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重要的时代，总会留给许多人难以忘怀的记忆片段。一千个人回忆三线建设，也许会讲述出一千个热泪盈眶的故事。而今天我要诉说的，仅仅只是一个小三线的军工对三线的记忆片段。
一九八二年冬天，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十四岁的我和家人，被父亲工厂的一辆大卡车拖进了湘峰机械厂，被安置在一间大约十平方米的“干打垒”的宿舍楼内。在我眼里，湘峰是一个比农村还差还艰苦的地方，真的不如我们农村。可在农村人眼里，我是吃国家粮的，进城享福了。这种落差，很难形容，我哭丧着脸。当时，父亲耐心地劝慰我，说这比他来时好多了。当年，他背着包到这里报道时，可以说什么都没有。他丢下包就去进行选地址，测绘，画图等工作。父亲还说，如果他晚一天来，我就会在这里出生成长，不用等到相隔十四年才来这里。听父亲诉说，我才知道，父亲接到调令时可带母亲同来，他决定第二天去公安局迁母亲的户口，然后一起来。没想到一个电话，让他马上起程。他想都没想，打包就走了。这一走，就是夫妻分居十多年，直到国家为解决知识分子两地分居问题才团圆。
时至今日，我就此事追问父亲，是否后悔那时的匆匆前行。父亲说，不后悔，那时，“三线建设”是全中国的“天字第一号”工程，是压倒其他一切的重中之重。中央一个号召，要什么给什么，要哪个厂就给哪个厂，要什么人给什么人，大家都觉得参加三线建设很光荣，没什么计较。没有房子，自己搭建；没有菜吃，喝盐水汤。那时的原则就是“先生产后生存。”“先生产后生存”，在今天看来，这显然与以人为本的现代精神相抵触，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却是天经地义的革命精神。就像“说走就走的旅行”，对现代都市人来说，是时尚和洒脱。对我们父辈那代三线人而言，则是使命与担当。更多的还是荣耀——那个特殊年代，自己能“好人好马上三线”，参加国家保密的军工事业的建设，施展一腔报国热忱，这是何等的信任与幸运！最让父亲津津乐道的是，他作为一个小小技术员，在省城开会汇报时，住在只有省委领导才能住的宾馆，享受省级领导的待遇，那时，他真的很激动。他说，从这些小事上看出国家对三线建设的重视。后来，我翻阅三线建设的史料，印证了父亲当年对三线建设的理解。（从1964年到1980年，在长达16年的时间里，国家在“三线建设”上的投入达2052.68亿元，占同期全国基建总投资的39.01%，超过了1953年到1964年11年间全国全民企业基建投资的总和。）真正了解三线建设的历史，我理解了父辈们的选择和奉献。
那时候，虽然很艰苦很辛苦，但是父辈们心中都有着一种信念，就是祖国需要我，人民需要我，一定要把自己的工作干好。父亲说他印象中，没有人偷奸耍滑，也没有人消极怠工，没有人提条件，也没有人抱怨，大家都为了三线建设攒着劲拼着命。那时每人全凭一双手、一把锄头。现在一辆推土机两天就能完成的工作，当时需要100个人忙活半个月。那时的工资是一个月29块钱，有些不理解的人嘲笑三线职工干一个月，不如一只“老母鸡”，还真的有一位老母亲以此为由逼着自己儿子回农村的。就这样艰苦的环境下，父辈们艰苦奋斗，以一九六五年为起点，在湖南涟源一个小山村那荒芜的山坡上，从基建到建成投产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建成了一个小型的兵工厂。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单一到多品种，这些优秀的三线人，一次又一次，用行动，用喜报向寄予厚望的上级领导汇报。
父亲讲述他们在三线建设中拿到多个第一的喜讯时那份自豪，没有参与的我是无法体会到的。我印象最深一条喜讯是湘峰机械厂的广播传播出来的，那是我厂夺得三五榴弹的研制任务。那时，我听到喜讯笑得特开心，因为，父亲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那时，我和众多三线子弟一样，进入父辈们建立的工厂，继续着三线建设的事业。不过，我们进入不久，国家体制改革，大部分三线厂经历改革合并重组，也有很多三线厂迁入就近的城市。
一九九一年，湘峰厂就近迁入娄底市，又一次大迁移，卡车载着家具和离厂的人络绎不绝，离开涟源，开在通往娄底城区的路上。被长时间的车程折腾累了的孩子，趴在大人怀里，偶尔伸出头回望，眼神里有眷恋不舍，也有对未来城市生活的好奇与向往，我想他们的心情也如我当初进入湘峰一样。当时并没有人能想到，在随后的日子里，迁入城区的三线厂陆续破产，自豪了一辈子的老职工，会遭遇下岗。
大经济转型期，改革的阵痛难免，而三线厂曾经的光荣，注定了它在现实中的落差更加巨大。然而，不管是父亲还是我，不管我们经历的是什么，我们回想起来，都对自己参与三线建设无怨无悔！或许是长期的耳濡目染，我们也受了父辈们的影响，承继了军工之魂，总觉得，作为一个军工，铸剑卫国是很自豪的。作为一个三线人，许许多多特别的记忆，总是在不经意间，被某些数字，被某些特有民词重启，重启之后，那些曾经的美好，曾经的付出，就像电影里的片段，一幕一幕的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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