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夷夏之辨：
①“律度”即戒律。释迦摩尼为一贵族，佛教戒律可谓为贵族的民主宪法。
②“和居”表示为一个教会团体。这个团体有自己的绿度，因而具有独立的性质。
③佛教移植中国，可视为一个以宪法结合的外国（夷）贵族集团，插入到中国（华）社会中来。
④最初在文化上，僧侣实为一个天竺化的集团或阶级。
⑤释道安创“释”姓，“释”姓非外国姓、胡姓，而只具有宗教意义。这是夷夏之防的一个表现。
⑥僧徒有贵族性，是因为佛教团体享有种种特权，亦如社会上的大贵族。
Ⅰ.北方寺院有僧祗户为之种田输粟，有佛图户（寺户）担负各种杂役。
Ⅱ.南方僧尼也有白徒、养女。僧徒所享受的特权最重要的是不服兵役，其次才是逃避课税。
Ⅲ.僧侣本身也有上下、高低、贵贱之分。下级僧侣多为贫民，名僧则多为有文化的高等社会阶级的人物。其贵族性是指上层享有特权的高谈玄理的高级僧侣而言。
⑦僧侣或沙门不拜俗，现象上是僧俗的区别，实质上是夷夏的区别。
Ⅰ.不拜父母——社会问题。
Ⅱ.不拜皇帝、王者、官长——政治问题。
Ⅲ.忠孝都是儒家的观念，佛教徒不拜俗，让中国的君主政治难以容忍佛教的存在。
Ⅳ.调和夷夏：东晋释慧远提出佛儒二教可合而明的论点。唐宗密则发展成了释、儒、道三教可合而明之说。
⑧渐与顿之辨为夷夏之辨：
Ⅰ.谢灵运认为，华人易于见理，故闭其累学与渐悟，而开其顿了；夷人易于受教，故闭其顿了而开其累学与渐悟，顿与渐之分为华夷之分。
Ⅱ.印度佛教宗旨，原以为人须从“渐积”以成佛，无顿悟之说。佛教传入中国，在东晋以前也无顿悟之说。
Ⅲ.南朝刘宋时期，高僧竺道生创立顿悟之说的社会背景：刘裕自匹夫而至天子，在他当政之时，军政大权由世家大族移于非贵族，这是有形的人事阶级的破坏。竺道生的顿悟之说，则为无形的精神阶级的破坏。
Ⅳ.顿悟义之立，对于华为“顿了”，夷为“渐悟”，也是一种调和。
2.道教的清整者寇谦之与佛教的关系：
①寇氏家传之学为“张鲁之术”。
②寇谦之采用佛教徒输入的天竺医药天算之学，以改进他家世传的道教，是道教史上的重要事件。
③寇谦之吸取当时佛教徒输入的天竺的律学，以清整旧传的天师道，在道教史上则尤为重要。
④寇谦之假托神道，以《云中音诵新科之诫》清整道教，革去三张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的伪法，专以礼度为首，是我国道教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⑤天师道的非礼无法，为当时的士大夫所诟病，清整天师道已成为道教本身的一个要求。
⑥寇谦之的《新科》“专以礼度为首”，则是当时格义之学礼、律互相拟配的必然结果。
⑦寇谦之清整男女合气，借用了佛教的淫戒。
⑧旧道教本来是要在合气之后，赠以“种民”（包含了道德的善恶、阶级的高下两方面）之名。寇谦之既然废除了合气之术，故提出了立坛宇，朝夕礼拜，其中能修身炼药，学长生之术的，即为真君种民之说。
3.佛教与四声：
①南朝文学界极重要的发明为四声。
②中国文士乃据当日转读佛经的三声，分别定为平、上、去三声，合入声适成四声。
③四声发明于南方。
Ⅰ.是因为南方能文之士，每人至少可说两种语言，一为洛阳语，一为吴语，对声音的高下重浊能够辨别。
Ⅱ.“燕、赵则多重、浊，秦、陇则去声为入，梁、益则平声似去”（《切韵·序》），都不可能成为四声的发明地。
④四声发明于南齐永明之世。
Ⅰ.四声的发明是善声沙门与审音文士合作的结果。
Ⅱ.善声沙门几乎全部都是居住在建康的西域胡人，或建康的土著，住在建康的胡人依其本来娴习的声调转读佛经，建康土著的僧徒受此特殊环境的熏习，天赋优厚的变成善声沙门。
Ⅲ.建康经呗之盛，始于南朝刘宋中期，极于萧齐初年。在此期间，建康审音文士所受影响极大。
Ⅳ.齐竟陵王萧子良鸡笼西邸既是审音文士抄撰的学府，又是善声沙门结集的道场。其于文士与沙门之间所起的沟通作用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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