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威格生于锦绣,当时的欧洲经济与文化蒸蒸日上,在秩序井然的生活下,没人相信会有战争的席卷,暴力与这个文明、理性的时代似乎格格不入。
茨威格生活的维也纳更是当时欧洲文化的中心,德意志文化、西班牙文化、法兰西文化等诸多文化河流汇聚于此,维也纳海纳百川的包容性也吸引了诸多不同的人到来,其乐融融。
“自己活,也让别人活。”是维也纳的著名原则,犹太人、基督徒、德意志人、捷克人在这里和平相处。茨威格在看到飞机轻易飞过国界时,想到日后国界是否会消失。
当一名犹太人提出犹太人该回到自己古老的故乡建立自己国家时,所有人都表示震惊与不悦,人们相信在这个进步的时代下,一切偏见都会消除。
电影《布达佩斯大饭店》而一个繁华的时代能持续多久呢?
弗洛伊德将文明与文化比作一层薄纸,随时可能会被潜意识里的破坏力量戳穿。
所有的美好止于1914年的夏天。“一战”的开始,划分出了昨日与今日。往昔的美好不在,取而代之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猜疑与怨恨,在欧洲蔓延开来。
日益繁荣的欧洲带来的不是和平,穿越国界的飞机不是为了消除国界。
眼前的发展并不能满足无限的贪婪,膨胀的野心总想要着比更多还多:“那种繁荣可能是来的太快了,欧洲的国家和城市都强大的太急速了,充满力量的感觉总会诱导人和国家去运用或滥用自己的力量。”
尽管财富满仓,还是想要更多的财富,尽管没有多余的人口,还是想要新的殖民地。茨威格找不到欧洲爆发“一战”的理由,没有正当动机,没有思想纷争,也不是为了边境线的土地,只能认为是“力量过剩”所造成的,每个国家都认为自己强大,并想夺取他人财富来使自己更加强大。文明不敌利益。
尽管敞篷货车上盖着粗帆布,茨威格也认出了那是大炮的形状。欧洲人文黄金时代逐渐消失,战争动员下,人们群情激奋,牺牲精神与爱国主义的言辞,如同惊涛骇浪席卷而来,冲破正常世界的秩序。
电影《1917》被追杀落入水中的英国士兵,突然看到水面上的落花作家们纷纷用文字来激励奔赴前线的士兵,而茨威格认为:作家应该是人类人性的维护者。茨威格对人类在人性与精神上团结的美好愿望遭到了爱国主义者排斥,他并没有陷入到周围的狂热与歇斯底里,他编写戏剧来反战,坚持着自己心中对和平的愿望,他说:“这世界如此荒诞,但我们觉得自己没有义务去附和它。”
茨威格在一次演讲中强调:“新的教育必须从改变了的历史出发,其根本核心在于,必须更加强调欧洲各民族的相同点,而非其矛盾。孩子们被教导热爱家乡,诚然无可厚非。而我们希望的是,除此之外,还要教育他们热爱欧洲,我们大家共同的家乡,乃至整个世界和全人类。祖国这个概念,不是怀着仇恨的表达,而是运用在与其他国家的联合上。”
在“一战”结束21年后,“二战”爆发,身为犹太人的茨威格四处奔走,故土难回,他出版的书曾以数十万数百万册在书店和无数家庭中占据稳固地位,而后因为希特勒禁令而成为禁书,再也买不到,在图书馆里被塞进“毒草专柜”,他说:“我花费四十年在全球建立起来的一切,顷刻被这样一只拳头击碎。”
时代巨变之下,文人的一点声音仿佛杯水车薪。在看《昨日世界》时,时常会想起张岱的《陶庵梦忆》,两者同样见证了往昔的美好是如何被战争碾碎的。茨威格在书中说:“我内心深处的这个愿望,我四十年来全身心致力于的这个目标:实现欧洲的和平统一,已经成为泡影。我毕生热切追求全人类在人性与精神上团结一致,在此刻,我比任何人都更加需要牢不可破的精神团结,但竟遭遇如此无情的排挤,这时,我感到一生之中未有过的孤独。”
清末民初,梁济喃喃问:“世界会好吗?”梁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天往好里去的。”梁济说:“能好就好呵。”三天后梁济投水自尽。
这个世界会好吗?也许茨威格在心里问过同样的问题。
电影《1917》在电影《1917》中,被派去送信的两个士兵望着被砍倒的樱花树,一个问:“这些樱桃树都死了吗?”另一个回答:“不是,果核腐烂的时候还会再长。到最后会长出更多的树。”
我们今日距茨威格所处时代已过百年,冲突的阴影似乎也并未完全褪去,有分离核子的科技,却没有弥合人与人的裂痕的良药,对于过去的与正在发生的当心有戚戚。
不知今日明日,是否会重蹈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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