是换个形式而已。
与美国保守政治观点相对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中，不同的时期，文明有中心和边陲，有高端和低端，处于低端和边陲的国家、地区总希望从高端拿到新的文明成果来丰富、提升、发展自己，而高端和中心的国家和地区总有一种向四周扩散的趋势。在文明扩散和转移的过程中，一方面高端的先进的文明向低端扩散，提升了低端的水平，另一方面，在传播过程中会伴随着摩擦与冲突。第一，高端文明从高端的民族和国家孕育出，必然有那个民族和国家的特定，有价值判断的问题，在交流和传播中就会与接受地的文化产生摩擦；第二，高端文明必然会带有那个民族和国家的利益，就会与其它民族和国家发生利益上的碰撞。中国近现代面临西方文明的两次大规模进入，第一次是鸦片战争开始，给中国带来西方文明的同时也带来沉重的灾难与屈辱；第二次是20世纪下半叶，西方文明带来高新科技、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宪政政治的伟力，中国人民在全球化进程中，新的机遇与挑战并存。对于器物层面的比较容易认识和接受，而制度、文化层面的则不容易看清和接受，实践证明，如果没有制度层面上的改革和创新，提升我国的文明层次有一定困难；第二，没有民间力量的活跃，没有社会的生机和活力，要想持续发展是不可能的。
对于如何应对文化传播的两重性，第一，判断清楚，先进的文明就有为我所用，丰富发展自己；第二，文化摩擦和利益冲撞，应用国际间共同遵守的国际规章通过谈判、对话、协商，订立契约、双边或多边协议，来界定相互之间的利益，以求在双赢下实现文明的吸收和交流，如不能达成双赢，也要做到双方都能接受的条件下力争降低震荡，减少摩擦，避免冲突。
中国追求和平与发展，中国文化也没有西方式的侵略扩张，上述我国对待文明的准则体现了中国传统的追求双赢，避免冲突的理念，而非西方所假想的挑战者。
如何看待《文明的冲突》
亨廷顿的理论实质也是美国文明危机感的一个体系，主流的WASP（白人、盎格鲁-撒克逊人、清教徒）文化备受多元文化的压力，美国社会中WASP的比例有所降低，担心未来美国文明的核心价值与制度是否能继续维持。当然他们是不会明目张胆提出WASP至上，以免被扣上种族主义的帽子。
爱德华•萨义德曾撰文嘲讽说，亨廷顿的观点是 “无知的冲突”。 萨义德写道，亨廷顿轻率地将西方和伊斯兰世界简化为一个大力水手与布鲁托之间的鲁莽互殴：“文明之间不仅有宗教战争和帝王的征服，还有交流、互育和共享。这种不易察觉的历史因为急于把现实简化成文明的冲突而被忽视了。”
尽管亨廷顿此书对非西方社会的认识有失偏颇，甚至存在不友好之处，却是真实反映美国为主的西方看待这个世界的观点，抛出了一个引发更多关于国际关系关注与思考的框架。面对文明的问题切勿单方面思考，也切勿着急指责对方，从《文明的冲突》中体会西方人思维，认识他们看待此类问题的角度，了解他们的利益与主张所在，避免一厢情愿加大隔阂。和则两立，斗则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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